俾路支民族主義，背後還有英國影響
曼蘇·艾哈邁德（巴基斯坦拉斯貝拉大學教授）
古拉瓦爾·汗（巴基斯坦拉斯貝拉大學教授）
文/觀察者網
【導讀】 近年來，俾路支分離主義勢力多次襲擊了在巴基斯坦境內的中國人。回溯歷史，俾路支民族主義本身就是分裂的，其形成也不僅與巴基斯坦中央政府的政策有關，歸根結底還是起因於英國殖民對當地部落結構的破壞。
文/ 曼蘇·艾哈邁德、古拉瓦爾·汗 譯/ 觀察者網 傅洛拉
俾路支民族主義最適合通過族群-象徵主義（ethno-symbolist）理論來解釋。這一理論將現代民族（nations）視為較古老社群（被稱為種族[ethnic]或族群[ethnic groups]）的擴展形式，而現代民族主義則建立在這些預先存在的種族和文化群體之上（見Smith，1995，2001年和 2004年）。
俾路支民族主義和巴基斯坦聯邦內部俾路支人的怨恨表明，塑造俾路支民族主義演變的一切都與歷史、身份和資源有關。事實上，俾路支民族主義本身就是一個古老的現象，可以追溯到巴基斯坦成立之前。
然而，巴基斯坦剛建國後出現的俾路支人的不滿情緒是新出現的，其指向不斷變化。
就俾路支民族主義而言，它隨著1839年英國人抵達俾路支斯坦而出現，並在隨後的幾年中不斷發展。
根據1876年喀拉特汗與英國政府之間的條約，喀拉特在1947年印巴分治之前是一個半自治汗國（注：當時是最主要的俾路支政治實體），英國政府對其擁有宗主權。
在印巴獨立後，根據1948年3月喀拉特汗——米爾·艾哈邁德·亞爾汗（Mir Ahmed Yar Khan）和巴基斯坦首任政府首腦穆罕默德·阿里真納簽署的協定，喀拉特併入巴基斯坦。
即使在喀拉特完全併入聯邦之後，俾路支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模棱兩可的，直到1970年它被承認為聯邦的一個省。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一些顯赫的酋長和部落精英在內的俾路支領導層一直在向巴基斯坦歷屆中央政府爭取，讓俾路支取得省級地位。
因此，在隨後的時期中，俾路支民族主義成為爭論的焦點，其特點是夾雜著同化和政治實用主義的矛盾力量。這一時期，政治實用主義在該省的大多數政治和部落首領中達到頂峰。這是一個兼有分裂、結盟和派系分化的時代。
然而，儘管如此，大多數俾路支民族主義政黨在省級自治、資源控制和該省大型專案建設等俾路支民族問題上持有共同立場。
在1970年的大選中，俾路支-普什圖民族主義政黨全國人民黨（National Awami Party）拿下了省議會，並贏得了該省在國民議會中相應席位的多數，還與伊斯蘭教義聯盟正式組建了省政府。
然而，全國人民黨領導的省政府是短命的。薩達爾·阿陶拉（Sardar Attaullah）的全國人民黨省政府被指控為分裂主義者，儘管這些指控從未得到證實，但省政府依然以此為由而被解散了。新上台的省政府是親聯邦的，但俾路支省的領導層代表發現很難與新政府保持一致。
引起俾路支人民對聯邦嚴重不滿和深切憂慮的，不只是全國人民黨省政府的解散。之後還有大約50名該党高級成員被監禁，他們被指控犯有叛國罪。
這引發了新一階段的衝突，並強化了俾路支民族主義者對聯邦的反感。俾路支領導層和聯邦之間的怨氣和對抗最終導致了1970年代俾路支省的反叛和隨之而來的軍事干預。與以前的衝突相比，這回更加激烈和血腥。
然而，當齊亞·哈克（Zia Ul Haq）將軍在1977年作為軍事獨裁者奪取政權後，釋放了包括俾路支領導人在內的所有被拘禁的民族主義者，專門用來審理他們的“海德拉巴法庭”沒有取得任何結果就無疾而終。
從1977年到21世紀頭十年，似乎是俾路支民族主義者和巴基斯坦聯邦之間平靜的時代。人們看不到任何一方有什麼重大的攻擊性的舉措，反而能發現俾路支民族主義政黨和領導人訴諸于獲得更多的省自治權並控制本省的資源。
有人可能會爭辯說，由於上述原因，俾路支人未能融入主流聯邦政體，這助長了俾路支民族主義，尤其是其在巴基斯坦境內的強硬派別。值得注意的是，俾路支民族主義在其指向和演變上並不是單一的，尤其是自1970年代以來。
它有兩個主要部分：聯邦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和強硬民族主義者。前者正在努力爭取最大限度的省級自治和控制巴基斯坦聯邦內俾路支的資源；而後者則要求自決，特別是自21世紀頭十年以來，而且他們正在為俾路支省的獨立進行低強度的戰鬥。
俾路支民族主義意識的增強，似乎也是對巴基斯坦聯邦不公平的俾路支省社會經濟政策的反應。但俾路支民族認同的出現，是由於對印度-伊朗腹地俾路支人造成破壞性影響的歷史、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
俾路支民族和民族建設發生在與英國殖民主義和次大陸國家化相關的、快速變動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下。喀拉特汗國的主權是因英國干預俾路支地區而終止的，這種干涉一直持續到1948年俾路支省正式成為巴基斯坦聯邦的一部分。
英國在印度次大陸的統治，給俾路支的政治和社會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它打破並重新定位了部落結構的傳統平衡，到那時為止，原有部落結構幾乎沒有承載任何集體族群認同。
俾路支省的社會雖然在英國人到來後進行了重新定位和重組，但英國人出於純粹的戰略原因修建的公路和鐵路線，並不符合人民的社會和經濟需求。同樣地，英國人建造的通訊網路也沒有連接俾路支的傳統人口中心。
這一時期發生的社會經濟發展是不對稱的，因為英屬俾路支省的相對快速發展，削弱了喀拉特汗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重要性。
在獨立後的場景中，俾路支省的部落首領和政治精英互相競爭，他們的政治自滿和經濟利益蓋過了俾路支民族主義。在任何時期，如果俾路支省的一部分人對聯邦不公正的俾路支政策表現出極端的怨恨，並因此採取了反對巴基斯坦國家的激進道路，同時，相同族群中的另一部分人就會與統治機構站在一起，反對他們的同族。
俾路支社會的部落結構從未使他們變成一個具有牢固的民族主義議程的民族。
（本文摘譯自《The History of Baloch and Balochistan – A Critical Apprais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