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如何打贏與中國的冷戰？

文/紐約時報

在第一次冷戰中，美國和盟國擁有針對蘇聯及其衛星的秘密武器。

它既不來自中情局(CIA)，也不來自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DARPA)或者洛斯阿拉莫斯的武器實驗室。這個秘密武器是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之所以幫助了西方，是因為它使俄羅斯帝國背負了一個無法運作、不受歡迎的經濟體系，無法跟上自由市場對手的步伐。「他們假裝發工資，我們假裝工作」——這則關於工人階級天堂的工作生活的經典俄羅斯笑話，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一個擁有成千上萬個核彈頭的政權會退出歷史舞台。

現在我們正進入第二次冷戰，這次的對手是中國。這個結論來自本月在安克雷奇舉行的中美高層會議，雙方明確表示，他們不僅有利益衝突，而且還有不相容的價值觀。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直斥中國威脅「維護全球穩定的基於規則的秩序」。中國最高外交官楊潔篪回答說，美國必須「停止在世界其他地方推進自己的民主」。

幾天後，中國和伊朗簽署了一項為期25年、價值4000億美元的戰略協定，其中包括有關聯合武器開發和情報共用的條款。挑戰美國主導的「基於規則的秩序」——很難有比這更直接的交鋒了。

也許情況會好起來。但是，對此寄予希望是愚蠢的，更不用說認為拜登政府的和解行為能起什麼作用——除了給北京壯膽。不管你怎麼看特朗普政府或歐巴馬政府，並不是他們促使中國粉碎香港的民主制度，或殘酷折磨新疆的維吾爾人，或在南海違反國際法，或幫助北韓顛覆國際制裁，或使用軍力欺淩鄰國，或開展網路戰爭和工業間諜活動，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打擊美國目標。

因此，值得思考的是，這一次我們的秘密武器可能是什麼——如果有的話。並非像貿易制裁或海軍實力這種我們可以施加給中國的外在優勢，而是該政權無法擺脫的內在劣勢，因為它是該政權與生俱來的部分。

這樣的候選武器我想到三個。

首先是民族主義。自從中國領導人放棄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以來，民族主義一直是該政權合法性的兩個支柱之一（另一個是生活水準的提高）。民族主義解釋了北京對鄰國的海域和領土主張、其龐大的軍備、對台灣不斷升級的威脅，以及屢屢導致其他國家對其善意漸失的現象——即使是它想要示好的國家。

但是，堅定民族主義帶來的問題是鄰國怎麼反應。日本正在大舉增加軍備，把中國當成頭號對手。澳大利亞正在採取行動來遏制中國的影響力，雖然情勢略顯尷尬。越南越來越靠近美國。華盛頓無需鼓勵民族主義以從中受益。但為了鞏固這種默默的控制，政府所能做的最合適的事情就是重新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貿易協定，該協議被特朗普政府不假思索地毀掉了。

第二是個人崇拜的政治。自毛澤東以來，沒有其他領導人像習近平這樣鞏固過政權。在某些方面，這使中國的威權主義更加有效，在面對類似新冠病毒這樣的危機時，比起西方的混亂不堪的治理，威權主義的效果似乎令人羡慕。

但是習近平無法克服超級集權與生俱來的弱點。個體擁有的權力越多，整個政權就更易受到他的錯誤判斷的傷害。他越努力投射出無懈可擊的形象，就越有可能隔離掉不悅耳但必要的資訊。而且，他越是切斷內部的異議管道，就越能激起他試圖鎮壓的那種意識形態上和政治上的覺醒。習近平正在製造的正是那些有朝一日可能會破壞該政權的批評者和敵人。

最後一個是中國正在進行的不斷擴大的運動，目的是規範、監督和控制神——不是指至上的權力，而是指一種內在的聲音。

中國領導人（包括表面上較為開明的那些）一直在猛烈鎮壓精神和宗教運動——無論是法輪功、伊斯蘭教、藏傳佛教還是獨立的基督教會——因為宗教培養了不受政治控制的道德良知。

但是，道德良知是歷史上沒有任何政府能夠強迫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西方採用宗教自由原則是明智的。而且喬·拜登(Joe Biden)應該在每一個機會——包括邀請達賴喇嘛以及其他中國信仰領袖訪問白宮——強調與習近平的這一本質區別。

以上這些並不是說遏制北京不需要積極建立同盟、施加經濟壓力並保持強大的軍事威懾力。但是，當我們想像如何給第二次冷戰帶來和平的結局時，思考中國的政權會如何自取滅亡是有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