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感言/我幸運地生活在一個充滿希望和機遇的民族復興時代
文/林毅夫
1952年我出生於地處台灣東北角，三面環山，一面臨海，風景秀麗，民風淳樸的宜蘭。小時候的台灣剛擺脫日本的殖民統治不久，百廢待興，經濟上和一海之隔的祖國大陸一樣貧窮落後，上小學時我用的書包是哥哥姐姐用過留下來補了又補的舊帆布包。孩時的回憶總是美好，和別人家的孩子一樣調皮的我喜歡到處逛廟會，看歌仔戲，讀漫畫書，大一點時著迷於《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等經典名著。歷史是我的最愛，初中時就已經讀了黎東方的《細說中國歷史叢書》，也看了蔡東藩的《中國歷朝通俗演義》。年少時看似漫無目的的涉獵讓我不知不覺認識到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每當國家面臨生死存亡之秋，總有志士仁人，不惜毀家紓國，拋頭顱、灑熱血，犧牲自己來挽救國家，這些故事的浸染萌發了我為民族的復興奉獻一己之力的初衷。
1971年我考上台灣大學，並當選為大一學生會主席，入校時恰逢保衛釣魚島運動方興未艾，釣魚島列島歷來是中國的領土，在日本佔領台灣時，釣魚島列島歸我的家鄉宜蘭管轄。1970年美國政府宣佈將於隔年把二戰後託管的釣魚島列島和沖繩一併「歸還」日本，為此海外台灣留學生群情激奮，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保衛釣魚島運動，我進入台灣大學時，作為學生會主席不時參與集會聲討美國、日本。接著于當年10月聯合國以壓倒多數的票數通過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台灣人民甚為迷茫，在風雨飄搖之感彌漫台灣社會之際，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我從台灣大學轉學陸軍官校，希望能夠力挽狂瀾盡一名青年應有的責任。
在陸軍官校學習的四年，我有更多的時間思考中華民族的未來。逐漸地我認識到美國不顧釣魚島主權歸屬中國的歷史事實，把託管的釣魚島移交給日本，本質上與一戰後巴黎和會上列強把戰敗的德國在青島的租界不是歸還給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而是移交給另外一個列強日本如出一轍。這個認識讓我幡然醒悟，民族不復興，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民族命運就不能改變。當年偏安一隅，人口1700萬的台灣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雖然在經濟上可以紅紅火火，成為值得驕傲的亞洲四小龍之一，可是對攸關自己國家的領土和民族尊嚴的大事卻毫無話語權和影響力可言，在以政治利益和軍事實力為博弈準則的國際格局面前，中華民族的復興只能有賴於10億人口的祖國大陸的全面發展和強大，而且，大陸的發展不僅可以給台灣人民進一步的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也會讓台灣終於可以擺脫百多年來作為低人一等的殖民地或作為棋子任列強擺佈的命運。
1975年陸軍官校畢業，我留校擔任學生連隊的排長，次年考上台灣最難考的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兩年碩士學業完成，1978年回到部隊，隨軍移防金門，擔任距離大陸最近的馬山連連長。那時，每當于晨曦薄霧和落日余暉之時隔著一彎淺淺的海峽眺望對岸寧靜幽遠有如宋人山水畫的南太武美景，我的心潮總是如腳下岸邊的潮水般來回激蕩，我是應該留在台灣作為一名明星式的精英追求順風順水的個人仕途，還是應該聽從內心的召喚，回到未曾踏足，仍處貧窮落後的祖國大陸為其發展添磚加瓦？從小對自己的期許，讓我選擇了後者。
中國知識份子歷來以國家興亡為己任，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在我之前已經有5代為復興民族而努力的知識份子，包括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推動洋務運動的第一代，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推動戊戌變法和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推動民主革命的第二代，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推動新文化和五四運動的第三代，五四運動以後進入大學畢業後參加北伐、抗戰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第四代，以及1949年以後進入大學畢業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五代。他們作為知識精英為了民族的復興都付出了不愧于後人的血與淚的努力，但是，以經濟基礎來衡量，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依然不斷下滑，民族的復興仍然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相比於鴉片戰爭以來的前面5代知識份子而言我是幸運的，1978年的改革開放以後，我國迎來了連續四十多年的快速增長，現在我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民族的偉大復興，我1979年回歸祖國恰逢其時，目睹也參與了這場人類歷史上的經濟增長奇跡。時代的需要讓我有機會於1994年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北京大學成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為國家發展研究院），帶動了我國經濟學教育的現代化，研究的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並開啟了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相結合的風氣，成為國家的高端智庫之一。我個人也因此水漲船高，得以在2008年出任被稱為世界上經濟學家最高職位、歷來只有美歐著名經濟學家才有資格擔任的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主管發展政策的首席經濟學家。世界銀行工作時切身體驗到的中國的蓬勃發展和其他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在西方主流理論指導下一直未能擺脫貧困或中等收入陷阱的強烈對比，讓我有底氣掙脫發展中國家知識精英普遍存在的「西天取經」的思維範式，在世界銀行工作結束後回到北京大學創立了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推動總結自我國發展經驗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自主創新。基於中國改革發展經驗的研究成果也讓我登上了英國劍橋大學年度馬歇爾經濟學講座和美國耶魯大學年度庫茲內茨經濟學講座的世界頂級學術平台，並獲得了歐美港澳等海外10所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成為首位獲選為發展中國家科學院（原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和英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的中國經濟學者，尤其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時我榮幸地以改革理論的探索者成為獲得中共中央國務院頒授改革先鋒稱號和獎章的百人之一。
一個人成就一件事，要有「天時、地利、人和」，祖國的欣欣向榮給了我們這代人許許多多成就個人夢想的「天時」，生長生活在改革開放的祖國大陸則給了我們做出一番事業的「地利」，當然「人和」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台灣時父母兄姐為供我讀書節衣縮食，許多老師、長官對我勉勵有加，回到祖國大陸以後不管是在北大讀書，到美國求學，學成後回到祖國工作，也總有許多師長、領導照顧我的生活，為我的工作創造條件，以及一群相知相契直諒多聞的朋友、篳路藍縷同甘共苦的同事、少年英俊奮發向上的學生相互提攜砥礪前行，更有關山萬里一路相伴相隨無怨無悔的妻子和一對子女。
回首往事，從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少年，到如今我也已經到了隨心所欲而不逾矩之年。兩岸人生一路走來所幸波濤不驚，若有所成要感謝的人很多，有不少有恩於我的幼時親長前輩已經只能來生再謝，也有些知交仍處兩岸相隔未能促膝相談把酒言歡，這些遺憾只能以四十三年猶未忘者鄉音、故情、少年志的寸心來表白。瞻望前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新格局中當以不知老之將至以及春蠶到死絲方盡來勉勵自己，為民族復興大業的最終完成繼續竭盡所能以回報在我成長的過程中關心我、照顧我、鼓勵我、支援我的眾多親長、老師、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