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衝突，全球社交媒體成為認知交戰新場域
沈逸（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2022年的俄烏衝突，可能成為數字時代國際安全危機的又一個典型案例。
相比之前而言，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全球社交媒體平台成為了衝突雙方，尤其是支持烏克蘭的歐美國家政府以及主流媒體實施系統性認知作戰行動的新場域。
美西方國家、持特定立場的非政府組織、形形色色的非國家行為體，系統性地展示如何運用西方意識形態-媒體霸權，在全球輿論場進行資訊操控與認知塑造的戰略行動，讓各方對認知交戰有了全新的認識和理解。
認知交戰三步驟
認知交戰的第一步，是構建單向度的資訊流動場域。
具體來說，就是用行政指令、國內政治正確氛圍以及關係網絡，系統性地阻斷俄羅斯政府官方帳號及其主流媒體在全球社交媒體平台的發聲管道。
具體操作中，較為典型的，一種是通過行政法規，由監管部門通知媒體運營平台，阻斷、封堵乃至刪除發佈有利於俄羅斯資訊的帳號，無論帳號屬於機構還是個人。另一種更加赤裸裸的方法，是修改平台運營規則，讓不利於俄羅斯的非合規資訊，包括仇恨言論及非常典型的虛假資訊，在平台上可以獲得單向度穿行的權利。
META在這方面做了比較全面的演示，在內部工作電子郵件中，公開指示允許那些違反平台反仇恨言論規定但不利於俄羅斯的消息，可以通過審核，實現有效發佈。烏克蘭政府的官方帳號，則因此獲得了持續發佈包括但不限於虛假戰果在內的多種虛假資訊，以塑造有利於烏克蘭的認知和輿論氛圍。不利於烏克蘭的資訊，比如烏克蘭與新納粹之間的關聯、烏東地區普遍存在的人道主義災難，則均無法在平台上獲得規範條件下應該獲取的推送和流動。
認知交戰的第二步，是形成有利於衝突一方的敘事結構，通過選擇性地挑選使用國際法條中的部分字眼和段落，按照美西方政府的主觀理解，構建闡釋框架。
這部分美西方主要是通過與政府自覺保持高度一致的西方主流媒體，以及政治認同上被西方軟實力和公共外交完成認知重構的非西主體，共同完成的。這其中最典型的是兩個相輔相成的現象：
一個，是危機暴發戶，一夜之間成為美西方媒體新寵的關鍵句「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以及「國際法」，簡單對比可以發現，無論是1999年轟炸南聯盟，還是2003年入侵伊拉克，美西方媒體均表現出了高度的自覺，瞬間轉型成為國際法以及和平的堅定愛好者，全然不顧轉型有多麼的突兀；
另一個，是系統性地重新定義北約的屬性，將這個美國主導下從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軍事同盟，渲染成為愛好世界和平、人畜無害的小怪獸，而有關俄羅斯的論述則不出意外地朝著妖魔化的方向大步前進。
認知交戰的第三步，則是對事態發展出現的動態資訊的矯正與規訓。
這方面美西方媒體收穫了前期通過軟實力以及發達的關係網絡在全球預置的戰略同盟力量，或者志同道合的非國家行為體，以及在非美西方國家分佈的「精神西方人」的大力支持。
這種支持的一個隱秘表現，就是在「事實核查」類網站中出現內嵌立場的辯護性核查：客觀上有利於推進反俄情緒，或者主觀上被核查者認為不利於烏克蘭政府的消息，會在事實核查的過程中，得到不同標準的對待，比如會以「無切實證據支持該官員是以官方立場代表***發表以上言論」等表述方式自覺/不自覺地幫助更加有利於特定立場的資訊傳播環境。
當然，META等平台通過執行內容過濾政策實現對烏克蘭政府一邊倒支持的做法，雖然贏得了巨大的道義加分，但同樣引出了後續思考的問題，即對西方世界而言，如此權力完全掌握在私營企業的決策圈手中，對國家安全，尤其是主權政府對國家意識形態的有效管控，顯然會造成至關重要的挑戰、威脅乃至傷害，危機之後對平台管理機制的完善與強化，有相當概率成為各方「事實上」開展務實協調的關鍵領域。
與傳統意義上的「輿論戰」有本質偏差
當然，和人們最初設想的不同，雖然「認知交戰」或者「認知行動」的籠統概念已經廣泛傳播，但從具體的實踐看，這種「認知行動」的發展方向，和傳統意義上的「輿論戰」和「宣傳戰」終究是存在某種本質的偏差的：
主權國家行為體，無法憑藉客觀實力的優勢，實現對於整個流程的壓倒性控制，資訊技術在數位時代發展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權力從國家向非國家，從傳統行為體向非傳統行為體之間流失的現象。
這在此次認知交戰的場域中有著鮮明的表現：
第一，憑藉在全球資訊流動中的非對稱影響力，在現實地緣博弈中實質性處於劣勢的烏克蘭獲得了某種非對稱的優勢，尤其是對美歐國家而言。
在現實地緣政治博弈中，烏克蘭被賦予的角色，就是注定成為「棄子」的「棋子」，其全部使命就是作為西方地緣政治上壓制俄羅斯的道具；當俄羅斯進行反擊時，烏克蘭按照傳統的遊戲規則是要被立刻拋棄的，這也是美英迅速向澤倫斯基提出政治庇護保證，邀請其流亡海外的核心邏輯。
但是，澤倫斯基充分利用了美西方國家為壓制俄羅斯而塑造的全球輿論平台，將其自身轉化成為在西方受眾中擁有巨大政治動員價值的政治符號。
這個時候，繼續遵循實力政治原則去處理烏克蘭問題，西方政治人物將遭到來自民間的反噬，真的變成任由基輔兌現的空白支票，意味著地緣政治上的災難，要在短期內摧毀這個符號，則意味著要承受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的重大挫敗；
放任不管，會出現更加微妙的場景，因為澤倫斯基在社交媒體上的表演性政治動員，對烏克蘭地面戰場以及俄羅斯是不會產生效果的，但是對西方國家內部的社會動員則會產生巨大效果，單純就一個」禁飛區「命題，反復提出訴求的澤倫斯基已經讓白宮陷入了「無可奉告」的境地，這種能力已經超過了克里姆林宮能夠達成的輿論壓制效果。
第二，全球社交場域中分佈的數位化的政治支票，最終會經歷競爭性擠兌的階段，並存在風險外溢的隱性風險。
此次烏克蘭事件中，全球出現了大量基於信仰西方普世價值，而無條件採信烏克蘭發佈資訊的活躍主體；在數位化時代後現代政治「話語等於行動，政治等於表演」的公式下，伴隨流量經濟的基本生態形式，這些來自全球的活躍主體，無意識間將自身的聲望與烏克蘭發佈資訊的真實性綁定在了一起，隨著烏克蘭事態的發展，最終會進入一個「支票兌現」的環節，即正在烏克蘭發生的事態將出現一個最終的結局。
而全球輿論場因為美西方對俄羅斯發佈資訊的系統性壓制，存在另一個對烏克蘭事件結局的預期版本。當現實版本與預期版本形成對照，或者說，到了開出的各種支票進行實質性兌現的階段，或許會因此出現一種比現在更出人意料的挑戰或者是衝擊。
第三，道德標準高企的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環境下，跨國非國家行為體的聯動為大國戰略博弈注入了全新的不確定性。
此次烏克蘭危機，可以看到西方國家在冷戰結束後三十年最成功的，就是用自由民主普世價值觀對民眾進行了結構性的洗腦；西方民眾中最活躍的主體，就是已經融合在這種非黑即白的十字軍東征型價值觀框架中的市民社會的活躍行為體。
這些行為體不能直接影響西方國家對外戰略的真實決策進程，但是對一般意義上的公司和企業進行具有網路暴力特徵的騷擾與脅迫，則是極為擅長的；這就是已經畸形高企的ESG標準背後的深層機制。
於是，出現的情況是企業開始基於非常標準的「寒蟬效應」，進行嚴格的「自我審查」，開始以各種方式與俄羅斯切割。短期看，這種切割放大了西方國家對外戰略的壓力效果；中長期看，帶來的問題是，如果俄羅斯抵抗到底，而西方政府又不願意和俄羅斯直接交戰，那麼就會陷入「面對滿地打滾的熊孩子的父母」的處境——
對西方民眾來說，他們不過是在堅持西方政府教導的「真理」，是「沒有錯的」，但其實這種「真理」本質上是西方國家對外戰略的包裝，而非實質，根本在操作上不具備實現的可能性；到時候真正陷入困境並被民眾的憤怒反噬（想想被洗腦幾十年突然一朝醒悟自己被騙的誤入傳銷組織的個體可能有什麼樣情緒化的反應）應該就是華盛頓和倫敦的某些人了。
啟示
整體看，俄烏衝突已經系統地在軍事、政治-外交、金融-經濟，以及網路-認知等形成了多個交互影響的場域。美西方及其意識形態在冷戰結束後三十多年時間裡所取得的軟實力成就，成為對此次衝突產生重大影響的一個關鍵因素。
當然，最終決定衝突走向的是在更加客觀而非主觀的場域，如軍事上真實的勝負得失、政治-外交上真正達成落實的協議和政策，以及在金融-經濟領域經過時間發酵而最終形成效果的各種舉措。但主觀的網路-認知領域的交互仍然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網路-認知領域的力量分佈，往往呈現與現實世界的錯配，一如此前在全球範圍普遍出現過的那樣，當最終客觀世界的事實發展戳破了主觀認知構建的泡沫時，最早出現的，大概率不是對主觀認知的反思，而是基於挫折-攻擊機制的憤怒宣洩，由此帶來的俄烏衝突的衍生性二次傷害，也應該成為負責任認識和理解俄烏危機後續發展並做好應對準備的重要關鍵之一。
從中長期的時間跨度來說，每次出現當新的技術發展，轉換成新的權力要素，進入以國家安全為核心的戰略博弈領域時，都存在從不均衡到均衡、從躍遷發展到回歸的過程。這一方面是由人的認識與實踐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新技術和新要素的不均衡分佈和不平衡發展所導致的。
此次烏克蘭危機，是認知域行動第一次在公眾公開感知和見證的情況下，於全球進行大規模實踐的經典案例；主權國家在參與的同時，顯然也會認識到強化安全規制，構建新規範與機制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迫切性。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論是從冷戰後國際體系發展的宏觀維度，還是從數位技術滲透影響國家戰略博弈的視角來看，此次烏克蘭危機中各方的全球認知博弈，已經對未來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