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姆斯基：一旦我們能以要求別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世界就將大不相同
諾姆·喬姆斯基（美國著名語言學家，批判知識份子）
文/觀察者網
【文/諾姆·喬姆斯基 譯/觀察者網由冠群】
2001年10月，即9·11襲擊發生幾周後，在阿富汗反塔利班抵抗運動中最受推崇的人物阿卜杜勒·哈克（Abdul Haq）接受了該地區一位元重要專家阿納托爾·列文（Anatol Lieven）的採訪。阿卜杜勒·哈克強烈譴責美國入侵阿富汗，他認為美國的入侵將殺死許多阿富汗人，並破壞阿富汗國內的反塔利班活動。他說：「美國正試圖展示自己的實力，贏得勝利，並唬住全世界的人。他們不在乎阿富汗人將遭受怎樣的痛苦，也不在乎阿富汗會失去多少人口。」
事實表明，2001年塔利班曾提出投降（美國在20年後才遲遲承認這一點），塔利班的條件和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的要求相去不遠。如果當時有必要逮捕奧薩馬·本·拉登（當時他只是一名嫌犯，並不是公認的兇手），正確的步驟應該是與塔利班展開可能的合作，實施逮捕行動：塔利班也想除掉他。但美國必須要展示自己的實力，就像它在最近幾周必須向南海派遣艦隊以顯示其實力一樣。美國反復這麼做，而這正是帝國的慣常做法。
評估美國強權的未來走向是一項非常沒把握完成的任務。這個問題可能最終會變得毫無意義。我們都明白這個事實——世界正飛速滑向災難。如果持否定主義觀點的共和黨人重新掌權，採取負責任的政策、減少環境破壞的可能性將大大降低。但設想最好的情況，我們至少可以找出決定美國實力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如全球秩序的狀態、美國實力的發展軌跡以及美國有哪些理由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
第一，國際體系。世界各國軍事實力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幾乎沒有必要對此作出評論。據跟蹤軍費開支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統計，美國2020年的軍費開支將增加到7780億美元，而中國則增加到2520億美元。排在第四位的是俄羅斯，低於印度，是620億美元。在所有國家中，只有美國一國未受到真正的安全威脅。即使美國受到所謂的威脅也是在對手的邊境地區，在遍佈全世界的800多個美軍基地中，有些裝備有核導彈的基地就圍繞這些邊境地區而建。（中國只在吉布地有一個海外基地。）
在一個急需資金解決緊迫問題的世界上，這種瘋狂行為的一個後果是對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軍事力量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污染源之一，比大多數中等國家消耗了更多的液體燃料，排放了更多導致氣候變化的氣體」。
構成實力的要素還包括經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占全球GDP的比例可能已達到40%，但這一優勢已不可避免地滑落了。但正如倫敦城市大學的政治經濟學家肖恩·斯塔爾斯（Sean Starrs）所說，在全球化的世界裡，國民資本帳戶並不是衡量經濟實力的唯一標準。他在2014年的研究表明，美國跨國公司在許多商業領域佔有超過50%的利潤份額，其在大多數領域都排名第一（有時第二），而其他國家則遠遠落後。
「軟實力」也是構成國家實力的一個方面。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對美國的國家聲譽造成嚴重損害前，美國實力已經嚴重衰落了。即使在比爾·克林頓總統執政期間，主要的政治學家也認識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認為美國是全球「頭號流氓國家」和「他們本國的最大外部威脅」（羅伯特·傑維斯和撒母耳·亨廷頓都分別說過這樣的話）。在巴拉克·奧巴馬擔任總統的幾年裡，國際民意調查發現，美國被認為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沒有任何一個競爭者能與美國相匹敵。
這些實力組成部分可以通過個別案例加以說明。歐洲接受美國制裁伊朗只是因為它害怕自己被逐出由紐約管理的全球金融體系。全世界幾乎異口同聲地（在6月份的聯合國投票中以184票對2票的結果）譴責美國，卻接受美國不解除對古巴的經濟封鎖，持續折磨古巴。美國《獨立宣言》中所說的「對人類輿論的尊重」，以及在《聯合國憲章》中的類似情緒化表述，早已被美國棄之不顧。有能力宣佈制裁並迫使其它國家遵守也是權力的一個層面，在這方面美國無出其右。
基於規則的秩序？
談到美國實力的發展軌跡，其核心特徵是眾所周知的。自建國以來，美國幾乎年年都要使用暴力。湯瑪斯·貝利在《美國人民外交史》（普倫蒂斯·霍爾出版社，1940版）一書中向我們保證說，英國的枷鎖一解除，獲得解放的殖民者就將「集中精力砍倒樹木和印第安人，並劃出他們的自然邊界」以進行防禦。在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一次戰爭中（按將軍兼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的話說），美國奪取了墨西哥一半的領土。美國人的自然邊界是在用武力和詭計從原住民手中奪走了夏威夷後才劃定的。
美國採用大屠殺的手段首先征服了菲律賓，將本國勢力範圍擴展到了亞洲。隨後幾年歷史見證了美國不斷插手本地事務，而且常常是採用極端殘暴的手段（就像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管治海地的手段那樣），給這些地區留下了痛苦的記憶。
隨後，一些拐點出現了。一次是在1945年。當年2月，美國通過實施《美洲經濟憲章》，將門羅主義（警告歐洲列強不要干預拉丁美洲）向前推進了一步。按一位美國政府官員的話說，《美洲經濟憲章》反對「新民族主義學說」，即「採取措施以實現更廣泛的財富分配和提高民眾生活水準」。這種離經叛道的學說，後來被引申為一名美國國務院官員所說的「一國資源開發的第一受益人應是本國人民」（而不是外國投資者）。
這些新民族主義思想與美國當時正在建立的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完全不符。正如以前政府機密檔所強調，歷史也證實了的那樣，美國所積極防範的主要敵人正是這些「激進的民族主義政權」。
另一個轉捩點出現在60年前，約翰·F·甘迺迪總統急劇升級了越南戰爭。這場戰爭是由杜魯門總統發動的並在艾森豪總統任內延續下來（他在用殘酷的獨裁政權取代了伊朗和瓜地馬拉的議會政權後，能夠抽出時間來繼續開打越南戰爭）。甘迺迪還秘密命令對古巴展開恐襲戰，其最終目標是搞亂古巴從而便於美國入侵。該計畫原定於1962年10月實施，正值古巴導彈危機爆發之時。在蘇聯向古巴運送導彈後（部分原因是為了保衛該島），這場危機使世界陷入到了毀滅的邊緣。
1962年，甘迺迪最重要的一項決定是將美國在拉丁美洲的軍事任務從不合時宜的「半球防禦」轉變為「內部安全」。這在整個西半球引發了可怕的壓迫浪潮，最終導致羅奈爾得·雷根在整個中美洲發動了血腥的戰爭。這些戰爭的惡果延續至今，某些國家到現在還飽受蹂躪，不斷有難民逃離一片廢墟的祖國。
美國實力的第三個要素是它如何證明自己的行為是合理的。上述可怕的記錄只是最明顯的例子。一些不願為美國辯護的人有時會部分承認和痛惜這一記錄。負責政策規劃的左翼自由主義極端派、吉米·卡特總統的拉丁美洲專家羅伯特·帕斯特，曾在一篇學術論文中解釋過為什麼當時的政府必須支持尼加拉瓜兇殘的索莫紮政權。「美國不想控制尼加拉瓜或該地區的其他國家，但也不希望事態發展失控。美國希望尼加拉瓜人能獨立行動，但這樣做不應對美國利益產生不利影響。」（他的重點陳述。）
從「砍倒印第安人」的時代開始，這就一直是美國的「公正判斷」，而美國的這種做法在帝國主義暴力史上並不罕見。由於美國制度或政治階層的文化沒有發生改變，全球權力的發展軌跡和現狀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人們對美國強權未來的預期。我們可以借鑒世界大國的過去和現在，有可能預測出美國強權的未來。
當然，美國強權的未來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世界可能發生的變化。近一個世紀前，歐洲屈服於法西斯主義，釀成重大危機，而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引出了社會民主的道路。作為一大文明力量，歐洲能否發掘自身潛力，在未來做出與當年不同的反應？
危機、補救措施和行動
現在，世界不同了。特朗普先生巧妙利用了美國社會表面下流淌的毒液，勾兌出了一種可能毀滅這個國家的毒藥。他現在控制的政黨正走上一條長期滑向原始法西斯主義的道路。如果這一趨勢持續下去，那麼它就翻轉了自1930年代以來的復興進程，這是一個殘酷的諷刺，對那些生活受到危機影響的人而言，這尤其酸楚。鑒於美國擁有的實力，美國的衰落對世界而言也是災難性的。
兩黨共同關注的焦點是來自中國的威脅。在評估這一威脅時，多加謹慎是有必要的。對「黃禍」的歇斯底里由來已久，這種情緒很容易被人利用。例如，根據安能堡公共政策中心的說法，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相信「新冠病毒是中國政府製造的生化武器」，但該中心補充說，「沒有證據」支持這一想法。
除了中國之外，過度誇大外部威脅也是美國的常態。這一點在最重要的內部文件中尤其明顯，如NSC-68檔，這是一份由國務院和國防部於1950年起草的機密政策檔。這份檔猶如意淫般胡說什麼「奴隸國家的基本設計」，蘇聯的敵人及其「強迫性」地想要獲得「對世界其他地區的絕對控制」。現在，喬治·肯楠、其他理性分析人士以及對中國瞭若指掌的官員都已退休。我們不想再重溫那段經歷。
中國實力確實在不斷增長，但這些行為會威脅到美國嗎？
美國長期拒絕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它自己也就沒有佔據有利地位在南海反對中國。對中國的行為，最適當的反應不應是危險地展示武力，而應是由區域內利害相關的國家領導進行外交斡旋和談判。對於其它衝突，也應該用這種方式解決。
威脅世界的危機會蔓延開來。美國和世界擁有怎樣的未來取決於美中兩國能否在一個真正國際化了的世界中展開合作。這一點無需討論，明確無疑。
對於每一次世界危機，我們都有已知的、可行的補救措施。有組織並且已經被動員起來的公眾，能夠對抗那些為了追求眼前利益而將世界推向深淵的私人勢力和國家強權，而且能夠迫使決策者實施解決方案。這基本上不算是一條新的歷史教訓。現在，隨著全球變暖和核戰爭的威脅近在眼前，我們不能再猶豫了。
只要我們自己能從「我們與眾不同」的思維方式中解脫出來並能就事論事，我們就會開始以要求別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其實從道德層面講，我們應該以更高標準來要求自己。但我們暫且擱置這個問題。）我們為什麼要以不同標準來要求自己？一旦我們直面這個問題，世界看起來就會大不相同。
（觀察者網由冠群譯自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