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評論

掉進中國「債務陷阱」了?「受害者」有話要說

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二期專案效果圖

文/狄波拉·布羅蒂格姆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中非研究倡議」主管)、任美格 (美國哈佛商學院政治學副教授)

【文/狄波拉·布羅蒂格姆&任美格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群】

有人曾這麼告訴我們,中國正誘使較貧窮的國家接二連三地貸款,以建設它們負擔不起又幾乎不會帶來任何收益的昂貴基礎設施,中國這麼做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從深陷債務陷阱的借款國手中奪取這些資產。隨著世界各國紛紛舉債抗擊新冠疫情,提振萎靡不振的經濟,對這種資產可能被中國佔有的擔憂只會不斷加劇。

這樣看來,中國的國際化(體現在諸如「一帶一路」倡議等項目中)不僅是要追求地緣政治影響力,而且按某些人的說法,是在謀求一種武器。一旦一個國家被中國貸款壓得喘不過氣來,這就像一個倒楣的賭徒借了錢,它就成了傀儡,有失去一條腿的危險。

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正如故事中所說的那樣,中國政府「逼迫」斯里蘭卡向中國的銀行借款以建設該專案,但該項目卻沒有任何商業前景。繁瑣的條款和微薄的收入最終會迫使斯里蘭卡違約,北京則趁機要求將港口作為抵押品,強迫斯里蘭卡政府將港口控制權交到一家中國公司手上。

美國《大西洋月刊》近日刊發本文

特朗普政府曾舉出漢班托塔港的例子,用以警告中國會戰略性的利用別國債務:2018年,前副總統彭斯稱之為「債務陷阱外交」(這是他在任期最後幾天說的),並將其當作證明中國軍事野心的證據。去年,前任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用這個例子證明北京「給窮國增加了債務,拒絕重新談判條款,然後控制了該基礎設施。」

正如斯里蘭卡最偉大的一位元編年史記錄者邁克爾•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曾說過的那樣,「在斯里蘭卡,一個精彩的謊言抵得上一千個事實。」而「債務陷阱」的說法就是這樣一個謊言,一個有力的謊言。

我們的研究表明,中資銀行願意重組現有貸款的條款,從未實際攫取過任何國家的資產,更不用說漢班托塔港了。一家中國公司收購了該港口的多數股權發出了一個警示,但實際情況卻並不像我們經常聽說的那樣。隨著美國新一屆政府上臺,被廣泛誤解(也許是寧願去誤解)的漢班托塔港事件真相,應該被揭曉了。

漢班托塔市位於斯里蘭卡南角,距離肩負著亞歐之間幾乎所有海運貿易的印度洋繁忙航道只有幾海裡,經過該航道進行的海運貿易占全球海運貿易的80%以上。當一家中國公司敲定合同要為該市建設一座港口時,該公司正涉足一場進行中的中西方競爭,儘管美國已經基本上退出了這場競爭。

一開始,是加拿大國際開發署而不是中國資助了加拿大領先的工程和建築公司蘭萬靈(SNC-Lavalin),對該港口建設進行了可行性研究。我們依據《資訊自由法》提出請求,獲得了1000多頁詳細說明該事件程序的文件。這項於2003年完成的研究證實,在漢班托塔建造港口是可行的,而且證明性檔顯示,加拿大人最擔心的是該項目會落入其它歐洲競爭者之手。蘭萬靈公司建議該工程的建設方式是,由斯里蘭卡港務局(SLPA)和某一「私人財團」先達成合資協定,以BOOT模式(建設-擁有-運營-移交)開發該專案,BOOT模式是指某單一公司獲取合同,負責完成建設和啟用該港口的所有工程步驟,然後在港口可以使用時運營該港口。

但加拿大發起的這一項目未能繼續向前推進,主要原因是斯里蘭卡政局發生了變化。但在2005年至2015年擔任總統的拉賈派克薩•馬欣達•拉賈派克薩(Rajapaksas Mahinda Rajapaksa)和其兄弟、在漢班托塔長大的現任總統、前國防部長戈塔巴亞(Gotabaya)執政期間,在漢班托塔修建港口的計畫又重獲關注。他們曾承諾要把大型船舶吸引到該地區,在2004年爆發了席捲斯里蘭卡海岸並摧毀了當地經濟的毀滅性大海嘯後,兌現這一承諾就顯得尤為緊迫。

我們查看了丹麥工程公司安博(Ramboll)於2006年編制的第二份可行性報告,該報告提出了與蘭萬靈計畫類似的建議,該報告認為在此專案的初始階段,港口應被允許用來運輸非集裝箱貨物,如油品、汽車和穀物,以獲取收入,在擴建港口之後,再去處理傳統集裝箱的運輸和儲存業務。在當時,距離漢班托塔100英里遠、一直是全球最繁忙港口之一的首都可倫坡港剛剛獲得擴建,而且仍在增加運力。然而,可倫坡港口位於市中心,而漢班托塔港卻背靠腹地,這意味著漢班托塔港擁有更大的擴建和發展潛力。

看一看當時印度洋地區的地圖,就可以看到那時遍地都有機會,中產階級也在發展壯大。印度和非洲各國的家庭都想得到更多的中國消費品。像越南這樣的國家發展迅速,它們需要獲得更多的自然資源。想要證明它有存在的價值,漢班托塔港只需從當時世界上最繁忙的轉運港新加坡掙得一小部分業務就可以了。

有了安博出具的報告,斯里蘭卡政府與美國和印度進行了接觸,但兩國都拒絕了斯里蘭卡的請求。此時一家中國建築公司中國港灣集團(China Harbor Group)瞭解到可倫坡有此願望,於是開始大力爭取獲得該項目。在中國進出口銀行同意為該項目融資後,中國港灣集團贏得了該項目的合同。

此事發生在2007年,距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還有6年。斯里蘭卡那時處於其長期內戰的最後也是最血腥階段,全世界也即將步入金融危機。以下這些細節很重要: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了一筆總額為3.07億美元,期限為15年且有4年寬限期的商業貸款,同時由斯里蘭卡決定採用6.3%的固定利率,還是採用與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LIBOR)掛鉤、時升時降的浮動利率。可倫坡選擇了前者,因為斯里蘭卡政府意識到全球利率在談判期間有走高的趨勢,因此希望鎖定它自認為有利的條件。此後,港口一期工程在三年內如期完工。

對於一個飽受戰火蹂躪、難以產生稅收的國家來說,貸款條件似乎是合理的。正如斯里蘭卡港務局前主席薩利亞•威克拉瑪蘇裡亞(Saliya Wickramasuriya)告訴我們的那樣,「在戰爭期間獲得高達3億美元的商業貸款並不容易。」同年,斯里蘭卡還首次發行了利率為8.25%的國際債券。這兩個決定將在之後的日子裡持續困擾斯里蘭卡政府。

最後,在2009年,在經歷了長達幾十年的暴力衝突後,斯里蘭卡內戰終於落下了帷幕。受內戰勝利的鼓舞,政府開始舉債推動建設和改善國家基礎設施。其年經濟增長率攀升至6%,但斯里蘭卡的債務負擔也隨之飆升。

在漢班托塔,馬欣達•拉賈派克薩並沒有像安博團隊所建議的那樣,等待港口一期工程產生收入後再推進二期工程,而是直接繼續實施二期工程,將漢班托塔港改造成了一個能處理集裝箱貨物的港口。在2012年,斯里蘭卡又從中國進出口銀行貸款7.57億美元,因金融危機爆發此次貸款的利率下降到2%。拉賈派克薩擅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這個港口。

到2014年,漢班托塔港開始出現虧損。意識到它們需要更富經驗的運營商經營該港口,斯里蘭卡港務局與中國港灣集團和中國招商局簽署了一項協議,讓他們共同開發和運營這個新港口35年。此前,中國招商局已開始在可倫坡港口經營一個新碼頭,中國港灣集團還投資了14億美元建設可倫坡港口城,這是一個涉及填海造地工程的利潤豐厚的房地產開發項目。但就在律師們起草合同時,一場政治動盪已悄然成型。

拉賈派克薩在2015年1月出人意料地舉行了一次選舉,在競選活動的最後幾個月,他自己的衛生部長邁特裡帕拉•西裡塞納(Maithripala Sirisena)決定向其發起挑戰。與馬來西亞、馬爾地夫和尚比亞的反對黨候選人一樣,西裡塞納揪住現任總統與中國的財務聯繫不放,指控其涉嫌腐敗,這些成了助其競選的有利材料。出乎整個國家甚至是西裡塞納本人的意料之外,西裡塞納竟然贏得了大選。

需要巨額償付的國際主權債占到該國外債總額的近40%,這些主權債幾乎立即就使西裡塞納政府陷入到了財政困境之中。西裡塞納上臺時,斯里蘭卡欠日本、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債務超過了欠中國的債務。在斯里蘭卡需要在2017年償還的45億美元債務中,只有5%是為了建設漢班托塔港而欠。分別在拉賈派克薩和西裡塞納兩屆政府任職的兩位斯里蘭卡央行行長,在很多問題上都有分歧,但他們都告訴我們說,建設漢班托塔港和中國的一般性融資並不是引發該國金融危機的根源。

而且,債務違約並沒有發生。可倫坡設法獲取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援助,並決定聽從加拿大人的建議,將運營不善的漢班托塔港出租給一家經驗豐富的公司管理,以籌集本國急需的美元。招標沒有公開進行,僅有的兩家投標公司是中國招商局和中國港灣集團;斯里蘭卡選擇了招商局,使其成為漢班托塔港的主要持股人,授予其99年租約,並使用為此注入的11.2億美元現金支撐其外匯儲備,而不是將這筆錢用於償還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貸款。

可倫坡獨立智庫「Verité」的研究室主任Subhashini Abeysinghe告訴我們,在漢班托塔港事件出現之前,「斯里蘭卡就算沉入印度洋,大多數西方國家也不會注意到。」而突然間,這個島國就在華盛頓外交政策演講中佔據了顯要位置。彭斯聲稱他擔心漢班托塔港可能成為中國的「前沿軍事基地」。

然而,漢班托塔港的位置僅從商業角度看才具有戰略意義:港口內嵌入海岸以躲避印度洋的巨浪,其狹窄的航道一次只允許一艘船進出,而且通常需要拖船進行輔助。一旦發生軍事衝突,駐紮在那裡的海軍艦艇將成為甕中之鼈。

「債務陷阱外交」這一概念將中國視為一個不懷好意的債權人,將斯里蘭卡等國視為受其蠱惑的受害者。然而,只要仔細考查就會發現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和其國內發展一樣,都是探索性的、實驗性的,是一個需要頻繁進行調整的學習過程。例如,在漢班托塔港建成後,中國的公司和銀行認識到強人倒臺了,他們最好有應對政治風險的策略。他們目前正在制定這些策略,想要變得更善於發現商機並能在無法取勝時全身而退。然而即便如此,來自兩黨的美國領導人和思想家還是在發表有關中國「現代殖民主義」的演講。

在過去20年裡,關於如何才能在一個仍由歐洲主導的國際建築業中發揮作用,中國企業已學到了許多:在全球100強建築承包商中,中國有27家(在2000年中國僅有9家),歐洲有37家(少於2000年的41家)。美國有7家,而在20年前美國有19家。

中國公司並不是唯一從中國融資項目中受益的公司。也許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比印度更對漢班托塔港倍加警惕了,印度作為該地區的強權國家,曾多次拒絕斯里蘭卡發出的投資、援助和股權合作請求。然而,一家印度人控制的企業Meghraj,加入了總部位於英國的工程公司阿特金斯(Atkins)組織的國際財團,為開發漢班托塔港和一個新商業區制定了長期發展規劃。法國博羅雷集團(Bolloré)和達飛海運集團(CMA-CGM)已與中國招商局和中國港灣集團合作,開發位於奈及利亞、喀麥隆和其它地區的港口。

債務陷阱謬論還涉及到債務國。像斯里蘭卡這樣的國家,或與此相關的肯亞、尚比亞或馬來西亞等國,都已不再是玩地緣政治遊戲的新手。他們憤怒於美國人的觀點,好像他們很容易就會上當受騙。正如一位馬來西亞政治家對我們所說的那樣,他在匿名的情況下討論了中國融資在該國政治舞臺上發揮的作用,「美國國務院難道分不清哪些是競選語言嗎?說我們的競選對手是中國的奴隸和他們實際是中國的奴隸是不一樣的。」

最終導致一家中國企業收購了一個斯里蘭卡港口多數股權的事件,揭示出我們的世界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中國和其它國家在相互討價還價方面正變得越來越老練,如果美國不能與它們一道學習,那將令人感到非常遺憾。

(觀察者網由冠群譯自美國《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