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人們都不喜歡現實主義？
斯蒂芬·沃爾特（哈佛國際關係學教授）
文/斯蒂芬·沃爾特
政治學家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曾寫道：「沒有人喜歡政治現實主義者。」他的哀歎在今天看來尤其貼切，因為烏克蘭持續不斷的悲劇引發了對現實主義的抨擊。一些小的例子:《大西洋月刊》的安妮·阿普爾鮑姆（ Anne Applebaum）和湯姆·尼科爾斯（Tom Nichols），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和《外交政策》專欄作家、《新政治家》的亞當·圖茲（ Adam Tooze），多倫多大學教授塞瓦·古尼茨基，以及蘭德公司的邁克爾·馬紮爾等人都在批評現實主義，就連《金融時報》的愛德華·盧斯（Edward Luce）——他一直是美國和全球政策方面最有見地的觀察家之一——最近也認為，「外交政策的‘現實主義’學派……最近在媒體上的表現很糟糕，大部分都是活該。」
這些憤怒大部分是針對我的同事、偶爾跟我一起合著的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部分原因是他對西方在俄羅斯-烏克蘭危機中扮演的角色的看法莫名其妙地讓他「支援普京」，部分原因是對他提出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的嚴重誤讀。
另一個明顯的目標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基辛格最近敦促與莫斯科進行和平談判、在烏克蘭領土問題上達成妥協、以及需要避免與俄羅斯永久決裂的言論被視為現實主義道德破產的一個明顯例證。正如我下面解釋的那樣，基辛格是現實主義傳統中的一個異類，但他仍然是批評人士的一個方便的陪襯。
這其中的諷刺意味是不容忽視的。各種各樣的現實主義者反復警告說，西方對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政策會導致嚴重的麻煩，而那些聲稱北約的開放政策會給歐洲帶來持久和平的人卻漫不經心地忽視了這些警告。既然戰爭已經爆發，生命正在喪失，烏克蘭正在被摧毀，你可能會認為，北約無限制擴大的支持者們會拋開他們的理想主義幻想，以一種務實的、現實主義的方式來思考這些問題。然而，相反的情況發生了：那些判斷正確的人被單獨挑出來攻擊，而那些認為擴大北約將在歐洲創造一個巨大的和平區的人則堅持認為，戰爭將繼續下去，直到俄羅斯被徹底擊敗並被大大削弱。
這種現象並不奇怪，因為現實主義從未在美國流行過。它被公認為國際關係研究的一個重要傳統，但它也是相當多敵意的物件。例如，2010年，加州大學聖達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教授大衛·雷克(David Lake)在國際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的主席演講中批評現實主義和其他範式是「教派」和「病態」，分散了人們對「研究重要事物」的注意力。早在20世紀90年代，當許多人認為自由主義價值觀正在全世界傳播時，政治學家約翰·瓦斯克斯(John Vasquez)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發表了一篇長篇文章，聲稱現實主義是一個「退化」的研究項目，應該被拋棄。
那麼，為什麼這麼多人如此強烈地不喜歡現實主義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可能不是最客觀的判斷者，但我認為是這樣的。
首先，現實主義是對政治的一種相當悲觀的看法，即使是在其更為溫和的版本中。它假定人有無可救藥的缺陷，沒有辦法消除個人或他們所組成的社會群體之間的所有利益衝突。此外，所有版本的現實主義都凸顯出，缺乏一個能夠執行協議、防止各國相互攻擊的全球權威所導致的不安全。當暴力成為可能時，各種各樣的人類群體——部落、城邦、街頭幫派、民兵、民族、國家等等——都會想方設法讓自己更安全，這意味著他們會強烈地傾向於爭奪權力。
與一些批評家所主張的相反，現實主義者並不認為這些特徵是決定一個國家可能採取的每一個行動的鐵律。他們也不相信合作是不可能的，也不相信國際機構毫無價值，他們當然也不認為人類在努力保護自己的利益時缺乏做出不同選擇的能力或能力。現實主義者只是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即缺乏一個支配一切的中央權威）為國家之間的對抗和競爭創造了強大的動機——這些動機很難管理或克服。
不難理解為什麼許多人不願意接受這種對人類狀況的悲觀看法，尤其是當它似乎無法提供明確的逃避辦法時。但真正的問題是：這是對國際政治的準確看法嗎？當你考慮到人類歷史上一直發生並延續至今的衝突和衝突，以及各國擔心自身安全的傾向時，現實主義的說服力是強大的。
其次，現實主義對強權政治的強調使許多人認為它的支持者過於專注于軍事力量，傾向於支持鷹派的解決方案。但這種觀點是錯誤的：除了基辛格（他在越南戰爭期間是鷹派人物，並支持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最著名的現實主義者普遍傾向於鴿派。喬治·肯南、萊因霍爾德·尼布林、沃爾特·李普曼、漢斯·摩根索和肯尼斯·沃爾茲都是美國捲入越南戰爭的早期批評者，他們的學術繼承者也是反對布希政府在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更為突出的聲音之一。
第三，現實主義也被視為對倫理或道德考慮的冷漠甚至敵視。這種指責有一點道理，因為現實主義的理論框架沒有以任何明確的方式包含價值或理想。顧名思義，現實主義試圖以「真實的樣子」來接觸世界，而不是我們所希望的樣子。然而，正如邁克爾·德施（Michael Desch）等人所指出的那樣，大多數現實主義者也受到深刻的道德承諾的指導，他們既意識到國際政治的悲劇性，也意識到儘管壓力迫使他們採取其他行動，但試圖按道德行事的重要性。對於現實主義者來說，如果最終的選擇導致更大的不安全感或人類痛苦，那麼崇高的目標和良好的意圖是不夠的。
第四，現實主義在美國不受歡迎，因為它與人們普遍相信的美國例外主義背道而馳。美國例外主義認為，美國具有獨特的道德，總是為人類的更大利益而行動。對於現實主義者來說，在一個缺乏中央權威的世界中保持安全和獨立的需要，往往導致具有截然不同特徵的國家以驚人相似的方式行事。例如，美國和前蘇聯在各自的國內秩序、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體制方面的差異是無法再大的了，但冷戰期間的競爭壓力導致各自組建並領導大型聯盟，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推廣各自的意識形態，製造數萬枚核武器，干預許多其他國家，進行破壞性的代理人戰爭，刺殺外國領導人。由於陷入競爭，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制定了相當相似的外交政策。
可以肯定的是，現實主義者認識到，國內政治並非無關緊要，而且在納粹德國和愛德華時代的英國之間也存在著重要的差異。理想主義者會迅速將世界劃分為「好」國家和「壞」國家——並將世界的問題幾乎完全歸咎於後者——而現實主義則承認，即使是成熟的民主國家，當他們認為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脅時，也會對他人做出可怕的事情。
例如，早在20世紀60年代，詹森政府非常擔心南越會成為共產主義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派遣了近50萬軍隊越過太平洋前往那裡作戰，其中58000名士兵沒有返回。美軍使用了凝固汽油彈和橙劑，向朝鮮投放了800萬噸左右的武器。當這種做法不起作用時，尼克森政府入侵柬埔寨，削弱其脆弱的政府，並在無意中幫助赤棉(Khmer Rouge)政權獲得權力。越南是一個弱小的國家，距離美國大陸超過8000英里，但其領導人設法說服自己，這些行動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是必要的。
1979年7月——不到10年之後——當尼加拉瓜的民眾起義推翻了親美獨裁者阿納斯塔西奧·索摩紮（Anastasio Somoza），就像2014年2月烏克蘭獨立廣場（Maidan）推翻親俄總統維克多·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一樣，卡特政府開始警覺起來。1981年1月上臺時，雷根政府的應對措施是組織和武裝反抗軍，就像俄羅斯支持烏克蘭的分離主義民兵一樣。尼加拉瓜是一個僅有400萬人口的貧窮國家，但美國官員認為它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大約有3萬尼加拉瓜人死於這場戰爭——相當於該國人口中大約250萬美國人的死亡。
這些美國過去不當行為的例子絲毫不能為俄羅斯今天的行為正名。如果我們保持一致，那麼所有這些行動（包括入侵伊拉克）都應該受到戰略和道德上的嚴厲譴責。儘管如此，它們提醒人們，當各種政府感到受到威脅時，它們都會做出殘酷的事情，即使它們的恐懼有時是虛幻的。但在美國這樣一個自認為品德高尚、高級官員很少承認錯誤或承擔責任的國家，提醒人們美國領導人有時表現得像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如今的所作所為，可能不是贏得他們支援的最佳方式。
這種現象在戰爭時期尤其強烈，因為可以理解的是，人們希望獲得民眾的支持，這促使政府將自己的事業描述為完全正義，而將對手描繪為邪惡的化身。認為美國之前的行動可能與烏克蘭的悲劇有關的說法，並不能為普京的戰爭決定或俄羅斯武裝部隊的行為開罪，但這勢必會引發一些人的強烈反應，這些人試圖將這場衝突定義為野蠻的侵略者和無辜的受害者以及後者善意的、同樣無辜的朋友之間的簡單道德遊戲。
現實主義者承認，邪惡的行為會發生，有些國家的行為會比其他國家更惡劣，但他們也明白，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裡，所有國家都在爭奪安全，沒有哪個國家的行為是無可指責的。因此，現實主義者認為外交和妥協是在不使用武力的情況下管理分歧和解決分歧的關鍵工具。相比之下，如果邪惡的領導人或政權要為世界上所有的麻煩負全責——正如自由主義者、新保守主義者和其他理想主義者所堅持的那樣——那麼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一勞永逸地消滅這些作惡的人。唉，問題在於，試圖擺脫你認為邪惡的政府往往會讓很多人喪命。在某些情況下，比如目前的烏克蘭戰爭，它可能會導致更廣泛、更危險的衝突。
最後，現實主義往往不受歡迎，因為它的支持者有一種惱人的傾向，認為自己是對的。當然，並非一直如此，因為外交政策是一項複雜的活動，不確定性無處不在，能夠幫助指導決策者的各種理論充其量只是粗糙的工具。例如，大多數現實主義者——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對北約在冷戰結束後依然存在並擴張感到驚訝。
但現實主義者在以下幾個問題上是正確：北約東擴、波斯灣的雙重遏制、伊拉克戰爭、烏克蘭放棄核武庫的不幸決定、中國崛起的影響、以及阿富汗國家建設的愚蠢行為。
與現實主義的許多批評者相比，現實主義在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記錄上表現並不糟糕。但我懷疑這是否會讓現實主義更受歡迎——即使大多數國家或多或少地繼續按照現實主義所描繪的那樣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