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體系性大國競爭」與產業鏈之戰

文/FT孫興傑、齊艷坤

拜登上台不到兩個月出台了《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以下簡稱為《指南》），這份文件是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初稿和綱領。

拜登政府為何在上台之後不到45天就出台了這樣一份綱領性文件？根本原因是情勢所迫，面對世界權力結構的巨變，拜登及其外交安全團隊深感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在這份文件出台的同一天，國務卿布林肯發表了首場外交政策演講，其中提到，中國是本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威脅。拜登的國安指南將中國視為唯一能夠綜合運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對穩定、開放的國際秩序構成持久性挑戰的國家。

拜登對華大戰略的輪廓初現，「體系性大國」是拜登政府對華認知的標籤，中美之間的競爭進入體系性競爭階段，而產業鏈之爭是中美體系性競爭的關鍵，也關乎中國成長為體系性大國的未來。

一

拜登政府出台的《指南》是未來美國對外戰略的綱領，也是「拜登主義」的基本內容，雖然拜登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在年內發表，但拜登基於統一思想，出台《指南》指導美國政府的政策和行為。《指南》列舉了幾項美國政府面臨的重大威脅，包括新冠疫情、氣候變化、數字威脅、暴力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核擴散等非傳統安全、美國自身內在的民主困局、全球權力結構失衡、新技術潮流的衝擊等。

拜登政府對「威脅」的認知和排序已發生重大變化。前兩項重大威脅可以說是長期性的，也被認為是非傳統安全，而關於傳統大國政治的認識雖然排在了第三位，但又與其他威脅纏繞在一起。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成為「唯一」能夠挑戰美國的大國，對俄羅斯的定性只是「決心在國際舞台發揮影響力」的攪局者和破壞者。

第一，美國和美國面臨的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拜登在外交首秀，即參加七國集團首腦視頻會議的時候，提到了世界權力動力的變化。在《指南》中，拜登基本呈現了對這種變化的認識：一是世界秩序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非傳統」安全已經成為世界面臨的內生危險，尤其是疫情和氣候變化，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正在發生巨大但還未被充分認識到的變化，下一個「黑天鵝」可能就處在這樣的「非傳統」領域。另外，技術發展改變了社會的組成結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規則；身份的焦慮感不僅體現在種族之間，還表現為人與人工智慧之間的邊界。

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對外政策的出發點就是美國的實力和獨一無二的地位。而對外政策的兩大主線表現為：「華盛頓共識」的傳播，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全球擴張；「歷史終結論」所代表的民主擴展，向全球推廣美國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這兩大戰略合二為一，成為「自由國際主義」的神話。但2008年金融危機打破了美國模式的魅力。市場經濟的擴展與全球化、自由貿易並行；改造中東、構建民主的衝動將美國捲入了持久的反恐戰爭。用美國外交政策專家拉塞爾•米德的理論分析，冷戰後的20年，追求民主擴張的威爾遜主義和關注美國商業利益的漢密爾頓主義有些泛濫，為了達成民主而對外用兵，最終導致美國外交政策的失衡。回歸本土優先的傑克遜主義和傑斐遜主義成為大趨勢。

第二，「歷史終結論」終結了，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崎嶇蜿蜒的。自由貿易被特朗普政府拋棄，「對等貿易」登堂入室，這其實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回潮。從美國貿易政策歷史來看，保護主義一直沒有中斷。特朗普政府關於「美國吃虧」的說法，被拜登政府繼承，美國在自由貿易體系中沒有賺到，而是被中國等新興國家賺了便宜。《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曾經認為，「世界是平的」，全球化會抹平各種差異，冷戰之後的「轉型理論」和「現代化理論」導向「歷史終結」的目的論。

不可否認，經濟全球化是迅猛的，幾乎囊括了全球表面，但經濟全球化只是一個層面，政治制度、價值觀念很難被同質化，相反，經濟全球化過程賦予了「非西方」國家和地區以財富和權力，增加了多樣性。筆者認為，世界進入多元權力中心的時代，不是「多極」，因為國際政治理論中的「極」主要關注實力，而非價值觀。多元權力中心是世界本來的狀態，只是現代以來「西方」壓倒了非西方，潮水退去之後，多元權力中心的價值觀、政治制度和復興的理想迸發出來。美國面臨的世界不是「平的」、「終結的」，而是多元權力中心的「復興夢」。

第三，拜登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依然是領導世界，在《指南》中也透露了這樣的「野心」，沒有誰比美國更適合領導這個世界。羅伯特•卡根在《外交事務》上也發表文章指出，無論喜歡與否，美國都是超級大國。美國人的「認知失調」在於，美國的實力已經冠絕群倫，但不願意承擔領導的責任。卡根並不認為美國已經過度擴張；美國當前的軍費開支和海外駐軍相比於二戰、冷戰，已經非常「克制」了。而特朗普政府的蠻橫進一步證明了美國實力的「冗餘」，只是用了美國「過剩」的實力，就迫使對手做出讓步。卡根深受歐陸的現實主義影響，對美國這樣的海權國家的戰略多有批評。在領導世界這一點上，拜登的意志和意願更加強烈，而在手段應用上，拜登是講求「套路」，適應已經變化的世界，那就是要全面加強美國的「實力地位」，打破內政和外交之間的界限，形成所謂的整合型大戰略。

第四，拜登政府正式將中國定義為「體系性競爭者」，不同於特朗普政府的「戰略競爭者」，但這並不意味著拜登對華政策會「撥亂反正」。2019年，歐盟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競爭者」，拜登的《指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借鑒了歐盟的做法。有人認為，「體系性」的程度要低於「戰略性」，因為體系性競爭可以進行合作，布林肯也提出，對華政策「需要競爭就競爭，需要合作就合作」。《指南》中也提出了中美合作的四個議題：公共衛生、氣候變化、軍控和核不擴散。體系性競爭者意味著美國對華認知的根本性變化，那就是中國成為新的體系性領導者，或者說中國成長為自帶體系的大國，體系性大國之間的競爭必然是體系與體系之間的競爭。這也是拜登政府不斷強調要重建同盟體系的根本目標，就是構建一個與中國競爭的體系，而中國承受的競爭、對抗或者合作的壓力將是來自體系，而不只是美國一個國家。

二

在中美關係中，彼此的戰略定位和認知是雙邊關係發展的關鍵。美國將中國定義為「體系性大國」，但中國的自我定位依然是「體系內大國」。未來中美關係是在同一體系內調整，還是兩個體系之間對壘？從拜登政府的《指南》中可以看到，給中國貼上「體系性大國」的標籤，迫使中國從體系中退出，是拜登對華戰略的根本目標。

卡根認為，在美國心目中，中國已經佔據了當年德國和蘇聯曾經佔據的位置。一戰前的德國是英國頭號地緣戰略對手，尤其是德國海軍擴張，挑戰了大英帝國的海上霸權。而蘇聯是美國的意識形態和核軍備的對手。美國對中國的認知疊加了一戰前的德國、冷戰的蘇聯以及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但中國與三者又不盡然相同，而是可以綜合運用經濟、軍事、外交和技術權力的複合型對手。2020年下半年，中美關係瀕臨冷戰邊緣，尤其是意識形態領域的競爭激烈。但是，中美貿易呈現兩位數的增長。原因是，中國雖然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方面與美國不在一個陣營，兩國卻處於同一市場體系之中，而不是分處兩個平行市場。換言之，同一市場體系是中美關係的牢固紐帶，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焦點是中美經濟關係，尤其是產業鏈。

第一，中國經濟和技術實力的增長是全球權力結構重構的動力。特朗普對華關稅戰、貿易戰、技術脫鉤揭開了美國對華經濟戰的序幕。拜登政府改變了特朗普後期對華「全領域」競爭的做法，比如不再使用「武漢病毒」、「中國病毒」等說法，但基本全盤接受了特朗普對華經濟政策。

第二，拜登維持了特朗普對華加徵的關稅，作為向中國施壓的工具，其目標並不只是貿易平衡，而是產業鏈競爭。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形成了一個複雜系統，不只是跨國公司、主權國家參與其中，而是多元主體，形成了複雜、多樣的自組織合作網路。正是因為特朗普政府對華為等中國企業進行一輪輪打壓，產業鏈、供應鏈的複雜性才受到廣泛關注。最新一輪全球化的最大特徵是「去邊界」，要素在全球市場的分配與自組織，形成了新的產業組織模式。新冠疫情之下的「口罩荒」反映了全球產業分布的新特徵，產業回歸的含義已經超出了就業這樣的經濟社會問題，而關係到國家安全。在「國家安全」的旗號之下，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重心從貿易向產業鏈轉移。

第三，拜登上台之後以「美國回來」取代「美國優先」，但「美國回來」的焦點是美國實力的建設，即在一個更有力的實力位置上與中國打交道。美國如何實現實力建設？核心一點就是重建美國的產業。產業是「公地」，集合了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和組織管理。產業結構的空心化，造成了美國就業結構、社會結構的畸變，種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共振造成了美國社會的撕裂。拜登承諾要「團結」美國，推行服務於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全球市場條件下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已經打破了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人力資本、訊息資本的邊界，形成了嵌套。產業鏈決定了一個國家在價值鏈中的位置，也決定於其創新水平，可以說，產業競爭是國家間競爭的核心與焦點。

第四，全球政治經濟體系已經高度複雜化，呈現出自組織的特徵，甚至帶有一定程度的「去霸權」色彩，但是，全球權力體系依然是金字塔式結構。自由貿易、產業鏈、供應鏈的背後需要地緣政治秩序的支撐，另外，科學技術與金融體系依然處於金字塔的頂端。在金字塔的中間位置，貿易網路已經高度網路化和扁平化，對權力的等級性結構造成了越來越大的衝擊。從全球體系的結構來說，貿易、經濟總量等呈現出多中心化的趨勢，尤其是全球製造業的中心已經轉移，對美國主導的金字塔結構造成了巨大的衝擊。金字塔中間部位的結構性變化，必然影響到金字塔底座和塔尖，即作為基礎權力的地緣政治、文明間關係，使之出現裂變，而塔尖部位的科學技術、金融競爭更加尖銳。最終的結果可能有兩個：一是從金字塔中裂變出新的金字塔結構，也就是兩個不同的體系；二是修補金字塔中間部位的結構性裂變。而產業之間的競爭關係到未來中美是處於同一個體系，還是裂變為兩個體系。

三

中美關係並非體系性大國的關係，而是同處單一但分層全球體系之內的大國關係。中美關係的變化是體系內的調整，而不是體系性大國之家對抗。

首先，中國拒絕體系性大國的身份認定，不可否認，中國是帶有體系性特徵的國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開放，主動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中國成為國際體系內的國家。在全球體系的金字塔中，中國不斷提升自身地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國並不是體系性大國，而是體系的維護者、建設者和改進者。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這不僅是中國的對外開放戰略的延續，也是中國的自我定位。

其次，全球體系已經出現了重大變化，沒有哪個國家要取代美國的地位，而是美國要從中部分退出。冷戰的終結並不是歷史的終結，美國的一超獨霸地位也只是歷史的一瞬間。美國之外的多元權力中心的出現打破了霸權更迭的周期律，權力流散之下，即使美國也無法回到曾經的輝煌地位。等級性的金字塔結構受到扁平網路化的衝擊，以產業鏈為基礎的經濟合作網路，以社交媒體為載體的人際網路，事實上以「增量」擴大了國際體系的容量。中美之間面臨著越來越多的關係到全球未來的議題，如公共衛生、氣候變化等。

最後，中國的發展與崛起得益於全球體系，中美關係是體系內國家關係的調整，美國即便將中國定義為體系性大國，也無法將中國排除在體系之外，讓中國承擔體系性的壓力。中國的發展是在體系內的發展，自身實力提升的同時，擴大了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聯繫，增大了中國的戰略迴旋空間。從中美關係的結構而言，只要中國保持體系性國家的身份和定位，中美關係就不會發生根本的逆轉。

（孫興傑，吉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教授；齊艷坤，北京四環製藥有限公司財務總監、高級會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