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志東：中美關係緊張的原因
文/郝志東 (中美故事匯)
【編者按：郝志東教授是澳門大學榮休教授，主要研究中美關係與澳門的發展。本文原載於澳門《訊報》2023年11月17日。本文所引述的文獻目錄可以直接向作者索取。】
其實任何一種關係的發展都和實力、利益、價值觀相關，比如婚姻關係，更遑論國際關係、中美關係了。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可以被看作是由於這三個方面的不同而引起競爭，進而造成了緊張。
實力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布林肯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提到了「布熱津斯基所說的美國實力與美國原則的務實結合」。楊潔篪在2021年阿拉斯加中美會談時對美國強調實力感到不屑一顧，可能是認為自己的實力已經和美國旗鼓相當了。
利益和價值觀可以被看作是美國原則，但是這也是其他國家發展國際關係時的原則，中國原則也是如此。我們所看到的實際情況也是這三個因素（實力、利益與價值觀）的結合而產生的結果。
具體而言，實力包括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討論了中美各自在這三個方面的實力）；利益也包括政治、軍事、經濟利益，或者簡稱戰略利益（上一篇文章也討論了在三個方面各自的利益）；價值觀則主要包括民主還是專制、尊重人權還是不尊重人權等價值。這篇文章主要討論價值觀在中美關係中的作用，同時論及實力和利益的作用。
以上可以總結為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但是歸根結底，國家利益是這個國家人民的利益。比如就美國的國家利益來講，用布林肯的話來說，就是什麼樣的外交關係對美國的普通工人和他們的家庭有益，能夠使他們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都變得更強大？所以說國家利益其實應該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搞好國際關係的目的是為了自己國家的老百姓生活得更好。正如布林肯所說，「the interes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be front and center.」
這就涉及到了制度問題。但是什麼樣的制度才能使自己國家的老百姓過得更好，中美雙方看法不同。中國政府認為現行的制度，即在學術上通稱為威權或者極權主義的制度，對自己的老百姓更好。而美國政府則認為民主制度對自己的老百姓更好。這是一個價值觀的不同。
如上所述，這個價值觀的不同，是中美關係緊張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和夫妻關係一樣，兩者三觀不同是很難相處的。如果價值觀相同，實力可以互補，利益可以協調。
但是在中美關係上，價值觀問題這個結即使不是死結也比較難解。拜登政府認為無論在世界上還是在美國，民主都受到了挑戰。國際上的挑戰來自俄國和中國，國內的挑戰來自川普和他的川普主義。所以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 （與此同時，共和黨挺川普的選民也認為民主黨的理念為美國帶來了一個生存危機，不過這是另話，一個很有意思的另話，但也是和民主還是專制有關的另話。）
對中國政府來說，利益與價值糾纏在一起，也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比如中國政府認為能否將台灣統一到大陸中國來，是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偉大復興的一個重要指標。台灣問題變成了中國的最大利益。但是這種統一，就是香港、澳門一國兩制模式的統一。在美國政府看來，這是將民主政體改變為專制政體的問題，這正是美國和其他很多國家都在面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
中國政府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實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圍堵、打壓，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國際上的敵對勢力正在企圖西化與分化中國，中國正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
不過中國政府也認為，中國正在崛起，並成為世界中心，要為世界發展提供一條不同的道路，即中國模式，一條不同於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的道路。而西方則正在衰落，分崩離析。這就是所謂的「東升西降」。以中國為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最終會取得勝利，儘管這條路會很長，很複雜，很艱辛。但是資本主義最終會消亡，社會主義最終會勝利。
所以美國政府認為北京和莫斯科正在聯手，「要重塑國際秩序，而且越來越具備達到這一目的所需要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而美國則需要維護一個既遵守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又尊重普世人權的世界。
中美兩國在這個價值觀和制度問題上的衝突，表現在台灣問題上，就是武力統一台灣，還是保持現狀，甚至用和平民主的方式統一中國的問題。如果是前者，美國介入的可能性就比較大。
但是這就又涉及到一個利益、實力和價值觀的問題。換句話說，美國介入台灣問題對自己有什麼好處？拜登者解釋為什麼要全力支持以色列和烏克蘭的時候，實際上就談到了美國這樣做，對自己的好處是什麼。他說哈瑪斯和普京的共同點是要摧毀鄰近的民主國家。如果美國不採取行動，讓侵略者為其侵略行為付出代價，那麼他們就會在世界各地造成更多的混亂，對美國和世界造成威脅，美國會對此付出更大的代價，美國這個世界的燈塔就將熄滅，美國就失去了一個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國家」的地位。
而且拜登認為美國也有這個實力幫助其他民主的國家和政體抵抗來自專制國家的侵略。那麼台灣問題就是另外一個可能引發類似戰爭的問題。
但是如果美國在和中國的一場台海戰爭中被打敗，中國在東亞建立起來一個占主導地位的軍事存在–這個可能不是沒有–那麼在國際上，美國的各個戰略聯盟可能會分崩離析、各國可能會陷入地區戰爭和軍備競賽之中；美國國內的經濟也會受到巨大影響，因為美國國內經濟繁榮所依賴的國際貿易體系被遭到破壞。
美國在戰爭中的失敗也會使美國國內陷入史無前例的對自己領導人的信賴危機中，對自己制度的信賴危機中。一場失敗會造成國際上和國內的不可預測的混亂局面。我這裡所引的這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文章的題目是「我們為什麼應該恐懼中國，超過恐懼中東戰爭」。
於是，在台海問題上中美的衝突，便變成了一個實力、利益和價值觀糾纏在一起的衝突。就和我們在上文討論的那些競爭與合作的原因一樣，都有實力、利益和價值觀的問題在後面。
再舉一例，如果說在印太地區美國與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結盟是出於實力、利益、價值觀的考慮的話，和越南、菲律賓結盟更多的是實力和利益，因為在價值觀上，尤其是在民主和人權問題上，越南和菲律賓都不是美國理想的結盟國家。所以在和越南、菲律賓的結盟問題上，或許是培育實力、保護利益超越了對價值觀的考慮，美國也因此受到了人權組織的批評，儘管拜登說人權問題是和每一個他會見的人都談到了的。
無論如何，實力、利益和價值觀都是在處理國家關係時的決定性因素，就和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樣。中美關係的好壞也取決於這三個因素的角力。如果說實力和利益比較容易協調的話，價值觀的協調就比較困難了。所以說競爭與合作比較容易操作，但是由於價值觀的原因，對抗或許就很難避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