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社會經濟

找工作「怎麼這麼難」:那些青旅裡的中國年輕人

上海的一起一起青年旅舍,攝於今年10月。每晚幾十元的青年旅舍已成為去城市找工作的中國年輕人集中的地方。
上海的一起一起青年旅舍,攝於今年10月。每晚幾十元的青年旅舍已成為去城市找工作的中國年輕人集中的地方。 

文/紐約時報中文王月眉

上海市中心的一家青年旅舍裡,吹風機單調的嗚嗚聲和食物攪拌器刺耳的旋轉聲不絕於耳,空氣中散發著辛辣方便麵的味道,23歲的伊森·易(音)在琢磨著生活之難。

「為什麼我一個本科生為什麼我找不到工作?」坐在旅舍共用休息室裡的易先生失望地問道,他剛花了一整天時間面試工作崗位,但毫無所獲。「為什麼別人都是只賺三四千的來找我,有時候覺得怎麼這麼難?」

中國各地的廉價旅舍裡都有人在問這個問題。隨著中國年輕人失業率創下歷史新高,這些旅舍已成為在大城市裡碰運氣的年輕人的避難所,他們在接二連三的面試後需要找個地方休息,為下一個建立聯繫的會面制定行動計劃,或再投一份簡歷。這些旅舍幾十元一晚的上下鋪聚合著人們的焦慮、希望、絕望和抱負。

在易先生住的一起一起青年旅舍,新入住的人在網上瀏覽著招聘廣告,牆上的地圖標記出上海小籠包最好吃的地方。正在給父母打電話尋求建議或安慰的應屆畢業生對於牆上為當地喜劇節目做廣告的海報基本視而不見。

大學畢業生過剩意味著,不願意去外地面試並自己支付旅行費用的候選人可能很容易被淘汰掉。
大學畢業生過剩意味著,不願意去外地面試並自己支付旅行費用的候選人可能很容易被淘汰掉。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當記者問他在旅舍裡一直在幹什麼時,閑坐在冰沙吧旁的易先生回答說:「思考人生。」

許多住客都是滿懷希望地來到這裡。易先生從湖南的老家第一次來到上海,很高興地看到這座城市裡有許多外國人,因為他想從事國際貿易或翻譯工作。他上週六到了上海,本週已安排了幾場面試,他週末出去逛了逛。晚上,他回到旅舍整潔的房間,他和另外三人同住在一個帶有洗手間的房間裡,每晚住宿費95元。

但到週一晚上,他已經灰心喪氣。那天上午在一家初創公司的面試幾分鐘就結束了。幾小時後,他收到了另一家公司的回絕通知,他在來上海前已在網上面試了那家公司。他的期望薪資是每月至少7000元,略高於上海的平均水平,但找到這麼高工資職位的可能性似乎很小。

「現在我其實還是很迷茫的,」易先生說。他說話時,用毛巾裹著濕漉漉頭髮的住客從大廳裡輕輕走過。「當然我爸爸剛才又說了,沒關係,再找。但是說實話還是要說到這個問題,成本這方面我也說實話不想浪費太多,所以時間上是有限的。」

這種旅舍之所以有必要,部分原因是中國白領就業市場競爭異常激烈。最理想的機會仍集中在上海或深圳等少數大城市,儘管全國各地的大學和大學畢業生的數量猛增。後者的過剩意味著,不願意去外地面試並自己支付旅行費用的候選人可能很容易遭到淘汰。

一對年輕人在北京一家青年旅舍辦住宿登記。
一對年輕人在北京一家青年旅舍辦住宿登記。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就業競爭已變得更加激烈。今年6月份城鎮16至24歲人群的失業率已升到了21.3%的歷史新高,那之後,政府停止了發布這個數據。就連一些已經找到工作的年輕人因為工資太低,付不起長期租房合約的押金,或因為害怕突然被解僱,都不敢簽長期租約。易先生的上鋪室友就是這種情況。

這種競爭也給植燕然(音)帶來了沉重的壓力,她一天前從江西老家來到上海,住進了這家旅舍。到達的當天,植女士有三輪面試,第二天又有兩輪,她面試的是人力資源職位。沒有面試安排時,她一直在繼續提交新的申請。

儘管如此,植女士說,她覺得自己落在了她研究生同學的後面,他們畢業前很早就開始找工作了。她九月份才開始找工作,那之前,她「躺平」了「很久」,她說。

究竟多長時間?她是今年6月畢業的,過了兩個月才開始找工作。但植女士堅持說,那已經是很長時間了。「現在找工作很難啊!」

來自中國天津的24歲大學畢業生易波(音)在北京一家青年旅舍工作站的電腦前,他正在北京找一份教育行業的工作。
來自中國天津的24歲大學畢業生易波(音)在北京一家青年旅舍工作站的電腦前,他正在北京找一份教育行業的工作。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植女士對她住的五人間挺滿意,每晚的住宿費是80元,但她也有一個小小的抱怨:旅舍的氣氛不如她想像的那麼活躍。植女士曾想結交些朋友,但似乎所有不待在自己房間裡的客人要麼在安靜地低頭看手機,要麼坐在個人工作區用電腦。

「很像大學宿舍加圖書館,」植女士邊說邊在她自己光線昏暗的小隔間裡安靜地吃完了外賣晚餐。

雖然剛畢業的人失業率最高,但其他人找工作也不容易。晚上9點左右,外賣員在旅舍大廳進進出出,喊著訂單人的名字,30歲的克里斯·張(音)躺在沙發上想小睡一下。

北京一家青年旅舍的布告板。
北京一家青年旅舍的布告板。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張先生曾在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的杭州總部當程序員,拿著頗高的工資,但在今年早些時候被解僱了。他曾想留在杭州,因為他已在那裡買了房,還買了一輛奧迪汽車,但一直找不到一份工資足以支付他每年20萬元房貸和車貸的新工作。

所以一週前,他無奈地接受了一份在上海的工作,同時繼續在杭州找工作。他一直住在旅舍,因為希望在上海住的時間不長。他的銀色硬殼行李箱裡沒有多少東西,只有幾件胡亂摺疊的襯衫和短褲,佔了不到四分之一的空間,彷彿要將短暫停留的願望顯現為現實似的。

儘管如此,張先生承認現實可能更困難。「那時候眼睛閉著找,一年收幾十個offer都有,」他說。「目前確實形勢差得很。」

晚上10點左右,楊瀚(音)在共用休息室的沙發上疲憊地坐下,他剛打完一場即興籃球賽,滿頭大汗。楊先生今年6月剛從大學畢業,讀的是廣告學,他為了兩輪面試從河南老家來到上海。上海是中國廣告業中心,他說,他決心要在這裡找一份工作。

北京一家青年旅舍的大廳。
北京一家青年旅舍的大廳。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幾天前剛到時,他曾焦慮不安。但面試已經結束,他沒有什麼可做的了,只能等待。(但並非完全如此:他一直在考慮給一家公司的招聘人員發封后續信,再次列明自己的情況。)

楊先生坐在那裡,把從便利店買來的一份三明治和一塊另外買的雞胸肉拿出來吃——這既便宜又有營養,他說。最糟糕的情況是,他會被回絕,他說,那他就坐火車回河南,繼續提交簡歷,等待下一次來上海面試的機會。反覆這樣做,直到找到工作。

當然,他補充說,「希望不需要那麼多次的往返。」

連結:找工作「怎麼這麼難」:那些青旅裡的中國年輕人 –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imes.com)

農民工曾推動中國經濟崛起,現在他們已失去退路

文/紐約時報中文袁莉

XINMEI LIU

十年前,當張先生離開西北農村到大城市做電焊工的時候,工作機會有很多。他每天能賺三四百元,還能設法把大部分都存起來。

但今年,他還沒找到任何電焊工作。3月,他搬到南方大都市廣州後,唯一的收入來自他在一個社群媒體應用程序上銷售減肥產品,40天大概掙了6400元。他必須隨時回覆客戶的諮詢。現在他完全找不到工作,也花光了所有積蓄。他住在月租約400元的狹小單間裡,但依然要省吃儉用。我們談話的那天早上,他說他吃了一碗泡麵,每天就吃兩餐。

村裡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張先生的家人在一小塊地上種玉米,每年收入約1400元。他的祖父母都74歲了,仍然在務農,每人每月領取的養老金不到110元。他的父親在北京做農民工,母親失業了,目前正在找工作。

28歲的張先生要求僅具姓氏,他尚未結婚,也不打算要孩子。「太遠就不敢想,」他說。「眼前就是掙點錢嘛。」他說如果找不到工作,他很快就會回老家。

多年來,農民工一直是中國經濟崛起的祕密武器。他們離開農村前往大城市謀生,把賺到的錢寄回家,即使這意味著他們必須長時間勞作,住在擁擠的宿舍,也很少能見到親人。

他們建造了中國的摩天大樓、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但一些高級官員稱他們為「低端人口」。他們低廉的工資幫助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製造國,並讓這個國家的特大城市充滿活力喧囂。

如今形勢艱難,工作愈發難找,中國社會福利極其薄弱的約3億農民工幾乎失去了退路。他們享受不到和城鎮人口相同的醫保、失業和退休福利,哪怕後者的社會保障網也已滿是漏洞。一旦過了勞動的黃金年齡,農民工就得返回家鄉,不能成為城市的負擔。

因為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工作更少了,農民工是中國經濟低迷時期最脆弱的群體之一。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2020年的講話中承認,「經濟一有波動,首當其衝受影響的是農民工。」

2月,中國瀋陽。舉著招工牌尋找工作的農民工。
2月,中國瀋陽。舉著招工牌尋找工作的農民工。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他說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有2000多萬找不到工作的農民工返鄉。而在2020年,有近3000萬農民工因為疫情被迫留鄉,也沒辦法工作。

很難衡量當今的困境給農民工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失業率略高於5%,但這僅代表了城鎮失業率,而且也被認為是少計的結果。2022年,農民工的月均收入為4615元,還不到公務員的一半。而且這些數據也不完善,因為只包含了農民工能打工的月份。

習近平在講話中宣稱,2008年和2020年農民工的大規模返鄉沒有帶來任何社會問題,是因為他們「在老家還有塊地、有棟房,回去有地種、有飯吃、有事乾」。

但尤其是對那些曾在城市長大成人的年輕農民工而言,回到農村的前景往往是黯淡甚至令人恐懼的。他們都能看到未來的樣子。他們的父母和祖輩可能要勞作到身體無法再支撐的那天,生了病也不願就醫。他們通常沒有失業金,也不能像一些城市年輕人那樣可以依靠家庭,因為他們父母和祖輩的養老金「就能買個鹽」,另一位農民工杭特·葛(音)這樣告訴我。

「中國人沒有退休,特別是在農村,」他說。他的祖父已經90歲了,每天還在河南的一處農場清理豬糞。

葛先生17歲離開農村到工地和工廠打工。在蘋果代工廠富士康工作的六年間他享受到了紅利。但今年失業後,他拿不到任何失業金,由於地方政府負債累累,這種情況並不罕見。34歲的他如今在另一家蘋果代工廠工作,每天輪班10小時,住在工廠宿舍裡。

我們談話的那天早上,他剛剛結束從晚7點半到早7點的夜班。由於蘋果最新款iPhone的需求巨大,他已經連續工作兩週,沒有一天休息。

他覺得在父母和祖父仍在勞作的情況下,自己不能回到村裡無所事事。「 確實不合適,」他說。

1月,一名農民工在北京的火車站扛著兩大包行李。
1月,一名農民工在北京的火車站扛著兩大包行李。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採訪的大多數農民工都要求匿名,因為擔心遭到政府報復。毫無疑問,他們的日子比其他農民工要好些,也更關注自身的權利。至少在談論自身處境的時候,大多數農村人是比我採訪的年輕人態度更保守的。

「我的理想國家是百姓安居樂業,食品安全,身心言論自由,司法公正,媒體能揭露不公,對勞動者能給予五天八小時工作制,」失業的電焊工張先生說。「如果能做到這些,無論是哪個人執政,哪個黨派執政,執政多久,我都支持。」

農民工面臨的另一個現實是,和習近平說的不一樣,回鄉務農賺錢的路是走不通的。可供他們耕種的土地不夠多。他們在中國官方學術論述中被稱為「農村剩餘勞動力」是有原因的。

「就是那些打不了工的人去種,」西北省份甘肅的農民工關先生說,「因為收入太低了。」

30歲的關先生在深圳做了五年房產中介,2019年底回到老家,目前在工地開挖掘機。他住在工地用鐵皮搭建的臨時房屋裡,每天工作10小時,工資按天數計算,每天三四百元,沒有任何福利。

他想趁著還年輕盡量多賺點錢。根據他加入的許多工地微信群裡的消息,他也知道工程量正在減少,一些工人還被拖欠了工資。他覺得自己可能永遠沒辦法退休。

「其實說心裡話,整個人是迷茫的,」他說。「只能說是暫時自己先存錢,至於以後怎樣真的不好說。可能都活不到那個年紀。」

連結:農民工曾推動中國經濟崛起,現在他們已失去退路 –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im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