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斯·霍夫曼、雅各·韋爾：美國式仇恨正走向全球
布魯斯·霍夫曼 (喬治城大學教授，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反恐及國土安全問題資深研究員)
雅各·韋爾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研究員)
【文/布魯斯·霍夫曼、雅各·韋爾，翻譯/陳佳芮 校對/郭涵】
在長達數十年的「反恐戰爭」中，美國總是批評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輸出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和暴力。但頗具諷刺的是，如今美國也被指責在做同樣的事情。陰謀論、迷信種族優越論、反政府極端主義以及其他形式的仇恨和不寬容言論在美國本土蔓延的如此嚴重，以至於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英國等美國最親密的盟友，已經將美國部分團體和公民標記為外國恐怖分子。
2022年10月，一名男子在斯洛伐克的布拉提斯拉瓦（Bratislava）的一家同性戀酒吧殺害兩人，這名男子是種族主義者並仇視同性戀。儘管美國媒體對此報導甚少，但這一事件卻反映了一種「美國製造」意識形態的惡劣影響。
遵循如今類似案件司空見慣的模式，槍手在襲擊前發佈了一份宣言，解釋其意圖。這份用英語撰寫的聲明展示了他對種族主義、反猶主義和仇視同性戀所作出的辯護。這些理由已成為類似基於仇恨的暴力行為的慣用伎倆。
更重要的是，宣言表達了對以美國為中心的白人至上主義意識形態的聲援和贊同。近年來，這種意識形態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越來越普遍。兇手寫道：「美國的‘非白人入侵者’數量不斷增加，而且不受控制。」
槍手還稱，當年早些時候，一起發生在紐約州布法羅黑人社區超市的白人至上主義恐襲事件給了他啟發。數十年來，美國打擊國內反政府種族主義者邊緣人群的力度不夠且效果不佳，導致美國已成為輸出極右翼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典型國家。
如今，極右翼暴力越來越多地受到從美國輸出的意識形態及策略的煽動。所謂的「大替代」（也稱「大取代」）理論聲稱，非白人人口被「有目的地」帶入西方國家，以削弱白人選民的政治力量，這一理論起源於法國，但長期以來都被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所接受。
如今，這種思想正在進入美國的主流語境，並獲得越來越多的國際受眾。這些美國極端分子還借鑒了馬克思主義中有關實現「加速主義」的戰略目標，即通過製造混亂和流血來加速社會的崩潰。美國輸出的這些意識形態正導致全球各地的民眾思想變得極端，這促使外國政府採取措施保護本國公民。但從根本上來說，這是美國的問題，要求美國的領導人提供解決方案。
侵入式根源
在美國，過去十年來社交媒體的發展和因歐巴馬當選總統引發的強烈不滿，導致「大替代」陰謀論愈演愈烈。該理論曾經只是在白人至上主義者中流行的一個邊緣理論，但隨著在國外的進一步傳播，它在美國的根基也變得更加深厚。與此同時，美國的極右翼勢力開始鼓吹，必須使用暴力來啟動美國體制和社會的崩潰。
「大替代」理論認為，在猶太人和自由派精英蓄謀推動之下，白人和白人文化正在不斷消亡。其理由在於，美國施行的寬鬆移民法律、邊境不受控制的非法移民、大力賦予少數族裔群體權利，以及抹殺或從根本上重構傳統文化規範等一系列實踐，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
法國民族主義者雷諾·加繆（Renaud Camus）在2010年代初推廣了這一理論，但實際上它在美國有著悠久的淵源，至少可以追溯到美國的重建時代（1865-1877年，觀察者網譯注）。
美國內戰結束後，數百萬獲得自由的非裔美國人融入美國。部分美國白人接受了種族替代理論，理由是擔心種族騷亂、白人婦女被黑人男子強姦的指控，以及黑人獲得憲法權利將稀釋白人已經享有的投票權力等。
20世紀20年代，三K黨派代表團參加了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總統大選活動，並幫助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喀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贏得1924年的大選。在三K黨遊說下，美國通過了臭名昭著的《1924年移民法案》，旨在阻止亞洲人、義大利人和猶太人在美國定居。一批白人至上主義者接受了「替代論」的觀點，並在20世紀80年代令這種種族主義觀點再度活躍起來。
羅伯特·馬修斯是新納粹恐怖組織「兄弟沉默會」（The Order，也稱「雅利安抵抗運動」，觀察者網譯注）的創始人和領導者，這一團體曾活躍於1983至1984年。他自詡深受白人至上主義、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思想的影響。
另一個新納粹組織「雅利安民族」的領導人理查·巴特勒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分發的會員申請表中，同樣使用了「替代理論」來招募新成員。「異鄉人如同洪水一般湧入我們祖先的每一片土地，威脅著我們後代的遺產、文化和血脈。」他宣稱。
接下來，歐巴馬當選並成為美國第一位非裔總統，這給美國的種族主義者提供了存在「暴政和選舉舞弊」的最新證據。與此同時，民粹主義運動的勢頭在整個西方民主世界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是回應美國在中東發動戰爭所導致的難民潮，以及在美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政治運動。
右翼政黨贏得了2016年美國大選與2022年巴西大選，並在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中大獲全勝。唐納德·川普執政期間，這些本土主義恐懼在美國更加盛行。川普的競選團隊曾多次諷刺非白人和非基督徒對美國國家安全乃至美國人本身構成威脅。
2017年，在維吉尼亞州夏洛特維爾舉行的「團結右翼」集會上，手舉火把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和新納粹分子在維吉尼亞大學校園內遊行，高呼「猶太人不會取代我們」和「血與土」（起源於納粹德國，意為民族的生存依靠血統和土地，有極強的種族主義色彩，觀察者網譯注。）等口號。一名活動人士在集會後被殺，川普宣稱「雙方都有非常優秀的人」。美國的極右翼勢力將這份聲明視作對他們的認可。這場運動突然獲得了新生，因為其最有力的支持者正是白宮的主人。
「大替代理論」的傳播受到了被稱作「加速主義」戰略的推動，「加速主義」試圖煽動災難性的暴力混亂，以此作為奪取政權的手段。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1848年出版的開創性著作《共產黨宣言》中曾闡述這一觀點。
在美國，「加速主義」一詞首次作為白人至上主義「革命」的概念正式出現，是在1980年代發行的《圍攻》（Siege）文集中，由詹姆斯·梅森撰寫。此人是威廉·路德·皮爾斯的忠實信徒，皮爾斯則是一位影響力更大的白人至上主義理論家。他於1978年出版的《特納日記》一書，被認為是在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中影響力最大、一本呼籲人們付諸行動的著作。這部小說的主人公厄爾·特納是一名35歲的電氣工程師，他加入了白人民族主義運動「組織」（The Organization），當一個不受制衡的美國政府試圖沒收他合法持有的全部槍支後，特納與其「愛國同胞」被迫轉入地下鬥爭，參與了「組織」為期兩年的恐怖襲擊活動。
書中最值得一提的時刻是「繩索之日」，即「組織」對所謂「種族叛徒」執行公開集體絞刑的日子。書中還對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大樓遭到爆破進行了詳細描寫，考慮到這部分內容與1995年奧克拉荷馬城爆炸案有著令人不寒而慄的相似之處，這一段顯得尤為重要。《特納日記》中的兩段描寫都完美地體現了「加速主義」的主旨，即詳細描述針對美國政府的暴力行為，進而引發一場如世界末日般的種族戰爭。
「加速主義」為美國潛在的恐怖分子提供了一個既簡單又足夠誘人的意識形態與戰略模版。2015年，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一座黑人教堂發生了大規模槍擊案。槍手迪蘭·魯夫就是「加速主義」及其美國根源的典型代表。
他在宣言中聲稱：「對美國或歐洲來說，現在還不算太晚。我相信，即使只占總人口的30%，我們也能完全奪回美國。但無論如何，我們絕不能再拖延，應採取果斷行動。」
2019年4月在加利福尼亞州波威市（Poway）襲擊猶太教堂的槍手約翰·歐尼斯特也懷著同樣的想法，希望加速一場新美國內戰的爆發。歐尼斯特寫道：「可能你沒有注意到，但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如果這場革命不儘快發生，我們就沒有足夠的人來贏得革命。」
事實上，《特納日記》及其「加速主義」信條在當今美國的反政府極端分子言論中也能找到跡象。在2020年那個混亂的夏天，「布加洛運動」（the boogaloo movement）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它的名字源於引發美國內戰續集的野心。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外象徵性地豎起了腳手架和絞索，這表明「繩索之日」正非常危險地接近成為現實。
惡劣典型
得益于技術進步，這些孤立的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仇外和恐同心理言論在全球範圍內迅速收穫聽眾，並得到國際支持。這些意識形態通過社交媒體漂洋過海、傳播到全世界，又彙聚到社交媒體上的中心市場。
2019年3月，白人至上主義恐怖分子布倫頓·塔蘭特受到這些危險的意識形態和策略鼓動，在紐西蘭基督城的兩座清真寺殺害了51名禮拜者。他將自己攜帶的武器——主要是一把AR-15突擊步槍——與可能對美國產生的影響聯繫在一起，宣稱選擇這把武器行兇是「考慮到它對社會敘事的影響，可能收穫大量美國媒體的報導，並可能對美國政治，進而對世界政治局勢產生的影響」。
他的半自動步槍槍托上潦草地寫著極右翼暴力歷史上的幾個關鍵術語，包括白人至上主義運動的「十四字真言」（「我們必須確保我們民眾的生存和白人兒童的未來」，英文原文由14個單詞組成，觀察者網譯注），這是一個起源於美國的信條，鼓吹保護白人種族子孫後代的重要性。塔蘭特還是「加速主義」的堅定支持者，他自豪地宣稱：「只有在危機的大熔爐中才會產生我們需要的、真正的變革。」
2021年1月6日的美國國會大廈襲擊事件的陰影也影響了其他人，慫恿他們採取破壞本國權力和平交接的行動。今年年初，一群巴西暴徒懷著類似川普支持者的不滿情緒，試圖效仿美國國會山騷亂，他們沖進巴西首都的政府中心，希望推翻選舉結果。他們支持的大選候選人，在美國佛羅里達州自我流放的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通過電視目睹了整個事件的發展。
川普政府否認總統大選結果的策略，已經動搖了美國作為西方民主支柱和典範的地位。博索納羅的支持者甚至向包括川普政府前高級顧問史蒂夫·班農在內的白宮前高級官員尋求指導建議。
恐怖主義問題專家馬修·萊維特（Matthew Levitt）在2021年1月6日事件後寫道：「美國已成為右翼極端主義的輸出國，這損害了維護美國國際地位的最好武器——通過以身作則成為民主榜樣的影響力。」這種暴力事件會深刻影響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它使美國被視作一個軟弱、分裂和易受傷害的國家。它還會將美國的資源和精力轉移到彌合國內分歧，而不是自信地就關鍵問題與全世界接觸上，如應對氣候變化、流行病預防和維護國際秩序等。
美國的對手們深知這一點，並已經通過發動影響力和資訊行動來利用美國的弱點。
例如，俄羅斯支援的新納粹組織「俄羅斯帝國運動」在2020年被川普政府標記為「全球恐怖組織」。但該組織與俄羅斯政府保持著公開的共生關係，美國和歐洲官員認為它2022年底在西班牙發動了一系列郵件炸彈襲擊。
伊朗也在想辦法鼓勵西方的極右翼恐怖主義。2020年12月，一份在互聯網上流傳的暗殺名單列入了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多夫·雷（Christopher Wray）和至少11名美國高級官員的名字，他們都曾表態承認2020年美國大選結果的公正性。名單形容這些美國官員是「人民公敵」，並分享了他們的家庭住址和其他個人資訊。當月晚些時候，美國聯邦調查局宣稱，認為公佈名單的網站與伊朗有聯繫。
隨著右翼極端主義的蔓延，美國的盟友已採取措施試圖阻止它。例如，加拿大政府將參與1月6日國會山襲擊事件的團體之一「驕傲男孩」（Proud Boys）定義為恐怖主義實體，並指出：「該團體及其成員公開鼓勵、策劃並從事針對他們認為反對其意識形態和政治信仰的個人的暴力活動。」
美國最親密的盟友現在將部分美國團體和個人視為對他們國家構成的威脅，這種方式與美國打擊「基地」恐怖組織、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等實體的做法如出一轍。加拿大還將其他總部設在美國的新納粹運動定義為恐怖主義實體，其中包括「核武器」組織（Atomwaffen，又稱「國家社會主義抵抗前線」）與「基地」組織（the Base，一個白人民族主義准軍事團體和培訓組織），以及《圍困》一書的美國作者梅森。
由於當今盛行的右翼極端主義首先是一個美國問題，因此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取決於美國的領導人。
首先，白宮應指示美國國務院將外國的新納粹和白人至上主義組織定性為外國恐怖組織。目前，在美國國務院名單上的73個外國恐怖組織，沒有任何與新納粹或白人至上主義相關的組織。
這尤其令人驚訝，因為美國2018年10月發佈的最新《國家反恐戰略》中點名了兩個極右極端主義暴力組織：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北歐抵抗運動」和英國的「國家行動組織」。
美國國會還應考慮通過一項反恐怖主義國內法，正式將基於種族、族裔、宗教、國別認同、性取向、性別、政治屬性與其他受保護類別，針對個人的陰謀和暴力行為定為犯罪。
如今，美國的暴力極端分子無法因為向明顯具有暴力傾向的國內團體提供物質支援，或者是策劃那些一旦有外國恐怖主義實體參與就會被歸為恐怖襲擊的行為，而受到指控。
美國法律中的這一疏漏強化了一種觀念，即往往只能通過膚色或宗教信仰加以區分的外國恐怖分子，在美國司法系統中遭受到比美國國內恐怖分子更嚴厲的處罰。美國國內恐怖主義法律的缺失也導致了量刑上的不公平，這取決於犯罪行為是由一個指定的外國恐怖組織還是國內暴力極端組織實施。
賦予美國司法部將暴力極端主義個人和團體指定為國內恐怖分子的權力，既有爭議又具有挑戰性。該提議的批評者認為，一旦把國內暴力極端主義團體定義為恐怖組織，該議題將不可避免地沾上危險的政治化與黨派化色彩。
但那些擔心法律補救措施過於嚴厲的人應該記住，1870年，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總統設立司法部的初衷就是為了打擊活躍在美國南方各州的三K黨和其他暴力組織實施的恐怖主義活動。相比之下，新的國內恐怖主義法似乎只是邁出了一小步，但它將發出一個響亮的資訊：民主社會容不下政治暴力。
（原文於9月19日發佈在美國「外交事務」網站，原標題為：「美國式仇恨走向全球。」 American Hatred Goes Glob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