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模糊vs戰略清晰：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兩難選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晨楓
5月4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主管坎貝爾在出席英國《金融時報》舉辦的全球座談會時稱，美國不會公開作出「協防台灣」的表態，因為這種做法存在「重大利益缺陷」。這就在事實上關上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戰略清晰」的大門。但「戰略模糊」也不是美國中意的選擇。
從雷根時代開始，美國不斷援引《台灣關係法》中「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的條文，暗示美國可能出兵干涉中國武力解放台灣的行動。「台灣關係法」並非「美台協防條約」，並不規定美國有義務出兵。這當然不等於美國就不會出兵。如果得到國會授權，還是可以合法出兵的，但遠不是自動授權。反過來，如果美國不出兵，也不違反任何法律。這就是台灣問題「戰略模糊」的由來。
美國肯定不願放棄台灣。台灣是第一島鏈的鑰匙，如果回到中國手裡，第一島鏈就瓦解了。第二島鏈很脆弱，下一道防線要退到阿留申群島、夏威夷一線。
但台灣也是守不住的。2015年的蘭德報告《美中軍事力量對比》已經認為美軍在台海不佔優勢；而2021年研究朝鮮半島和台海的蘭德報告《威懾管用嗎》直接指出：「只有中國的決心才是嚴重威懾態勢的主要障礙」（only China’s motivations as the major barrier to a seriously imperiled deterrence posture）。
對於美國來說，台灣的理想狀態是永久「獨立」，並接納美國駐軍。但從現狀到理想狀態之間是不可跨越的鴻溝。美國既沒有決心為此與中國打一場世界大戰，也沒有做好準備。不管反華勢力如何鼓噪，繼續保持「戰略模糊」是美國唯一的政策選擇。
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在3月3日舉行聽證會，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中將作證時也指出，美國不宜改變「戰略模糊」政策和公開承認台灣獨立，但應該加強在亞太的軍事力量。這反映出，美國戰略困局的根源在於美國認識到有三個地方對中國嚴重低估了：
1、嚴重低估了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速度。如果台海戰爭在今天爆發，解放軍將在短時間內取得壓倒性的火力優勢，並打垮台軍的有組織抵抗，美軍救援也無濟於事，這已經是不容置疑的了。
2、嚴重低估了中國經濟抗壓的能力。美中貿易戰已經打了三年，中國經濟越戰越勇，新冠的意外「加成」更是把一大坨砝碼壓到天平的中國一側。
3、嚴重低估了中國政府的領導力和執行力。改革開放以來的建設成就不說，在席捲世界的新冠惡潮衝擊下，中國最先受到打擊，卻最快控制疫情，最早實現復蘇。西方瞪大了眼睛在等待「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的時候，反而掉進了自己的「滑鐵盧」，被扒掉了底褲。
直到21世紀初，美國一直對政治、經濟、軍事上的絕對優勢有信心。美國認為在政治上有能力左右中國的走向，在經濟上能確保中國不能承受與美國敵對的代價，在軍事上更是能輕易挫敗解放軍的跨海作戰行動，因此有「戰略模糊」的威懾就夠用了，而且是無本萬利的。但現在必須考慮「戰略清晰」的問題了，壓力來自幾個方面：
1、台獨壓力越來越大。中國大陸不僅沒有在「蘇東波」後發生體制變更，反而在政治上更加自信，在經濟上更加發達，在軍事上更加強大，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和政治的雙中心之一。台灣所謂「國際空間」的收縮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台海軍事力量對比已經徹底失衡。大陸晶片科技的堅實而迅速的發展，可能使得台灣經濟最後的活力在10-20年內消失。
台獨已在水刑之中，要麼慢慢憋死，要麼趁還有最後一點氣趕緊蹦躂一下。台獨就像一匹瀕死的野馬，前面是解放軍的銅牆鐵壁，但還心存幻想：說不定可以一躍而過呢？而後面是美國的半牽半放。美國既不能放任台獨把自己拖進萬劫不復，又不能太罔顧台獨訴求，避免在不作為中喪失「可信度和可靠度」。
2、在一切為經濟建設讓路的時代，大陸是擔心台獨迫使解放軍在不利的時間和不利的條件下勉強渡海、解放台灣的。儘管大陸的決心從未動搖，最終必勝的信念也從未動搖，但這依然是一場需要盡一切努力避免的戰爭。中華民族復興之路受不得干擾。
現在不同了，說能輕而易舉打下台灣是不負責任的，但說有絕對把握是肯定沒問題的。這把握不只是對最終結果，還是對進程和代價的控制。雖然這依然是一場需要避免的戰爭，但理由只是人道。在軍事上，要打已經隨時可以啟動了。如果說以前大陸對台灣是：「別作了，別逼著我打你。」現在就是：「你敢作我就敢打，勿謂言之而不預，就怕你不作。」這使得「戰略模糊」實際上已經沒有威懾作用了。
3、美國對在軍事上打敗解放軍的渡海作戰越來越有心無力，在經濟上反過來依賴中國的合作，在政治上也對無法影響中國，因而充滿挫敗感。《台灣關係法》在很多角落裡被看作是對台灣的事實承諾，如果「戰略模糊」不能起到威懾作用，那就只有用「戰略清晰」了。在美國的一些角落裡，依然對自己的軍事實力抱有幻想，認為只要美國亮出確切無疑協防台灣的立場，要麼能迫使中國知難而退，要麼在戰爭中徹底打斷中國崛起的進程。如果能在中國猶疑不決中爭取到最初的視窗期，「美台安保條約」和駐軍將永久性保證台灣「獨立」，進一步鎖定「戰略清晰」的好處。
但不管是「戰略模糊」還是「戰略清晰」，還可以深化為四個選項：
1、繼續保持「戰略模糊」，以軍火支援為主，即使在戰爭中，美軍也置身事外；
2、繼續保持「戰略模糊」，但美國內部明確規定，在解放軍主動攻台時，美軍必然出動；
3、轉向「戰略清晰」，公開承認台灣「獨立」，在台灣輪訓但不駐軍，只在解放軍主動攻台時，美軍再出動；
4、轉向「戰略清晰」，公開承認台灣「獨立」，在台灣駐軍，平時作為威懾，戰時直接參加保衛台灣。
第四個選項肯定觸發中國的《反分裂法》，而且不等美軍駐軍，解放軍的雷霆萬鈞已經降臨。
第三個選項也差不多，唯一的不確定之處是在美軍的輪訓空窗期發動進攻，趁虛而入，還是在駐台期間直接給予雷霆一擊，以儆效尤。
第二個選項對美軍在軍事上缺乏可行性。戰爭爆發時美軍再行調動，物資再開始運輸，為時太晚了。這裡還分兩個情況：
a. 美軍只從島外的第一島鏈基地出動，當然還有海上力量；
b. 美軍緊急增援台灣，直接協防。
情況a是各種軍演的基本設定，已經被一再證明越來越不可行。情況b的問題更大。在戰鬥條件下向台灣增兵，在運作上難度太大，這將不是在後方安全陣地上集結、然後成建制投入戰鬥的增援，台海戰爭不是海灣戰爭，美國沒有這樣的機會。如果島外美軍根本壓制不住解放軍的攻台火力，連自身安全都難保。直接登島、向前沿戰鬥陣地添油式地增援更是根本沒有機會，連基本的生存都難以保證。
第一個選項則是美國肯定丟失台灣。兩岸軍力的差距太大，什麼軍火都救不了台灣。
「戰略模糊」之所以模糊，就在於外界無法確定美國的反應是第二個選項還是第一個選項。如果美軍根本不參戰就丟了台灣，會使得美國對所有盟國的安全承諾全面破產，導致盟國體系的瓦解。美國決策困難的焦點在於第二個選項。
解放軍的攻台準備也都是按照美軍出兵進行的，美國也認識到了出兵無濟於事，使得「戰略模糊」的威懾不構成威懾了。解放軍有把握在台海發動就地攻擊，更是有把握在美軍準備完畢之前就奪取主動，使得第一個、第二個選項實際上也不可選。「戰略清晰」只是自動觸發了《反分裂法》，給解放軍打開了沒有終點的視窗期。觸發《反分裂法》只是給武力解放台灣的機器「通電」，馬達什麼時候轉動是由解放軍按電鈕的。
美國面臨的是雙輸選擇。要避免美國被動的立刻表面化，繼續保持「戰略模糊」是唯一選項。如果必須丟失台灣，慢慢從手指縫裡滑走還是比立刻人財兩空更好，更不用說還可能打成拆房拔灶。
美國的兩難反映的是美中易勢的大趨勢。中國軍事現代化還需要加速，深化美軍參戰也不可能改變台海局勢這一態勢。只有美軍戰敗對美國國運和信譽損害更大時，第一個選項才成為美國的唯一選項。
另一方面，台灣只是美中關係的一部分。拜登把美中關係劃分為三大部份：合作、競爭、對抗。在近期內，沒人對美中以合作為主線抱希望。在特朗普時代，對抗成為主線。在拜登時代，競爭還是對抗才是主線？坎貝爾指出，美國希望在近期就建立一個「相對穩定且可預測的競爭框架」。
隨著疫苗的施打，美國對經濟復蘇的信心越來越高了，但這只是在從很深的坑裡爬出來。從疫情在美國爆發的2020年3月以來，美國已經前後投入了5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通貨膨脹的危險日增。5月4日，財政部長耶倫在《大西洋月刊》的經濟研討會上表示，5萬億美元與美國經濟總量相比規模較小，但還是「可能導致利率出現一些非常溫和的上調」。耶倫當晚就澄清，她尊重美聯儲的獨立性，先前言論並非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預測或建議。
財政部長談論利率上調是破壞美聯儲獨立，這是犯忌的，本人就是上任美聯儲主席的耶倫當然很清楚這一點。更大的問題是，2008年以後，美國經濟對超低利率已經形成了深度依賴，耶倫自己任上幾次微弱的利率上調都引起軒然大波，美國人看待利率上調已經像看待經濟恐怖主義一樣了。利率上調成為了世間萬惡之首。最大的問題則是，利率上調會抑制股市。股市已經成為美國經濟的唯一亮點，把這點希望的泡泡也戳破了，那美國還有什麼念想呢？耶倫的利率上調暗示之後，紐約三大股指應聲而落。
但美國通脹危險並非空穴來風。5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2019年GDP的25%。作為參照，2008年中國「大水漫灌」4萬億人民幣的時候，相當於當年GDP的12.8%。4萬億人民幣經濟刺激的後果至今人們談虎色變，而且中國的4萬億人民幣主要流入基礎建設，還不是美國那樣直接流入消費和流通領域。美國的5萬億美元經濟刺激對GDP占比相比中國當年是加倍的，居然說「與美國經濟總量相比規模較小」，耶倫到底是心大還是言不由衷就只有她知道了。
5萬億美元消耗的也是美元的信用，耶倫的「經濟過熱」實際上指的是經濟燥熱，並非實體經濟的增長。美國勞工部資料顯示，3月份美國物價環比增長0.6%，同比增長2.6%，是2018年8月以來最大同比增幅。世界性的物價和物流價格上漲才剛開始。
一旦美聯儲必須升息，對美國國債利息支付、民間債務和消費的壓力是巨大的。美國只有尋求中國的經濟合作才能避免通脹和利率上調的壓力，為此美國需要取消對中國商品的關稅，對沖物價上漲。還需要中國也取消對美國商品的關稅，增加美國的出口，拉動美國經濟。
5月5日，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在《金融時報》的線上活動中表示，非常期待在近期與劉鶴正式會談，價值3700億美元的中國對美出口商品的關稅問題將取決於對話和第一階段協定執行的成果。有意思的是，戴琪說到，這在時間上至關重要。在5個星期前國會任命聽證會上，她還說美中貿易會談只有在「時機合適的時候」才會恢復，暗示當時的美國並不急於恢復。
馬上就是貿易戰三周年了。在特朗普威脅貿易戰的時候，沒有多少人對貿易戰的範圍和烈度有充足認識，更是不乏天要塌了的災難預言。三年下來，天沒有塌，中國越戰越抖擻，疫情後經濟強勢恢復更是遙遙領先於全世界。拜登不僅需要中國在一般商品進出口方面與美國合作，還需要中國在美國基礎建設和新能源方面合作，戴琪也特意提到了與中國在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問題。自然，她的著眼點是外貿層面。
在被問及美國是否會與台灣地區展開自由貿易談判時，戴琪表示，美國與台灣的任何經貿往來都必須與拜登政府的其他國內外政策目標相協調，事實上等於是擱置了與台灣達成全面自由貿易協定的前景。
坎貝爾對「戰略清晰」的否決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宣示的。
在幾天前的4月30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阿斯彭研究所回顧拜登上台100天的研討會上，答覆主持人《華爾街日報》華盛頓執行編輯塞布（Gerald Seib）關於美國對台立場的提問，說到美國已向中國表明，反對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立場。這當然是虛偽的，一直在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始終是美台。但在美國是否採取具體行動的問題上，沙利文回避了公開的澄清。
坎貝爾澄清了美國的立場，直接否定了「戰略清晰」。他指出，台海的任何衝突都不大可能被控制在一個狹窄的地理區域內，將帶來全球的巨大經濟損失：「我認為，衝突會迅速擴大，並將以無人能夠預料的方式從根本上破壞全球經濟。」
坎貝爾指出，美中都認識到，台灣保持某種程度的現狀才符合兩國最佳利益。這是不對的。永遠維持現狀是符合美國利益的，但維持現狀只符合中國的短期利益，不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然而，正如《紐約時報》所指出的：「美國和台灣越是要關閉統一的大門，北京就越有可能尋求武力統一。」北京一旦下定決心，美國已經無法阻擋了，而損失的不止是全球經濟，更是美國的國運和信譽。所以現在的唯一選擇是避免迫使北京下決心，繼續保持「戰略模糊」。
如果說以前的「戰略模糊」約束了中國的行動，現在的「戰略模糊」則是在為美國的未來決策留出後路。「戰略清晰」是特朗普時代以衝突為主線的戰略思維的延續，事實證明不符合美國利益，更是死路。
美國也需要在更多方面得到中國的合作。坎貝爾預期在未來幾個月內與中國在朝鮮和其他問題上進行「實質性的外交接觸」，就像氣候特使克裡和伊朗問題特使馬利已經在做的那樣。真正的短期和中期風險來自於「意外和疏忽」，要避免美中軍事力量在近距離非合作互動中擦槍走火。挑釁性的航行自由和抵近偵察行動可能會有所消減，這是符合美中利益的。坎貝爾希望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建立信任，並確保在危機時刻保持溝通，這也是中國一貫主張的。
台灣問題看來是白宮直接抓的，沙利文和坎貝爾都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沙利文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最高負責人，坎貝爾則是國家安全委員會裡亞太事務（實際上就是中國事務）的最高負責人，負責外交的國務卿布林肯反而成了旁觀者，儘管國務院先前是小動作最多的。在蓬佩奧時代，訪台的副國務卿克拉奇和半途折返的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都是國務院系統的。在布林肯時代，「夾帶」在帛琉代表團裡的美國大使亨尼西-尼蘭和在法國「約飯」的代辦阿傑勒也是國務院系統的。可能到了紅臉、白臉換場的時候了。
但不管怎麼換場，「戰略模糊」而不是「戰略清晰」成為美國的政策選擇，和保持貿易交往而不是脫鉤成為美國的政策選擇一樣，都不是出於美國的主動選擇，而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