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睿：拜登對中政策─衝突與合作併舉的混合型智戰

美國學者阿瑟斯坦(Arthur Stein)從「利益博弈」的角度，說明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他論斷地說，「(國家)試圖將其相對利益最大化，那麼共同利益就不存在。」相對利益最大化，便是利益絕對化的持續追求，結果導國家間共同利益的浸蝕，沒有了共同利益，也就難有溝通的立足點，兩年來的中美關係，正如斯坦陳述一般，落入了利益博奕的困境。

「結果論」的堅持

斯坦對「利益最大化」的描述，是「中美」關係惡化的最大原因。川普將利益最大化作為「政策或戰略」活動基礎思維，終形成美國決策核心部門「利益最大化結果」的追求。

美國駐華大使代辦傅德恩(Rob Forden)在11月6日與察哈爾學會會長韓方明會談時，提出兩個重點說明，「不管美國選舉的結果如何，美國都將繼續推動公平對等的對中關係」；「美國的政策將繼續尋求一種重結果的關係，它真正(是)著手解決中美關係中，長期存在的問題。」中國大陸媒體，報導傅德恩的說話，選擇以「公平對等的對中關係」作為標題，實際上，傅德恩的第二句話才是對中關係的重點，也就是，美中關係具有長期存在，難以調和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美國採取「重結果關係」態度的堅持。

美國5月份發布《美國對中戰略方針》的報告書中，明確指出「我們要求(與中共交易)的是切實的結果和建設性的結果。」2018年美國轉向競爭戰略，對中政策或戰略作為，包括著包括「民主與共產意識形態差異」、「自由、人權、民族、宗教政策」、「科學技術、人才的脫鉤與管理」、「5G通信網絡系統的主導」、「貿易加徵關稅」、「宣布中國企業制裁清單」、「鼓勵製造業回流美國」、「知識產權的維護」、「網絡安全的提升(乾淨網絡)」、「印太戰略的塑造」、及「台灣資產轉化資源運用」等等。這些政策推出，顯示一種「遏制性」的功能，其背後，則是欲達成「美國優先」目標「完全結果」的實踐。

「結果與手段」是相輔相成的，為了達到對美國相對利益最大化的結果，手段是可以多樣化，從合作、競爭、衝突諸多層面，進行選擇，但以川普政府而言，顯然是採行了「競爭與衝突」的手段為優選。既然重視結果，其手段便不必考慮過多的負向，博弈的雙方必然要付出更多代價，何來的「公平對等」呢？

中美「主導性戰略」的矛盾

從博弈操作來看「結果關係」中的「優化(次優)結果」，是彼此「協調、合作」的產物，是消解衝突的最佳結果，但「優化結果」卻不是「利益最大化結果」的呈現。

中美之間的矛盾，主要是源自於「主導性戰略」根本的摩擦。中美之間的衝突現狀，是緣起中美「發展戰略與競爭戰略」兩個不同的主導性戰略對立所致，彼此為維護戰略利益最大化結果追求，「優化(次優)結果」恰是目前美中雙方避免成為「現實」的結果。

自美國以中國為對象，設立了「競爭對手」，甚至貼近「敵人邊緣」的身分，對中國實施「戰爭邊緣競爭」，以追求「美國再度偉大」，「美國優先」的實踐，運用「極化」手段，作為美國再度偉大(利益最大化)的介質，縱然中國大陸呼籲「避對抗、暢溝通、不脫鉤、排零和」，煙硝味不但未減，更從單純的貨貿加稅，變成全政府的攻勢作為，美中陷入了「制裁反制裁」的惡性循環。

中國「發展戰略」的「發展」與西方的「繁榮」語詞，具有相似性，差別在於計畫與自由度的偏好安排，及在過程中的趕超效應。中國大陸發展戰略的目標，在追求「中國偉大復興」，經濟發展成為了追求的動能，2013年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便是外向經濟發展上的重大決定，十四五計畫中，「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國際、國內雙循環的發展戰略」，更是中國大陸面對未來國際政治環境變遷，先行的戰略布局。

國際經濟評估機構，若以PPP(消費指數)計算，2020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若以實質GDP計算，2035年中國大陸也將超越美國，為了遏制中國發展的速度，美國淡化「共同繁榮」路線，走向了競爭與遏制道路。

美國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極限手段運用，過程中也發生了分項戰略的矛盾，尤其在同盟關係、國際組織、國際條約單邊極化態度，鬆動了美國精心所打造的國際體系，且兩年來的美中貿易戰，數字顯示，美國並未獲得制壓性預期結果，貿易逆差反而創下12年來的新高。這也是拜登批評川普政策的要點之一。

拜登執政與三方學者對政策趨勢的蠡測

2020年美國第46屆總統大選結束，拜登入主白宮已經可以確定，並且民主黨也在組織過渡政府團隊，進行執政交接事宜。基於美中台關係，三方學者也各自的蠡測拜登在政策上的可能特點。

在台灣方學者，李大中、張登及、李志強、周志杰等人觀點整合，「中國發展已經對美國霸權構成嚴重威脅，此為兩黨共識。」；「以現實主義思維替代新自由主義抑制中國崛起，成為朝野共識。」；以聰明的戰略、理性的手段、競爭合作呼應、重視多邊、聯盟領導(方式)應對中國。」；「印太戰略為兩黨共識。」；「接觸政策視中美「社會斷鏈」是否持續深化發展而定。」；「科技與供應鏈或脫而不斷。」

在美方學者，如雷文凱（Frank Lavin）指出，「拜登不會突然轉變川普施行的對中政策。因為這一對中政策源於華盛頓決策圈的普遍共識。」具體的是指「經濟、安全和人權」三個問題；其次，認為拜登是位國際主義者，強調「美國應該扮演國際領導者的角色，因為這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除此之外，美國專家學者也提到美中台三方的議題，包括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黎安友(Andrew Nathan)、范亞倫(Aaron Friedberg)、孔傑榮(Jerome Cohen)等人，強調「美國新政府的對台政策，應該以長期以來的「一中政策」、「戰略模糊」、「不挑釁」等傳統政策為基礎，加強與台灣的關係與合作。」換句話說，美國在當前不應該改變對台政策。

中國學者專家，包括金燦榮、張心伯、時殷弘、信強、房寧等人觀點，基本上採以務實取向的判斷，總體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已經從「接觸、競爭」轉變為「競爭、遏制」模式的趨勢不變。手段方式上或將有所調整，但總體政策我們應該更多地看到「延續性」而非變化。這也就是房寧所說「戰略(拜登)與戰術(川普)」的差別。總和言之，其內容要點可分為強化、延續、調整三部分：

美國自身政策的強化：「將立意於全球治理和全球多邊主義」；「美國將以負責任的世界頭號國家的姿態，重新加入一些國際組織和協定，恢復國際信任。」；「修補美國在歐洲和東亞太平洋同盟關係，從而主導或促成一個西方較全面的反華統一戰線。」

對中政策的延續：包括「印太戰略」；「台灣、香港、南海、中國宗教狀況和人權政策持續，甚至更高調。」；「高技術脫鉤，指控在美的顛覆/滲透/情報活動不變。」；「清潔網絡，祛除中國互聯網重要企業將持續。」；「在南海問題上，拜登政府的對中施壓立場會持續。」

對中政策的調整：「政策和策略帶來較多的可預料性和相應的穩定性。」；「逐步恢復原則上或詞語上的中美合作，如氣候變化、民用網路安全和反恐等問題。」；「中美之間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將大為降低。」；「防止兩國間的外交脫鉤。」「在台海問題上，拜登政府可能會緩一緩。」

從三方學者的蠡測，可以見到美國在三方關係上，強化國力與恢復國際信譽，部分將延續川普設定的未來路線，台海上的軍事行為可降溫，政策上趨向穩定與可預測性。

從戰略思維與拜登話語展望未來

或許可以再從川普的「單邊破障與極限逼進」方針解釋美中關係，那房寧認為美中關係將從「戰術」層次，轉向「戰略」層次競爭的說明，拜登的模式則可能是「多邊圍合與規則迫進」規範未來美中關係。

這樣的判斷來自於拜登兩篇文章，一是《外交事務雙月刊》所登〈為何美國必須再度領導─拯救後川普的美國外交政策〉，及在《世界日報》投書，〈為了我們家庭更繁榮的未來〉，前一篇指出美國應該回到世界，領導世界的論述，後一篇則是更全面的描述取得政權之後的基本政策方向。其中有兩段文字說明了「美中台」的基本態度。

文意可以歸納五點：「與其他國家攜手合作，應對影響我們所有人的國際挑戰。」；「我們是一個太平洋強國，將與盟友並肩，增進我們在亞太地區共享的繁榮、安全與價值。」；「深化與台灣這個居領先地位的民主政體、主要經濟體，以及科技重鎮的關係。」；「應對中國的方式，聚焦增強美國競爭力再興國內優勢，更新我們在海外的聯盟與領導力，在符合美國利益的領域與中國合作。」

從以上要點，可以見到「以合作應對國際挑戰；亞太地區共享繁榮、安全與價值；深化台灣關係；對中則有三個基準，強化美國競爭力，更新聯盟領導力，基於美國利益展開合作。」

 拜登的對於國際、亞太、中美台三方關係方向，基本上已經明確。在應對國際挑戰時，「合作」成為主要概念，這與川普「衝突」的基調是相悖的。在世界或全球領域層次上，包括了中國在內，拜登期望中國大陸在國際間做為一個「擔負更多責任的大國」，從這個角度分析，創造基於規則與穩定機制的中美關係或許可能，這也能讓美中步上雙贏的道路發展。

但在說明亞太地區作為，卻又見到美中矛盾之所，「繁榮、安全與價值」三個層面，繁榮是依賴經濟合作、安全則有賴於軍事威懾，價值則是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中國顯然成為美國「合作」的例外，因為軍事威懾、思想衝突不容易為經濟合作所彌補，目前的中美關係正處於這般情境當中，也是前面提到的利益最大化下零和博弈的現象。未來，美國在亞太具體的行動上，印太戰略將會持續；歐巴馬的TPP或將回潮；價值觀的軟實力運用，則可以成為政治戰略分項的工具。

 最後，他談到應對中國的方式，則是從美國自身實力出發，拜登卻又已經暗示了美國力量衰退，否則不會說出「增強美國競爭力再興國內優勢」，事實上，拜登執政後，必須面對國內「疫情控制、種族衝突、經濟衰退」三大問題，國力確實受到損傷。

他還提出「更新聯盟與領導力」，以聯盟方式制約中國大陸的行為，而不是依賴美國的獨立作為。但更新聯盟關係，是有責任上的擔負，也就是「公共財」的供給，領導力的來源，除了資源基礎外，還要能履行承諾，這是拜登必需再度去建構的。除了聯盟對抗外，在雙方有共同利益或對美國有利時，仍可以保留彼此間的合作。

應對中國方式的描述，可以清晰見到拜登是以衝突為前提，以合作為補充的優先次序，但在西太平洋的權力平衡，將取決於區域內國家間互動，以及中國大陸在經濟吸引、軍事反威懾能力結果而定。

綜合拜登的說明，在國際空間領與上，希望中國能扮演「負責任大國」，共同合作應對國際挑戰，如COVID-19、氣候變化等，如此一來，脫鉤與新冷戰相對降低；在西太平洋地區，對於中國的應對，仍是「發展與競爭」戰略間的原始矛盾，透過戰略思維思考這三個層次(國際、亞太、中國)的手段操作，若要協調好三個層次的手段，並減少層次間行動要素摩擦，代之而起的方式將是「伐謀、伐交」，「衝突與合作併行」的混合型智戰，成為應對中國整體戰略的根底。

 這樣的轉變，美國將涉及「美國優先」的主導性戰略調整的可能，以及在行動上改變川普式「一致性結果」硬作為的展現，調整川普過多的衝突手段，尤其是軍事威懾作為，並向合作傾斜，這也意謂著「優化(次優)結果」將是美中雙方成為「現實」的結果。

拜登雖視台灣為優質性的民主典範，但國家利益卻難以替代，拜登曾言「台灣未來由台灣人決定」，意義是相當明確。拜登調整美中關係，傾向「合作、衝突並舉」的背景下，台灣會不會放棄「反中戰略」，轉向拜登的「並舉方針」，將決定兩岸趨勢發展。

 （作者張明睿/ 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研究員、博士，本文首發祖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