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中國共和憲政之路》序言
文/曾建元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
- 曲折的中國現代化進程
中國現代化的歷程曲折，原因之一是糾結在民族主義的情緒裏。本來，正是因為洋人的船堅炮利才打開了國門，打醒了驕傲的天朝中國，卻也把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徹底打趴到地上。自此，中國人成為既自大又自卑而幾近心理變態的民族，不是自大地以一副目中無人的姿態誇口自以為是的中國精神文明、中國特色，就是自卑地全面否定傳統文化，要全盤西化；不是自卑地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黨國壟斷政治經濟權力資源下，呈現出來的絕對力量當作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自大地認為凡是跟中國在歷史上牽扯過關係的民族或族群，都應當感謝中國的教化和解放，他們的生活領域，自古到未來都應當永遠屬於中國。
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有識之士便開始在思考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思考的層次隨著洋務自強運動、變法維新運動到國民革命運動的興滅起伏，不斷升高，從器物利用到制度規章，終而到達思想文化的高度，而有了新文化運動的浪潮湧現。在此一過程中，關於憲政民主在中國如何建立的問題，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黨和孫中山的革命黨之間曾經有過辯論，康梁主張勤王，擁護光緒皇帝實施君主立憲，孫中山則主張驅逐韃虜，建立民國，實施五權憲法。最後是清朝忸怩作態的預備立憲，消蝕了人民的耐心，武昌起義，新軍反正，辛亥革命，各省回應，民國隔江而治，終於權臣倒戈逼宮，皇帝只有順天應人下詔退位，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國體定為共和立憲，禪讓予民國。
高全喜教授高度評價辛亥革命，稱之為中國的光榮革命，因為它的犧牲有限，而最終是以政權和平轉移的方式完成中華民國對大清帝國的國家繼承，並且以君主主權禪讓予國民主權的形式，終結了帝制復辟的幻想，其後袁世凱稱帝與愛新覺羅溥儀復辟的失敗，乃至於國會與〈臨時約法〉成為北洋政府和南方護法運動統治正當性的象徵，都和民主共和與憲政開始進入中國人的基本價值信念有關。
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與軍閥的割據，民國的建立並未為中國實現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成就條件。救亡圖存的急迫感，使得國家統一成為當時民族國家建造工程的優先目標，這也就給予了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孳生與發展的土壤。列寧主義（Leninist）被引進中國，民權讓位于國權，人權不敵主權，無論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都在革命行動的需求下，高倡民主集中制，而墮落為黨國領袖的一人或寡頭獨裁制。對日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展開和平建國，國民政府依國父孫中山之建國程序論，準備推動制憲以還政於民。另一方面，則以聯合國之創始國以及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會身分，參與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及其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起草。不幸地，中華民國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被認為欠缺推動立憲民主的誠意，而在國共內戰中被逐出中國大陸。在台灣則以反共復國、動員戡亂為藉口，抗拒回歸《憲法》的在野呼聲，遂行白色恐怖統治直到蔣經國晚年方才解除戒嚴而允許自由化，最終由李登輝領導完成民主轉型，在一九九零年代進入中華民國的台灣共和。在中國大陸取代中華民國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一反共產黨在政治協商會議及其于〈和平建國綱領〉中表達的種種民主憲政信念，托詞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殊國情，為了超英趕美，加速中國的現代化，和在此過程中維持社會穩定與國家統一，而堅持共產黨黨國的獨裁領導。
- 中華民族需要文明崛起
傳統中國以孝立國，這是基於儒家依小農社會需要所發展的義理而來，而將家庭倫理關係擴大到社會關係與統治關係，而將君主在政治領域的地位比擬為家庭中的父親，在當代中國，則又由黨國取代了父親和君主的角色。
亞洲價值論將家庭倫理勾連到群體主義，復偷渡家父長制到國家秩序當中，賦與國家倫理上的最高性，而成為集體意志的主宰者。這是立憲主義在中國生根的最大障礙。因而如何通過文化改造去改變儒家倫理在公共領域裏的影響，又或者克服儒家倫理對於群己關係的重視不足，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基礎工程。
客觀來說，台灣的民主化經驗已經證明了儒家文化和立憲民主可以並行不悖、相輔相成，但這是因為台灣為高度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都市化社會，傳統農業社會結構已經不再，龐大受現代知識啟蒙的中產階級隊伍以及南北往來的人口流動，使得單單依賴家庭倫理維繫的社會秩序和政治制度崩解，所以法治成為重構台灣社會的重要基礎骨架。
而不容否認的，中華民國憲政發展的重要資產《中華民國憲法》和《世界人權宣言》，都為台灣反對運動援引作為對抗國民黨黨國的論述基礎，因此，台灣民主轉型能夠成功，不僅是台灣人擺脫外來政權殖民歷史輪迴的起點，也是中國三民主義建國理想百年追尋在台灣達成的重大成就。
二零一三年三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依共產黨之事前規劃，選舉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出任國家主席。習近平聲稱他的中國夢，就是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可是中國夢到底有沒包括憲政夢，則又言詞閃爍、欲言又止。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我們捧起眼前王策的大著《中國共和憲政之路》，看著這一幕言者諄諄的景象，不禁令人悲從中來，書未展讀便已掩卷三歎矣！
- 當代中國民主化研究先驅
王策本名左峰，一九四九年農曆三月生，浙江省溫州市人，父親詩人王敬身，致仕至民國考試院銓敘部專員。抗戰期間曾求學於四川烏尤山復性書院，入新儒家大師馬一浮門下，國學修養深厚，亦擅長歧黃之術。中共建國後退隱於鄉里行醫。王策幼承庭訓，耳濡目染，于國學亦深有造詣，長於詞章與書藝，出入行止溫文儒雅，頗有古風。身為前朝罪臣後人，又有著知識階層的優雅，可以想像在反智的狂亂年代裏，王策的年少歲月，要背負著多少屬於黑五類子女的悲辛。
王策持志養氣，懷抱著知識份子淑世救國的悲憫情懷，為中國思索去路。他曾窮究改良主義者梁啟超的思想，而以論文《梁啟超的哲學與社會思想研究》於一九八二年獲得廣州中山大學中國哲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來年，他掙脫鐵幕，避秦於西班牙，由其姊處得知有王炳章首揭反共旗幟，心嚮往之，而設法加入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並為民聯建立西班牙之聯絡站，從此投入中國民主運動。
王策於一九八五年負笈美國，一九八七年先獲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文學碩士，再前往檀香山夏威夷大學深造，一九八九年在夏威夷受洗為基督徒，並與王炳章、陳厚琦、楊農等共同發起創立中國自由民主黨。一九九二年，王策以論文《中國求索民主：民主之模式及其于中國未來角色的探討》（China Seeks Democracy: An Inquiry into Models of Democracy and Their Role in China’s Future）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當年，他則參與創建了中國基督民主同盟，身任副主席兼秘書長。
一九八九年中國爆發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天地不仁，中華人民共和國竟然調動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血腥鎮壓了自己的人民，王策做出了他生命歷程與政治事業的重大決定，皈依基督教，並且思考著如何為中國注入基督教文明的智慧，以使當代中國大陸的政治文化能夠轉化而適應立憲民主體制。在此同時，王策也在思考，如何以最小的代價，使社會主義中國順利過渡轉型為民主中國。他的博士論文，處理的是中國民主模式的選擇問題，他則針對社會主義民主、自由民主和社會民主主義三種類型，對其政治、社會經濟和哲學基礎來展開比較研究，而關於基督教民主與中國政治文化的問題，他則另以《中國重生之路－－基督民主主義和中國文化》專書來處理。在中國民運界甚至在中國大陸，王策恐怕是在專業學術領域開展中國民主化研究的第一人。
- 愛與寬恕：王策的改良主義政治方案
王策認為民主的實踐方法，就是權力制衡，而體現在行政立法司法權力分立、多黨制和定期選舉的時空座標當中，並且應與自由與平等的人權原則相聯繫。而只有將民主的政府結構和自由平等的人權原則在政治、社會與經濟領域中結合，社會體系的民主方有以致之。中國民運的工作，就是努力在各個領域推動與實踐民主。
王策博士論文未處理的問題，則攸關中國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設，他認為五四運動在強調科學與民主的同時，忽略了西方文化中更上位的超越精神，即耶穌基督的博愛精神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這既證成了人的理性和位格，也演繹出天賦人權和社會契約論。王策乃結合了基督教愛上帝與愛人如己的兩條誡命以及中國文化中的親親、仁民、愛物與敬天的倫理觀，提出了由五化三倫構成的社會系統學說，希望能通過教育和宣導，而對於當代中國大陸的文化重建有所幫助。
所謂五化三倫，指的是精神仁愛化、社會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經濟民生化和教育人格化；三倫則為神倫、物倫、人倫，又稱天倫、地倫、人倫。神倫為愛上帝，物倫為愛護自然環境與生物，人倫就是愛人。共產黨迷信科學，敵視宗教，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結果，是導致天道觀念的徹底遭受踐踏，宗教失去約束人們內在的規範能力，利害的計算和來自權力者的他律，則取代了敬天法祖和天人合一的超越性價值，變成人們從事公共決策的準則。王策儘管宣導者為基督教，但本文認為其意義則在於宗教超越精神在中國大陸的恢復，提醒中國大陸人民重新認識與學習面對人群、自然與超自然時的友愛和謙卑。
一九九三年，王策當選中國自由民主黨第三屆主席，一九九五年領導自民黨與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合併為民聯陣—自民黨（民自黨）。民聯陣為民聯與民主中國陣線於一九九三年在美國華盛頓合併成立的組織。民陣一九八九年九月在法國巴黎成立，首任主席為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祺，主力為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民運的倖存者。一九九七年，王策當選民聯陣—自民黨主席，成為形式上中國民運的領袖。不過，由於各個民運組織皆有反對合併者繼續維持原有的組織旗號，因此王策的領袖地位是極為脆弱的。
該年年底，魏京生流亡美國，於次年年底被擁立為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王策則餘此時在同志岳武的陪同下，由越南返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提出《三十年不變政治改良案》，並且在杭州會見中國民主黨發起人王有才，事發被捕，為此下獄四年，直到二零零二年始獲釋而回到僑居地西班牙。
王策的返國之舉，儘管仁智互見，但他則使自己的政治主張從此進入中國民運界的討論和思考當中，也使自己由一個過渡型的民運領袖角色，躍升為舉足輕重的思想和行動的巨人。《三十年不變政治改良案》是王策關於中國民主化研究的實踐論，其基本精神反映了王策自青年時代研究梁啟超以來所受到的改良主義思想與政治人格影響，本著愛和寬恕，期待通過和平漸進的方式，完成中國的寧靜革命。
在《三十年不變政治改良案》中，王策設計了一個政治權力移交的「增量遞進」模式，這種方式通過對議會席位比例的法定控制，保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至少三十年不變，但開放讓人民直選的議會席位則逐屆遞增，對地方行政首長的直選，則是從低級開始，逐屆逐級上升開放。這樣經過一定年限的權力轉移和民主實踐，最後達成全部議會席位和各級行政首長的開放直選。二零零九年，王策聯合了民自黨和他在二零零五年組建的中國民主策進會提出《奧運後的中國──民主憲政之二十年重建方略》，其精神與《三十年不變政治改良案》相同，只是期程縮短為二十年。
二零一一年的《新共和宣言》，是王策政治改良方案的最新修正主張，他將民主化的訓政期程縮短為十二年，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任期縮短為四年，最後則完成總統民選和總統制的新共和，而在此一過程當中，他寬厚地為共產黨留下尊嚴的退路，也就是在增量遞進模式下，先展開黨政分開，實現司法、軍隊與文官的國家化，而在代議部門，逐屆減少共產黨在各級議會中的政黨比例保障席次，直到全面開放席次自由競選，並且師法清朝部會分置滿、漢官員的故智，由民選官員與共產黨任命的官員以雙行政首長的形式共同主持各級政府政務，逐屆由下而上取消共產黨首長職位，直到全面以直接民選方式恢復單一行政首長制。為了貫徹其理念，王策，這位當代的梁啟超，則號召贊同《新共和宣言》的同志，于二零一二年年初另行籌組中國共和黨。
- 中國共產黨的最後機會
我想起清末九年預備立憲和國民政府的和平建國方案，還有台灣蔣經國的《政治革新方案》，這些改良主義的政治改革方案最後都行不通，計畫趕不上人心思變，君主立憲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中華民國被趕出中國大陸，動員戡亂體制被三月野百合學生運動終結了。相形之下，王策對共產黨溫良恭儉讓多了，只是共產黨還迷信權力，執迷不悟。而從王策第一次提出三十年方案到《新共和宣言》的十二年方案，也已經過了十多年了，如果到了二零二五年共產黨仍然拒絕還政於民，我懷疑，中國大陸的人民還願意給共產黨機會嗎？
王策曾多次來台，總是安靜和從容地夾在團體與人群之中，我與他有數面之雅，但有眼不識泰山，始終沒有機會深入瞭解他的思想和主張。而今承蒙前輩不棄抬愛，囑我為其大著《中國共和憲政之路》書序，令我感到榮幸亦誠惶誠恐，深怕有損本書的傳世價值。拜讀了王策的大著，其實也就拜讀了他的人生。“自古聖賢多寂寞”，王策遠謫天涯海角，心繫故國鄉里，著書立說，為中國憲政民主犧牲奔走，可惜他的主張如空谷跫音，未能得到中國大陸當權者和民間的普遍認識、思考或者支援。我個人願意善盡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日後有機會讓王策的中國民主學說和改良主義方案能為更多的中國人認識和討論，也希望這個中國民主化的「次佳方案」，終有一天，能有機會進入到中國民主轉型的圓桌會議議程。
民國102年9月10日4時半
台灣苗栗地方法院法官職務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