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雨詩 / 當造謠成為低成本工具，民主還剩下什麼防線？

曹興誠

文/廖雨詩

在高度對立的公共環境中，造謠早已不只是資訊失真，而是一種被反覆運用、成本極低的攻擊手段。它不需要完整證據，也不必經過嚴格驗證，只要敘事夠刺激、情節夠難堪，往往就足以把一個人推向被圍觀、被審判的位置。

這類操作的核心，從來不在於真假本身，而在於羞辱是否成功。一旦輿論焦點被引導到私德、隱私或難以自證的細節上，原本該被討論的公共議題便被有效轉移。造謠的目的，不是說服對方，而是讓對方在輿論場中「站不住」。

近日曹興誠所捲入的爭議，正清楚呈現這種操作的樣貌。無論後續的法律判斷為何，事件本身已顯示，只要指控足夠聳動，即便真假尚未釐清，羞辱效果往往已經完成。

然而，這類事件真正令人不安的，並不只在於名人是否能承受，而在於多數人其實承受不起。

對高度知名的公共人物而言，尚且可能因其能見度而引發討論、獲得部分支持者聲援；但對多數一般人來說，遭遇造謠與抹黑時，最常見的選擇反而是沉默。不是因為沒有委屈，而是因為他們清楚，一旦提告、公開說明或試圖反擊，往往只會引來更多流言、更多跟風攻擊，甚至讓原本有限的傷害被無限放大，嚴重干擾正常生活、工作與家庭。

在這樣的現實下，造謠者幾乎不必承擔等量風險。他們不必提出完整、可受檢驗的實質證據，只要故事夠吸睛，就能快速擴散；反之，被造謠者卻被社會期待主動自證清白——解釋私生活、澄清細節、證明自己「不是那樣的人」。這種正義邏輯的顛倒，使造謠成為一種極具效率的公共操作。

而不可忽視的，還有部分大眾在這類事件中所展現出的「看好戲」心態。當羞辱性指控出現時，圍觀往往快於查證，轉傳快於思考，嘲諷快於判斷。對某些人而言，事件是否屬實並非關鍵，重點在於情節是否足夠戲劇化、主角是否知名、是否能成為談資。

在這樣的氛圍下，即便沒有直接散布不實訊息，冷眼旁觀、幸災樂禍，甚至順勢附和的行為，本身也在無形中降低了社會對造謠的道德警戒線。落井下石被包裝成幽默，轉述謠言被視為中立，質疑受害者反而成了理性。於是，原本應該被共同警惕的手段，逐漸被稀釋為一場可供消費的公共娛樂。

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制度的回應顯得格外關鍵。台北地檢署此次作出的不起訴處分，在法律技術上或許自有其判斷基礎，但其客觀效果仍值得社會冷靜檢視。

當制度只聚焦於影像是否「技術上造假」，而未能正面回應羞辱性揭露本身的公共正當性問題，實際上等同於對這類操作降低門檻。對造謠者而言，風險可控；對被造謠者而言，壓力卻是長期且不可逆的。

更值得警惕的是，當社會輕率地以「他能承受」、「他本來就有爭議」來合理化這類手段時，實際上並非只在評價個案，而是在默默地降低所有人被制度保護的門檻——無論是否擁有話語權。在這樣的環境中，話語權不再必然是保護，反而可能成為被放大的風險來源。

民主社會的核心，從來不是只保護討人喜歡或立場正確的人，而是即便對某個人沒有好感、即便對其主張有所保留，也仍然拒絕接受以造謠、羞辱與私密曝光作為公共工具。一旦社會開始只在乎「他值不值得被救」，而不去追問「這種手段本身是否錯誤」，民主的防線就已經出現裂縫。

今天是曹興誠，昨天可能是學者、公共參與者，
明天，或許就是任何一個不夠沉默、不夠配合的人。

當造謠成為被默許的手段，當旁觀與跟風成為最安全的選項，公共討論所流失的，將不只是一個人的名譽，而是整個社會對公義、比例原則與制度自我約束的共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