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奈：別再把中美競爭稱為「冷戰」
文/奈伊（JOSEPH S. NYE Jr.）
在華盛頓的一些政界人士和決策者中，越來越流行一個新想法：美國正與中國進行一場「冷戰」。這是一個糟糕的想法——對歷史不利，對政治不利，對我們的未來也不利。
拜登政府明智地回擊了這種說法。但總統的行動表明，他的對華戰略可能確實受到冷戰思維的影響，將我們的思想鎖定在傳統的二維國際象棋模式中。
然而，與中國的競爭是一場三維博弈。如果繼續下二維棋，我們就會輸。
雖然與蘇聯的衝突和當前與中國的競爭都沒有導致全面戰鬥，但競爭性質卻大不相同。在冷戰期間，蘇聯對美國的軍事和意識形態構成直接威脅。我們和蘇聯幾乎沒有經濟或社會聯繫：遏制是一個可行的目標。
由於競爭是基於一個簡單的二維前提——唯一的戰鬥只會發生在雙方軍隊之間——雙方的行動都取決於對方是否扣動扳機。但與中國的競爭是一個三維棋局，權力的分配不是單一層面的，而是分佈在各個層面——軍事、經濟和社會。
這就是為什麼冷戰的比喻即使方便，卻是站不住腳的，而且可能還很危險。它低估了我們面臨的真正挑戰，並提供無效的策略來蒙蔽和誤導我們。
在經濟層面上，美中有著深厚的相互依存關係。2020年，雙方的貿易額超過5000億美元。雖然華盛頓的一些聲音在談論「脫鉤」，但認為不用付出巨大代價就能將我們的經濟完全與中國分離，這種想法是愚蠢的。我們也不應該指望其他國家這樣做，因為據報導，有更多國家現在的最大交易夥伴是中國，而不是美國。
美國和中國的社會結構也深深交織在一起：兩國之間有千千萬萬的社會聯繫，從求學、旅遊到其他事務。而且在現實中，在疫情和氣候變化等生態問題上也是不可能脫鉤的。
相互依存是一把雙刃劍。它給雙方創造了對另一方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敏感神經，會讓人謹慎行事。但這也造成了漏洞，北京和華盛頓都可以將其作為影響工具加以操縱。
儘管有上述因素，但二維思維認為，美國能夠依靠其軍事優勢與中國抗衡。雖然中國正在實現軍隊現代化，但美國仍然是唯一真正的全球大國。（雖然目前還不清楚這一地位會持續多久。）我們必須在傳統的軍事棋盤上謹慎地策劃我們的橫向行動——比如改善與印度的關係、加強與日本的聯盟，以維持亞洲的力量平衡。與此同時，我們不能繼續忽視經濟或跨國事務中權力關係的差異——以及這些層面的互動。如果我們繼續忽視，我們就會遭受損失。
在經濟領域，權力分佈是多極化的，美國、中國、歐洲和日本是最大的參與者。在跨國事務上，比如在氣候變化和疫情等問題上，非政府行為體發揮著強大的作用，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掌控局勢。
然而，由於美國對東亞的貿易政策不完善，中國得到了這一領域。在跨國議題上，美國冒著與北京的不良關係危及氣候目標的危險。中國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王毅外長警告美國，不要指望氣候談判會成為整體關係沙漠中的綠洲。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解決氣候變化和疫情這樣的跨國問題。因此，生態相互依存的政治不但涉及對其他國家施加權力，還涉及與其他權力聯手。
今天的政治競爭也是不同的。美國及其盟國不像史達林或毛澤東時代那樣受到共產主義輸出的威脅。很少有人勸他人改變信仰；今天很少有人走上街頭支持「習近平思想」。
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操縱經濟和政治深度相互依存的體系來支持其威權政府，並影響民主國家的輿論，以反擊和先發制人地進行批評。要證明這一點，我們只需要看看中國對我們的盟友挪威和澳大利亞的經濟懲罰，只因它們敢於在人權問題上敲打中國。一個三維戰略將承認並回應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採取的這些行動為我們採取支援性措施創造了機會，反過來會增加我們的影響力。貿易協定會有所幫助，最近將我們的核潛艇技術出口到澳大利亞的協議也會有所説明。
無論好壞，我們都被困在與中國的「合作競爭」中，競爭和合作是兩個相互矛盾的事情，我們需要一種能夠同時完成這兩件事的戰略。
在國內，美國必須通過增加對研發的支持來加強其技術優勢。在軍事方面，這意味著重組傳統力量以納入新技術，並加強剛才提到的聯盟。
在經濟方面，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導致在一個重要的貿易領域留下了一個巨大漏洞。在跨國議題上，我們需要加強和發展相關機構和國際條約——例如世界衛生組織和巴黎氣候協定——以應對健康和氣候問題。
悲觀主義者看到中國的人口規模和經濟增長率，相信它們會占上風。但是，如果我們將我們的盟友視為資產，那麼在本世紀，西方盟國——美國、歐洲、日本——的軍事實力和經濟財富的總和將遠遠超過中國。
拜登總統是正確的，冷戰言論弊大於利。但他也需要確保他的中國戰略適合這盤三維棋局。
Joseph S. Nye是哈佛大學教授，最新著有《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他@Joe_Ny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