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主旋律：從「東升西降」到「大國競爭」

文/王崑義

2021年第13屆4次中國全國人大會議3月11日閉幕，這次會議不僅通過了兩個重要法案，一是修訂了1982年的人大組織法，二是通過了修改香港「愛國者治港」選舉辦法的決定，這兩個法案通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人大會場還產生了一個新語境，那就是「東升西降」，這可能成為後疫情時代美中競爭裡中國的主旋律。

這次在北京「兩會」會場內外出現的新修辭「東升西降」，被認為是回到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大會。在那場各國共產黨領袖雲集的大會上，毛澤東發出了冷戰的新信號，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而今天的「東升西降」，指的是通過新冠疫情，通過對中國年均GDP的測算，通過中國治理模式與西方民主衰落的對比，中國國力的上升和西方民主世界的下降兩種趨勢並行之下，中國可能提早成為世界第一，也可能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從而有助於完成民族復興的使命。

中國的「東升西降」

事實上，從1990年代冷戰結束以後，一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初起的30年裡，中國逐漸進行了一波又一波的外交轉向，也就是從「大國崛起」、「和平崛起」，到「戰狼外交」的出現，中國已經不再是那個「落後就要挨打」的中國，所以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式，中國在一百多年來屈辱之後，國家自信達到了最高峰，這也是過去所沒有的經驗，所以不得不讓剛上任的美國總統拜登提高警覺。

畢竟，在川普總統從2018年祭出對中國的貿易戰之後，中國的經濟並沒因此被美國打趴，反而是在去年疫情高峰時期，維持經濟成長率2.3%以上，在各國均呈現負數的情況下，中國的正數更是可以做為全球的表率。而今年初定的經濟成長率更高達6%以上，讓還陷在新冠疫情泥淖裡的西方國家瞠目結舌。

尤其是去年底抗疫勝利所自詡的「中國之治、西方之亂」，這就升級為今年初在中國開始流傳的「東升西降」，也是本屆兩會中不少高官如張春賢等不斷引用的詞彙。這相對於2018年貿易戰同時開始的反美主義宣傳，「東升西降」被認為已經不僅具有反美宣傳的意義，更具有反西方的色彩，還以中西之間的對抗主義自我解構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宣傳，進而自我導向一個中西對抗的競爭框架。

美國的「大國競爭」

在中國出現「東升西降」的主旋律之後，美國也不落人後，拜登總統也提出「大國競爭」的概念，美中兩國不僅對抗的形式初具，美國也意圖把西方盟友，以及印太國家拉進這個框架中。

拜登政府所提出的「大國競爭」，正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口中所稱，「中國是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而且類似俄羅斯、伊朗及北韓，許多國家雖然對美國構成嚴重挑戰，但「中國帶來的挑戰不同」，僅有中國有撼動現行國際體系的經濟、外交、軍事與科技實力，因此中國是唯一具有足夠實力，可以嚴重挑戰由美國所形塑的全球制度能力的國家。

可見，拜登政府是有意把美中競爭導向包括在經濟、外交、軍事與科技實力上的競爭。如果再看3月3日拜登總統所發表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的內容來看，拜登政府是把美中關係放在三個籃子裡，分別是對抗、競爭與合作等三大面向，而這三大面向是層層交疊的「一體三面」，拜登政府看待中國的重點在於，希望可以促使中國大陸在國際市場上遵守規則，也能夠跟美國企業有平等的競爭。

這種把美中的「大國競爭」從過去川普時期的貿易戰擴展到其他領域，中國同樣感受到美國日益增強的威脅。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美軍印太司令部正推進在關島部署陸基神盾系統的計畫。而3月4日印太司令部指揮官戴維森闡釋部署這一系統的理由是，因為關島現有設施是為針對防禦北韓而設計的，「不足以應對中國飛彈的威脅」。所以，美軍印太司令已經向美國國會提交在第一、二島鏈部署中程飛彈計畫。

在美國把美中的「大國競爭」導向軍事上的競爭之後，東亞地區的軍備競賽必然升高，所以大陸今年以6.8%的軍費成長雖然已經超過兩千億美元，但相較於美軍的軍費預算總量，也不過是美軍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見，在美中「大國競爭」之下，未來大陸軍費預算恐怕還會加速成長，這也可能導致東亞國家跟著加入軍備競賽。

美中的「價值觀之戰」

而在美中的「大國競爭」中，首要的就是「價值觀之戰」。

拜登把「大國競爭」放到美中關係上，顯見拜登政府仍會持續以競爭做為主軸，以個別議題的合作以及價值層面的衝突為輔。可以說，拜登團隊仍在繼承川普對中國強硬的基調，短期內雖然可能首重內政，對中國冷處理。但是，中長期則將持續以多邊主義為工具，以「價值觀」做為敵我區分的界線，深化和共同價值觀盟友關係，並以「價值觀」正當化對中國強硬立場。

當然，拜登政府推出的「價值觀之戰」，不同於冷戰時期圍繞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的競爭，當前的美中「大國競爭」，越來越趨向從科技到制度的全方位競爭，也越來越接近美國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預言的美中之間註定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從而可能在香港、新疆、西藏等問題惡化之後，引向兩國競爭的真正焦點——台灣。

外界解讀這才是這次中國「兩會」最大的懸念，也是北京政權在香港問題上急於廢除「一國兩制」、採取高壓政策的自然指向。在「東升西降」的國際局勢判斷前提下，中國最高領導人可能不僅不在乎國際社會對香港的關注，更有把握提早對台灣施壓，將台海兩岸間的統一當作民族復興的主要使命來追求，以此獲得中共黨內對其絕對主義領導權威的支持。

美中的「體系性競爭」

美中「大國競爭」除了「價值觀之戰」之外，它也會形成一種「體系性的競爭」。從拜登上台不到兩個月就出台了《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以下簡稱為《指南》），這份文件是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初稿和綱領。

拜登政府急於推出《指南》這一份綱領性文件，根本原因是面對世界權力結構的巨變，拜登及其外交安全團隊認為已經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在這份文件推出的同一天，國務卿布林肯發表了首場外交政策演講，就表明中國是本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威脅。拜登的國安指南將中國視為唯一能夠綜合運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對穩定、開放的國際秩序構成持久性挑戰的國家。

而拜登政府推出的《指南》是未來美國對外戰略的綱領，也被認為是「拜登主義」的基本內容，雖然拜登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在年內發表，但拜登基於統一思想，推出《指南》指導美國政府現行的政策和行為。《指南》列舉了幾項美國政府面臨的重大威脅，包括新冠疫情、氣候變化、數位威脅、暴力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核擴散等非傳統安全、美國自身內在的民主困局、全球權力結構失衡、新技術潮流的衝擊等。

而這種「體系性競爭」主要包括幾個面向：

美國面臨的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拜登在外交首秀，即參加七國集團領袖視訊會議的時候，提到了世界權力動力的變化。在《指南》中，拜登基本呈現了對這種變化的認識：一是世界秩序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非傳統」安全已經成為世界面臨的內生危險，尤其是疫情和氣候變化，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正在發生巨大但還未被充分認識到的變化，下一個「黑天鵝」可能就處在這樣的「非傳統」領域。

另外，技術發展改變了社會的組成結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規則；身份的

焦慮感不僅體現在種族之間，還表現為人與人工智慧之間的邊界。

第二，「歷史終結論」終結了，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崎嶇蜿蜒的。自由貿易被川普政府拋棄，「對等貿易」登堂入室，這其實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回潮。從美國貿易政策歷史來看，保護主義一直沒有中斷。川普政府關於「美國吃虧」的說法，被拜登政府繼承，美國在自由貿易體系中沒有賺到，而是被中國等新興國家賺了便宜。《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佛里曼曾經認為「世界是平的」，全球化會抹平各種差異，冷戰之後的「轉型理論」和「現代化理論」導向「歷史終結」的目的論。

但是，全球多元權力中心是世界本來的狀態，只是從現代以來「西方」壓倒了非西方，潮水退去之後，多元權力中心的價值觀、政治制度和復興的理想迸發出來。美國面臨的世界不是「平的」、「終結的」，而是多元權力中心已經出現的「復興夢」。

拜登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依然是領導世界，在《指南》中也透露了這樣的「野心」，沒有誰比美國更適合領導這個世界。羅伯特•卡根在《外交事務》上也發表專文指出，無論喜歡與否，美國都是超級大國。

美國人的「認知失調」在於，美國的實力已經冠絕群倫，但不願意承擔領導的責任。卡根並不認為美國已經過度擴張；美國當前的軍費開支和海外駐軍相比於二戰、冷戰，已經非常「克制」了。

而川普政府蠻橫的進一步證明了美國實力的「冗餘」，只是用了美國「過剩」的實力，就迫使對手做出讓步。卡根深受歐陸的現實主義影響，對美國這樣的海權國家的戰略多有批評。

在領導世界這一點上，拜登的意志和意願更加強烈，而在手段應用上，拜登是講求「套路」，適應已經變化的世界，那就是要全面加強美國的「實力地位」，打破內政和外交之間的界限，形成所謂的「整合型大戰略」。

拜登政府正式將中國定義為「體系性競爭者」，不同於川普政府的「戰略競爭者」，但這並不意味著拜登對中國政策會「撥亂反正」。2019年，歐盟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競爭者」，拜登的《指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借鑒了歐盟的做法。

有人認為，「體系性」的程度要低於「戰略性」，因為體系性競爭可以進行合作，布林肯也提出，對中政策「需要競爭就競爭，需要合作就合作」。《指南》中也提出了中美合作的四個議題：公共衛生、氣候變化、軍控和核不擴散。

所以，體系性競爭者意味著美國對中國認知的根本性變化，那就是中國成為新的體系性領導者，或者說中國成長為自帶體系的大國，體系性大國之間的競爭必然是體系與體系之間的競爭。這也是拜登政府不斷強調要重建同盟體系的根本目標，就是構建一個與中國競爭的體系，而中國承受的競爭、對抗或者合作的壓力將是來自體系，而不只是美國一個國家。

美中的「聯盟之戰」

在美中的「大國競爭」中，「聯盟之戰」又將成為新的國際主義趨勢。在拜登高舉多邊主義回潮的旗幟下，結合共同價值的聯盟國家，已經是拜登除內政之外，更急於實現的外交取向。

最顯著的是，3月12日美國總統拜登已經迫不亟待的與日本首相菅義偉、印度總理莫迪和澳洲總理莫里森舉行「四方對話機制」（Quad）下的首次領導人會晤。拜登會後透過推特表示，美國、日本、印度和澳洲致力於共同努力，應對我們面臨的共同挑戰，確保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自由和開放。

而這次的「對話」，也提出了5項聲明：

一、 我們召開會議是為了重申我們對澳洲、印度、日本和美國之間四方合作的承諾。我們帶來了不同的觀點，並為自由和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共同願景而團結起來。我們努力建設一個自由、開放、包容、健康、以民主價值觀為基礎、不受脅迫限制的地區。

二、我們共同致力於促進以國際法為基礎的自由、開放、有章可循的秩序，以促進安全與繁榮，應對印太地區及其他地區的威脅。我們支持法治、航行和飛越自由、和平解決爭端、民主價值和領土完整。我們承諾與一系列夥伴共同努力。我們重申堅決支持東協的統一和中心地位，以及東協的《印太展望》。

三、我們的共同目標要求我們應對最緊迫的全球挑戰。今天，我們承諾應對新冠疫情的經濟和健康影響，應對氣候變化，並應對共同的挑戰，包括在網路空間、關鍵技術、反恐、優質基礎設施投資、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以及海事領域的挑戰。

四、我們將在各國衛生安全方面取得進展的基礎上，共同努力擴大安全、負擔得起和有效的疫苗生產和公平獲取，以加快經濟復甦，並有利於全球衛生。我們對本國人民的健康和安全作出了堅定的承諾，但我們也認識到，只要這種流行病繼續蔓延，我們任何人都不可能安全。因此，我們將與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和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在內的多邊組織密切協調，合作加強印太地區公平獲得疫苗的機會。

五、為了推進這些目標和其他目標，我們將加倍致力於四國參與。 我們將把我們各國的醫療、科學、籌資、製造和交付以及發展能力結合起來，並成立一個疫苗專家工作組，以履行我們對安全和有效分配疫苗的突破性承諾；我們將成立一個關鍵技術和新興技術工作組，以促進在國際標準和未來創新技術方面的合作；我們將成立一個氣候工作組，以加強全球在緩解、適應、復原力、技術、能力建設和氣候融資方面的氣候行動。

這5項聲明被認為雖然沒有提到「中國」，卻處處針對中國。當然，這也反應出剛剛湊在一起的四國，在如何對中國的問題上還意見不一。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認為，在「遏制中國」問題上，四國遠未形成「統一戰線」；《南華早報》也提到，由於國內政治需求各不相同，四國難以在「遏制中國」問題上達成共識。

在美國重塑聯盟跟中國進行「大國競爭」的當下，美國還來不及提出具體可供凝結聯盟的價值意識。但是，中國卻在兩會中，已經型塑成一個完整的「東升西降」的價值理念，不管對香港、對台灣，中國都依照自己的政策節奏在走。所以，未來的世界，到底會是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壓倒東風，其結果恐怕不是只爭朝夕，還得爭朝朝夕夕。

（作者王崑義/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本文刊登於祖國雜誌，2021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