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導讀】毛：在大陸，蔣輸了；在台灣，蔣贏了，我們輸了

文/張有志

【多維TW】2021年1月號由李明通所撰稿的〈大軍壓境，以戰止戰的「武力解放」〉一文指出，中共在遼西、徐蚌（大陸稱遼瀋、徐蚌會戰）、平津三大戰場取得決定性勝利後，國軍僅剩100多萬人，分佈在新疆到台灣的廣大地區與漫長戰線上。1949年3月，中共舉行建政前最後一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七屆二中全會，在暢想建政的同時，指出「今後解決這100多萬國民黨軍隊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

所謂「天津方式」即「用戰鬥去解決敵人」——東北野戰軍在平津會戰中，以29個小時攻克華北重鎮天津，全殲國軍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部13萬餘人。在抗戰勝利後的第二次國共內戰中，透過武力解決敵人的「天津方式」，是中共「解放」國民黨統治城市或地區的主要方式；但各地「武力解放」各不相同，一念之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和平為名的「長春模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纂的《中華民國史》稱，長春圍城為「和平解放」，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歷史研究部編寫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也冠以「長春和平解放」。國軍長春最高指揮官鄭洞國也被給予「起義」待遇，文革中也未受到衝擊，後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黃埔同學會副會長。但對於長春50萬市民而言，長春圍城並不是「和平解放」，而是一場空前的慘劇。

6月時，新七軍、六十軍還能高粱米大豆各半，到8月時，只有精銳的新七軍新三十八師每週還能吃一頓少量大米摻多數大豆的「大米飯」、六十軍主力一八二師還能用三分之一的高粱米摻大豆外，其餘四個正規師遠低於這個水準，甚至僅發糧貸金不發軍糧。至於地方部隊只能以酒糟、糠麩充饑。軍隊尚且如此，城中普通百姓更加艱難，甚至發生「賣人肉」的慘事。整個圍城期間，餓死病死的無辜長春市民高達12萬。

為己所用的「上海模式」

1949年5月23日晚，中共以10個軍對上海發動總攻，25日早晨佔領蘇州河以南市區。25日中午，在中共「圍三缺一」策略下，湯恩伯下令撤退，至26日拂曉，國軍5萬餘人乘船從吳淞口撤出。撤退前，湯恩伯任命劉昌義為淞滬警備副司令指揮殿后部隊，執行破壞上海的「焦土」政策，但劉昌義見大勢已去，於26日投敵。

在發動軍事攻擊的同時，中共地下黨組織工人、學生、市民等開展護廠、保校、反遷移等鬥爭，保障了戰爭期間城市的正常運行，為中共接管創造了條件。5月27日，最後一股國軍在楊樹浦投降。中共進入上海後，又先後打贏了「銀元之戰」、「米棉之戰」，成功接管上海。

搶佔先機的「海南模式」

中共及毛澤東之所以要求「春夏之間」解決海南問題，在於這一季節盛行西北季風，由大陸吹向海南島，利於解放軍的機帆船渡海，到了夏季，風向相反，不利於帆船渡海，一旦錯過就要等到冬季。中共之所以難以下決心讓主力渡海，在於它的高風險與金門失利的教訓，希望籌集足夠的船隻後再行登陸，比如從蘇聯、香港購買登陸艇、機帆船。

然而，根據蘇聯解密檔案披露，最遲在1950年5月間，蘇聯已經同意北韓揮師南攻，而中共直到開戰前才被告知。6月25日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就進入台灣海峽巡航，使中共失去統一台灣的時機。所以，當時海南島渡海作戰若是延遲，則後果難料。

百密一疏的毛澤東

雖然歷史不能重演，但是毛澤東取得大陸的勝利，卻也有百密一疏的地方，胡宗南的兒子胡為真近日在他所著的新書中曾為其父翻案說，胡宗南的部隊雖然無力回天，但在個別戰鬥中仍顯示，他們是訓練有素的勁旅，在敵眾我寡情況下仍能奮戰到底。

至於西南戰役終歸失敗的原因，除了國際與國內的政經大環境之外，直接理由是蔣中正、李宗仁的雙頭馬車，雙方雖然都有決心作戰到底，但在自身已處於絕對弱勢之下，仍然不能合作；另外國民政府未能真正在西南各省扎根，地方軍政人物平日不敢違逆中央，到危機時就為自己打算。

相反地，共軍則是一條鞭指揮，更成功看出國府的弱點，以高明的迂迴戰略，集中實力進兵，贏得大陸方面作戰。

然而，也因為中共將重點放在擊滅西南的國府勢力，未在第一時間集中兵力攻台，加上古寧頭戰役的失敗等因素，導致驚魂未定的國府，在台灣站穩腳跟。1950年6月韓戰爆發，雙方對峙之勢形成，中共失去一鼓作氣解放台灣的機會。

毛澤東晚年曾承認，當時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仍有大軍，沒把二野、三野集中起來解放台灣，這是不能挽回的歷史錯誤，「在大陸，蔣介石輸了，我們贏了；在台灣，蔣介石贏了，我們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