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當大學教授變成臨時工,大學教育將走向何方?

每個與高等教育休戚相關的人,某種程度上都因「按需而定」的大學制度受到傷害。

文/看天下實驗室 李彤

博士畢業10年後,妮可仍未拿到任何一所大學的終身教職。

她習慣了每週坐4個小時火車前往三所不同的大學,以兼職教師的身份授課,拿著不足終身教授1/3的薪水。下個學期有沒有機會開課,能開幾門課永遠是未知的。曾在24歲便邁向學術巔峰,以兩種語言出版了重要策展讀物的妮可,在15年後認為,「博士學位毫無價值」。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歐美的大學教師正在被拋棄。大多數人和妮可一樣,只能成為「臨時教師」,游離於高等教育體系之外,成為了「按需定制」的零工,疲於奔命。

在中國,類似的現象同樣正在發生。隨著勞動力市場競爭的不斷加劇,博士們正面臨著更加嚴苛的入職標準以及不確定的未來。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嚴飛曾提到一位朋友,辛苦讀完博士已經34歲,找了一輪教職無果,去做博士後過渡,可他即將觸碰35歲的年齡關卡,也許以後只能在大學裡做一名兼職教師。

為何擁有最高學歷的學生,如今卻成為了最不穩定的勞動力?

在《學歷之死:美國博士消亡史》一書中,赫布·柴爾德里斯(Herb Childress)通過大量訪談與研究資料,剖析了高等教育的內外部力量如何一步步導向了這種令人遺憾的狀態。

這並不是一場僅與博士群體有關的變化,而是一場系統性的危機,影響到與高等教育休戚相關的每一個人。

01.

成為「零工」的博士

直至《學歷之死》一書的末尾,柴爾德里斯才講述起自己的故事。

1996年末取得博士學位後,他的畢業論文得到高度讚譽,並迅速出版。可直到44歲,他才終於找到一份博士後助教工作,而大部分終身制的同行,早在他這個年紀之前,就已經坐上了長聘席位。他的妻子諾拉也是如此,自1982年走上講台,收穫了30年的優秀課程評價,也在同僚不理不睬的態度中簽了30年的續聘合同。

不惑之年,柴爾德里斯完全陷入崩潰之中,他總是滿心嫉妒地與他人比較,「仿佛墜入深淵」,覺得當然是自己不夠好,是自己一路走來做錯了什麼,才遲遲拿不到教職。直到他開始與越來越多同事交流,發現校園裡大多是「臨時教師」:

海倫,2009至2013年在大學裡兼職教書,每學期給100多名學生上寫作精讀課,每週至少講4門完全不同的課程,在兩所學校之間穿梭五六百英里,工作超過60個小時,仍需要做各種兼職才能獲得一筆可觀的收入。

埃莉諾,在某大學一干就是11年,學術成果有目共睹,儘管如此,也只有等到新學期走上講台那一刻,才敢確定自己的「飯碗」還在。一次開學沒多久,學校因為註冊人數少直接取消了她的課程。

麗蓓嘉,在某研究型大學兼職了13年,終於等到一個全職職位時,意外發現另外一個候選人已經兼職了整整25年。最終,他們誰也沒得到這份工作。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高等教育已經逐漸被兼職人員所主導。陣容強大的「臨時教師」被冠以五花八門的稱謂:兼職教師、兼職講師、訪問學者、博士後研究人員、實踐類教授、駐校藝術家……它們掩蓋了一個萬變不離其宗的隱性條件:根據課程或學年需求得到工作,不保證長期聘用,報酬常常少得可憐,沒有資格參與設置課程大綱,甚至連自己的課都沒法做主,沒人支持他們兼顧教學與科研,且不享有任何福利待遇。

「我們尋覓過無數條出路,內心卻始終牽掛著失去的家園」,找不到教職的時間裡,柴爾德里斯曾推銷過傢俱,勘測過監獄的照明設施以及統計青少年服刑人員的收監時長,為學校改革組織工作。可他最懷念的仍是在杜克大學教書的那4年,「工作時,我每天都留意著日曆,心裡清楚這身在天堂般的時日終將過去,到時我會再一次被逐出這片樂土」。

「一種既不受歡迎又不被拒絕的狀態——成為象牙塔里可有可無的人,做著那些更出色的‘同類’所不願意做的事,」直到2013年,童年產生過的被拋棄、被排斥的恐懼不斷向柴爾德里斯襲來後,他選擇完全離開高等教育系統,「只有當我們承認自己是被驅逐的流亡者時,故事的結局才算完整。」

02.

臨時大軍養成記

既然兼職教師是如此糟糕的職業選擇,為什麼還會有人自告奮勇?高等教育又是如何導向了今天這般境地?

一個讓人無奈的事實是,博士勞動力市場越發過剩。1960年,全美各專業博士畢業生達9733人。到1975年,嬰兒潮中出生人口壯大了博士生的隊伍,使這一數字攀升至32952人。2015年,人數突破至55006人。大約5.5萬人湧入一個每年只能吸收2萬人的就業市場,還要與上一年度沒找到工作的人同台競技。還有前年,再前年……年復一年,無休無止。

目前大學教授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人,恰好獲聘於博士稀缺的年代。在過去,大學的發展速度不論在數量上,還是專業覆蓋面上,都超過了合格師資的供應速度。而今天,這個生態系統裡的物種已然超標,成為一名大學教師之艱辛程度,不亞於成為一名出色的運動員,因為從幼年起,他們身上就集中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的付出。

這意味著每一步都不能出錯。

你得出生於書香世家,順利考上名牌大學的本科,攻讀名校的博士學位,一拿到博士學位,最好能立即成為科研專案的助理,以共同作者的名義發表論文,並得到主要科研資助機構的認可。而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你沒有足夠的資源遇到一位願意疏通關係的引薦人,即便再訓練有素,也很難成功走上教研崗位。當你想要另謀出路時,會發現學術訓練的能力常與市場需求脫節,學術領域獎勵的是對現有知識和現有做法的不滿,而商業領域獎勵的則是無需審視,把事情做得又快又穩妥。

可大學究竟為何不能提供穩定的師資招聘?柴爾德里斯告訴我們,諸多「無心插柳」的聚集效應造成了這一局面。

出生人口下滑讓全美院校面臨招生壓力。不少院校在2000-2010年期間拼命建設,以應對20世紀80年代激增的學生,卻沒有預料到此後入學人口大幅回落,學生個體的流動性也在不斷上升。除去頂尖名校,普通大學需要爭奪生源,院校自身都無法確定最終能招到多少學生,自然無法提供穩定的師資招聘。

勞動力市場變幻莫測,瞬息萬變,我們再也無法預言任何單一的經濟發展方向將具有持久的價值。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的分類被質疑,今天法醫學成為熱門專業,明天可能就變成人工智慧。職業技能越來越傾向以散裝、細微的形態出現,而學校的應對之策則是推出更多各種各樣、曇花一現、順應潮流的課程項目,臨時教師的出現成為必然。

2023年4月10日,美國紐澤西州羅格斯大學教授、兼職講師和研究生罷工。這是該大學257年歷史上的首次罷工。工會領導人表示,他們要求加薪,為兼職教師提供更好的工作保障,並保證對研究生的資助等。

院校針對日益多元的學生群體作出的非常有力且有效的回應,也在無意中促進了臨時教師隊伍的發展。無線連接、學習管理系統、本科生服務學習、社區參與等投入,也擠壓了用於發展教學的開支。

最終,教學工作被外包,博士們成為「按需而定」的大學體系的附屬品。柴爾德里斯在書中寫道:「大學教師的工作,本質上變成了一份‘零工’,就像給Uber當司機,或是在‘跑腿兔’網站接單一樣,本質上毫無區別。」

03.

無一倖免的旁觀者

「我真的很喜歡上您的課。您還教別的什麼課嗎?」大一新生向兼職教師發問,但那位教師只教那一門功課,兩人此後再無交集。

在歐美,按需而定的學者,像被沖刷上岸的廢棄品一樣,他們遭受的傷害是顯而易見的,但被影響的,遠遠不止他們。每個與高等教育休戚相關的人,某種程度上都因「按需而定」的大學制度受到傷害。有一些傷口肉眼可見、當場暴露,而另一些創傷則是文化與精神層面的。

大學中長聘制教師不得不在人手精簡的情況下開展院系的工作,包括處理日常事務、課外輔導學生、修訂課程或教學大綱、彙集多年勞動成果以應對外部評審等,但各方面人手均在日益減少。

研究生因學術視角的局限而苦不堪言,少有教師會對手頭的論題表達出獨到的見解。碩果僅存的那部分終身制教授埋首於自己的研究課題,研究生並沒有在集思廣益的氛圍中接受思想上的薰陶與挑戰,卻在為某位教授自己的課題專案打下手。

在課堂之下,為本科生答疑解惑的教師越來越少了。人們對大學教育的一大誤解是把它理解為一系列課堂體驗,卻忽略了智識成長之路中不可或缺的人文因素。

柴爾德里斯舉了一個例子。如果半數課程由非長聘制教師任課,即使學生迷上了其中某位兼課教師的想法,也沒有機會與之再度相逢,無法把這段師生關係引向一條穿越知識花園的嶄新道路。他們甚至連在課間都見不到那位教師,因為她正馬不停蹄地趕往另一所學校,上另一門課程。一旦我們把學院生活壓縮成只是「授課」而已,師生之間的督導關係便無從建立。

而社會階級的有別,更加劇了教育獲得上的不平等。在「按需而定」的席捲下,「零工」教師的數量和境遇,與學校間層次的差異息息相關。不同學校服務的是條件、目標千差萬別的不同學生群體,為此,學校聘用了截然不同的教職人員來完成相應的工作。

柴爾德里斯統計發現,在常春藤盟校,臨時教師只占少數,主要是研究生助教和通識教育課講師,學生們享受著穩定的師資和充沛的教育資源。相比之下,在工薪階級學校,幾乎3/4的教師是兼職人員,老師們操心著自己的經濟保障,註定無法給予年輕人耐心的指導,也無法吸引師生著眼未來,一起探索求知過程中的險途。

大多工薪階級學生,以為自己將踏入高等教育的烏托邦,最終卻發現自己上的不過是「名義上的大學」。正如斯坦福大學教育學教授大衛·拉巴里的論述所說:「每個人都可以踏進這扇門,但經歷卻各不相同,他們也因此獲得截然不同的社會利益。從這點上說,美國教育體系非常大眾化,也非常精英化;普通人通過教育向前邁步的概率很大,但步子邁得很遠的概率卻很小。」

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場系統性的危機。大學教師的權威性正在被消解。教師人數減少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我們並不是真正需要他們,他們可以被高效、價廉的臨時工或線上課程模組所取代。似乎任何比自己學生多了一些知識的人都足以勝任大學教師。

管理者也深受大學教師兼職化趨勢的困擾。根據入學人數的需求,在最後時刻填補職位空缺,使招聘工作成為每個學期都逃不掉的噩夢。

校長和教務長疲於奔波,四處尋求財政資助與機構合作機會,今天的高等教育只是大學提供的諸多內容之一。管理者缺少足夠的師資力量來推進他們不斷提出的完美倡議。沒有了從思想上遏制消費主義的刹車機制,大學校長心中的美好願景就無法兌現為新的學位課程,只能像煙花一樣劃破天空,閃耀一瞬,然後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當大學教師尚未被完全拋棄時,也許我們是時候停下來想一想:大學教育是什麼?大學應該秉持何種理念辦學?大學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而我們已經走偏多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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