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導讀：現代性與民主自由的坍塌

文/張有志

多維新聞日前刊登一篇由記者許陳品所撰寫的〈自由主義故事破滅，台教授籲反思「現代性」背後的陰影〉的文章，對照於美國日前的國會暴動，或許更能反思美國民主在川普的民粹主義之後，將要何去何從的問題。

在川普的搧動下，美國人民衝入國會議事殿堂，致使選舉人團票數的清點與結果公佈程序曾經受阻。更令人遺憾的是，發生在這次的群眾暴動中，造成了5名「川粉」身亡，其中包括一名警察(也是川粉)在內。這次的群眾事件，被美國菁英份子，如國會議員及拜登本人，都把入侵國會議場者視為暴徒，同時強力聲明，將此行動等同於恐怖主義。

美國的精英集團，顯然並未對其所捍衛的民主政治，為何悖離原初設計所具有調節社會矛盾功能，卻出現美國反對美國」進行反思。要理解美國自身的創痛，或許站在美國圈外的觀察者，應該會更為清晰。

 1月11日政大歷史系教授劉季倫在其《史學家的職業傷害》演講中指出，倘若歷史是「過去與現代的對話」，此刻的人不應享有特權，去恣意評價過去是進步或非進步，才能與歷史進行真正有效的對話。劉季倫教授一身從事「歷史研究」他對於「對話」態度的慎重，正如他的嚴謹歷史觀去解釋對話中的「現代」意義。

現代與過去的對比，更多的含意是一種時間辯證的表達，現代是當前整體社會文明現狀的統稱。過去與現代成為歷史發展軌跡，變成了現代社會狀態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一種現代化的進程，啟蒙以來，西方學者喜歡用進步主義，形容現代化社會發展，或稱為進步社會，或稱之文明社會。正如同西方國家透視中國時，喜歡將中國歷史千年來發展的同質延續，批判為停滯的社會觀念一般。「進步的」的語詞，已經成為今天普羅大眾的口頭語，這就形成「恣意評價」的主觀妄言。

或因時間有限，劉季倫教授的演講，直接將重點放在「現代性」的概念，現代性是現代化的集約果實，因此具有整體的性質，劉季倫教授將重點放在政治民主、經濟工業、文明面貌三個部分。認為現代化帶來人類的好處，同時也有其陰暗面的存在。

西方對於民主政治的頌揚，是基於盧梭（Rousseau，1712—1778年）主張「社會契約論（經過同意才獲得統治權）」，作為民主制度背後的依據，法國社會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年）反思權力現象，指出「在民主法治之外存在一種微觀的權力（規訓，discipline）覆蓋在每個人身上，構成無孔不入的強力機制。」

古典政治學的主張，乃是基於個人權力與道德為基礎的假設，也就是為了公意，個人讓渡一部分權力，道德則是一種自治的情操，所謂自由已不侵犯他人為度。但是自治不敵他治(統治者)，權力則是無所不在，民主政治的法治，缺乏道德的自律，易失去公平正義的天枰作用。

其次，則是貪婪心態，工業化進程需求原物料充裕與貨銷市場，當西方國家發展後，文明間存在「文明與野蠻」的對比論述，西方國家對內雖然發展了民主政體，對外卻是透過暴力手段，建立殖民地統治。美西戰爭在菲律賓戰場造成100萬人喪生，並以「水療法」（Water Cure）對付菲律賓人； 1945年5月，法國殖民當局對阿爾及利亞然發動了大屠殺（Sétif and Guelma massacre），日本將台灣原住民（排灣族）放置於福爾摩沙土著村裡展示（居住展演），並不將他們當作人類看待。文明作為「文化與生活方式集結的表述」，原本應基於相互尊重的理解，卻因政經原由，合理化文明的等差，存在「貶抑與驕傲」態度。

劉教授同時也反省了當代政經問題，他認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與美國2007年的金融危機，對於現代化內涵，是必須重新省思，他引用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的著作指出，二戰以前，全球性敘事原有三種：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註：有學者稱為理性主義、現實主義、革命主義)，二戰德國戰敗，結束後只存在社會主義、自由主義；1989年蘇聯解體，社會主義弱化，只剩下了自由主義，2016年美國極右主義掌權，2018年安全戰略成為政策核心，自由主義遭受挫折，劉教授則以「自由主義敘事的破產」形容，這也是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所說的大幻想的自由主義之夢，而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學者福山，雖然他仍有期待，但也不得不承認這項現實。

目前，美國仍處於總統交接的過程，全世界的人都在觀察，總統交接是否能和平過渡。1月13日又見到CIA提出警訊，提示美國在1月19-20日總統交接，宣布就任時刻，或許有武裝暴動在全美地區發生的可能。民主政治最有價值的敘事，便是以「紙彈替代子彈」，以「數人頭替代打人頭」的秩序建立，爭權力可以不那麼血腥，但如今卻也陷入這個尷尬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