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關係的辯證邏輯：戰略競爭為主體，合作和對抗互為因果
文/RFA宋文笛
美中兩國於美東時間 11月15日舉辦了雙方領導人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首次「見到面」的視訊峰會。各界議論紛紛，樂觀者曰美中破冰必然走向所謂「大交易」，美國將台灣當作籌碼出賣在即，悲觀者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依然「美中必有一戰」，台海難免兵凶戰危。
實際上，美中關係在經歷大半年的叫板階段之後，雙方對於彼此底線有了認知之後，正在逐漸開始過渡到明確以競爭為主體的相對穩定階段。評鑒美中關係動向，理應抱持處變不驚的長線思維，著眼於有效訊息 (signal) ，並且不對短期雜訊 (noise) 作出過度反應。
美中關係走向競爭
前美國白宮國安會資深亞洲事務主任，華府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資深副總裁，也是共和黨當代亞洲政策的一線大師葛林 (Michael J. Green)，曾于日前訪談中指出，北京自從拜登上台初始，便判斷戰略競爭趨勢已經難以逆轉，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將以競爭為主軸：
「過往每當美國總統大選結束，中國都會態度放軟，對新一屆的美國政府和顏悅色，以期為美中關係定下好的基調。但是這次 (2020年美國總統選後) 北京並沒有對拜登政府如此。由此可見，北京也認為美中之間的系統性競爭已成定局。」
(注：意即就算北京態度放軟，也改變不了美國政府對中國的競爭意識，北京也就沒有必要多此一舉。)
(「(After past US elections), the Chinese bent over backwards to avoid offending incoming administrations – to set the right tone. They are not doing that with Biden. They think this (systemic competition) is baked in. You can tell.」
— Michael Green on US-China systemic competition)
宏觀來看，美中雙邊對於如何互動，各有其指導思想。北京說「鬥而不破」，華盛頓有國務卿布林肯說的「競爭、合作、對抗三個籃子」，乃至於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以及印太政策總監坎貝爾的提法，即「無災難式競爭」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細思三者，其實意思都大同小異。
雙方的共同底線共識是「不想鬥到破」，雙邊關係的主軸是「競爭」，輔助性的次要目標則是促成 (有利於增強己方競爭力的) 「有條件式合作」。至於「對抗」，則是促成合作的重要手段。
既然要競爭，若是將此路線推進到極致 (logical conclusion)，自然就是開戰或者「破」。這是為什麼許多兩岸輿論判斷「中美必有一戰」。
辯證法看待「競爭、合作、對抗」：合作先於對抗，對抗促進合作
那麼為什麼既想鬥，又不想鬥到破？當然是因為還有不少事情想要「合作」，例如眾所皆知的氣候變遷、全球公共衛生和防疫等跨國安全議題 (transnational security)。在這些議題上做出良性的態度，是美國維持國際領袖形象之所系。
按照新自由制度主義邏輯，美國一方面是國際秩序領導者，二方面國力又在相對微幅下滑，要如何既維持領導權又想要減少直接物質資源投注？唯有讓國際秩序穩定，如此才能夠透過低成本的抽象規則和國際規範 (rules and norms) 行使領導權，這也是為何美國屢屢呼籲維持「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rules-based order)。然而若是世界最大兩個經濟體彼此關係崩盤，視彼此為不共載天的死敵，則國際秩序自然難以穩定，連帶的國際規範也將鬆動，反而不利美國領導權的成本控管。也因此，一定程度的美中合作，乃是維繫美國領導地位的題內應有之義。
由此可見，美國對中國雖然講究競爭，卻無意鬥到魚死網破。所以回頭檢視布林肯的所謂對中政策「競爭、合作、對抗三個籃子」：對抗其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什麼手段？推動合作的輔助性手段。但並不是所有合作都照單全收，而是按照「相對收益」原則 (relative gains)，推動對美方有利的「選擇性的合作」，是為了競爭勝出，爭取對自己更加有利的合作條件和互動基礎的手段。
所以美國對中國存在合作意願是必然的，只是條件並不容易談攏，還得透過競爭和對抗，等到明確分出高下之後，才容易對彼此實力達成共識，弱方接受強方主導設定的條件，然後才會進入穩定合作。在此之前，進行對抗、討價還價或者所謂「鬥」，都是自然現象。
溝通和互信建立機制為「鬥而不破」的基礎
對抗和合作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為表裡。對抗引導合作，合作亦伴隨對抗，這是中共馬克思主義思想裡的正反合「辯證法」的邏輯。換作從華盛頓視角看，亦是如此，因為這也是西方的國際關聯式結構現實主義理論解釋國際沖同與合作的基礎思路。
西方政策圈目前主要擔心的是中美鬥凶了之後可能會帶來「溝通不順」問題。唯有溝通順暢，中美雙方都能夠確認彼此底線都是「不想破」，才能夠競爭得更白熱化，連帶地早日讓合作成為可能，國際秩序方得穩定。但是若是溝通不順，彼此疑慮對方其實是想要「鬥到破」的，那麼就容易走向「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 (preventive war) 的魚死網破思維，一旦走向此「最壞情況假設」 (worst-case scenario analysis)，對抗升級就容易走向失控。
這是為什麼美中雙方都期待拜登和習近平的雙邊領導人峰會，由最高層親自確認彼此不想鬥到破，方得控管互鬥不至於失控 (「responsibly manage the competition」)。同時每當雙方層峰人物會談時，事後美國官方簡報必然會闡述對話內容是「坦誠而直接的」 (「openly and straightforwardly」)，白話文意思便是有話直說，沒有回避陳述逆耳之言，這同時也是告訴外界，雖然發生雙邊對話，美中主軸依然是競爭，依然在所謂「鬥」著。
台灣應該如何看待美中競逐
拜習會，乃至於楊潔篪與蘇利文的瑞士會談，以及 G20 等國際場合，美中的溝通，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止鬥」，而是為了「促鬥」。需要再確認雙方的底線都是「鬥而不破」 (strategic reassurance)，為雙邊關係架上護欄 (guardrails)，在此基礎上，才更能夠「放開手腳去競爭」。
以此觀之，有兩種常見的坊間情緒，或許都稍微失之片面：不管是看到美中在對抗，就判斷很快地「中美必有一戰」，或者是看到美中偶爾有良性溝通或探索合作可能性的動作，就斷言美國馬上要「出賣」台灣。
對抗和合作，互為表裡。美中對抗是為了促成對己方更有利的合作，而此類合作一旦成局，也將使己方在競爭中勝出更加有利。在漫長的美中戰略競爭的過程中，既鬥爭又合作，實乃國際政治之常事。
在美中邁向戰略競爭的時代，台灣只需採取平常心，哀矜勿喜、處變不驚，著眼於長線思惟，深化自身籌碼和不可替代性即可。
• 往長遠看，只要美中「競爭」仍是主軸，台灣便會是重要夥伴，對於美中兩強，爭取台灣的利益遠大於拋棄台灣。
• 相對的，只要美中「合作」仍然可能，便能夠維持「鬥而不破」局面，既然不破，台灣就不至於被捲入戰火前線。所以美中合作對於台灣也可以是好事，無須理解成即將被拋棄的前兆。
• 而實力逐漸趨近的美中之間，若要合作，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對抗」，才能夠在坦誠的討價還價中逐漸達成合作所需要的共同政治基礎；既然對抗有時候能夠促進合作，即便見到美中之間出現對抗情形，也不必然等於雙方鐵了心要「鬥到破」，所以台灣亦無需反射動作式地進入戰火在即的焦慮。
• 台灣需要擔心的情況是，一旦美中雙方不再願意將範圍限制在「鬥而不破」框架之內，或者它們不再相信對方願意「鬥而不破」，則雙方戰略競爭便可能升級到威脅在根本上修正既有的國際秩序的範疇，屆時先發制人之「預防性戰爭」 (preventive war) 機率隨即上升。按此思路，美中仍有意願舉辦拜登與習近平的領導人高峰會談，屬於教科書級的「信心建立機制」 (CBM)，亦是雙方依然存有一定限度互信的象徵，對於台海和平理應屬於正數。
（作者宋文笛為澳洲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原美國華盛頓智庫東西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研究領域包括美國外交智庫、智識社群、中國政治及中美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