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通婚合法化仍為德不卒

文/彭郁琪（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政治經濟碩士班研究生）

政策背景

近年來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使社會風氣開放，也使得同性婚姻相關議題不斷被拿出來討論。台灣的第一起同性通婚案，根據《台灣日日新報》報導，日治時期明治45年（1912年）時台南廳安平街有位28歲生理女性蕭氏錦，外觀像男子，對於從事勞力工作也很在行。兄長徵詢後，找到一位也住安平的歐氏葉（21歲），明媒正娶地將之娶入門。婚後蕭氏錦改穿男裝，兩人形影不離，這可能是臺灣第一對見報的同性婚姻。

爾後陸續有同性通婚的案例，但早前台灣的社會風氣較封閉，因而當時不被社會上任何人所接受，更別說是受到任何法條的保護。直至2003年在台北舉辦第一場同志大遊行，同性通婚的議題才漸漸被社會大眾所重視，甚至被報導在電子媒體上，同時也成為華人社會中第一次的同志大遊行。

然而，同志大遊行每年都不斷地定期舉行，直至2014年，此次的同志大遊行吸引許多社會運動團體組織與公司加入，同時也有政治人物，像是蔡英文、蘇貞昌等都紛紛在《臉書》上表態支持，但也因此被台灣守護家庭聯盟所批判。

此議題沒有因此而被遺忘，直至2016年婚姻平權議題再度受到討論，立法院包含民主進步黨、中國國民黨、時代力量黨在內的部分立法委員宣告將再次推動婚姻平權法案，直至2018年進行「民法婚姻章保障同性婚姻」及「性別平等教育」的全國性公民投票，立法院終於2019年5月通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使同性的婚姻權利在法律上被承認。

雖然歷經多年的努力，同性通婚終於在法律上被承認，但也因此衍生出許多問題。像是收養小孩、跨國通婚和同性通婚在婚後與異性通婚的家庭會有什麼不同。

首先在收養小孩的部分，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同性伴侶僅能繼親收養，也就是小孩的原生父母，帶著孩子進入婚姻關係，由配偶收養其子女，在法律上的親子關係始成立，但若是收養沒有血緣關係的孩子，則在法律上的親子關係是不被承認的。

其二，則是跨國通婚的問題，若同性通婚的另一半，所屬國家在法律上是認可同性通婚，那婚姻關係則可被成立，像是所屬國籍為台灣與美國的話，那麼婚姻關係則成立，在法律上也是擁有保障的。

最後，同性通婚在結婚後若有成功收養小孩的家庭，則在家庭上應如何才能讓小孩認同自己與其他人不同的家庭結構，也是值得我們去探討的。

問題建構

本文從四個面向來討論同性婚姻問題為何出現：

一、互賴性：政策問題並非是單獨存在的孤立個體，而是許多面臨同樣問題的人們身上所共有的，但當這一問題被界定建構出來之後，這些孤立的個體，就有機會結合成一個交互依賴、相互影響的命運共同體。舉例來說，以此次的同性通婚為例，受到國際人權法對同性婚姻保障的影響，而望台灣能在亞太地區成為對抗性傾向和性別認同歧視的先鋒，因而受到政府的重視，但此項議題也受到一些主張一夫一妻制政黨的反對。顯示出政策問題通常是相互交錯縱橫的複雜互動關係。

二、主觀性：政策問題是人類對環境採取行動的思考產物，它並不是客觀

存在的實體，而是人類以概念詮釋問題情境的感覺產物，例如過去因為社會風氣較封閉，因而同性通婚的議題很少被拿出來做討論，但近年來社會風氣漸漸開放，也就使得同性通婚的議題逐漸被社會大眾所關注，進而被重視。然而在同性通婚收養小孩的問題上，由於大部分人的主觀通常為一夫一妻的家庭結構，因而會對於同性通婚家庭上抱持著懷疑或異樣的眼光。

三、人為性：政策問題是人類主觀判斷的產物，它不能脫離那些試圖界定

該問題的利害關係團體或個人；例如，主張修正《民法》承認同性通婚，這是因為社會風氣的開放，使台灣有機會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是很多的同性戀者、具有社會影響力的藝人、政治人物等利害關係人所共同建構和努力倡議的結果。

四、歷史性：政策問題的發生都有其歷史根源和因果關係。以同性通婚的議題來說，因為當年祁家威的努力請願、訴願、再訴願、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異議、抗告、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等層層法律管道企圖爭取同性婚姻權益，經過多年的啟蒙終於促成同志大遊行，吸引到政治人物和民眾的關注與支持，最後使同性通婚在台灣的法律上被承認。

解決方案

從1912年起，臺灣就有了同性通婚存在的案例，當代最著名的案例屬祁家威，他是第一人向政府請求與男性公證結婚，並提出同性婚姻立法的請願，但遭到政府機構拒絕，爾後陸陸續續有相關案例發生。

近年直至民主進步黨籍立委蕭美琴首次提出同性婚姻法案後，婚姻平權議題才正式浮上檯面，漸漸地讓同性通婚這個議題被大家重視，而促成2018年配合九合一選舉的全民公民投票案，雖然公投的結果可能會因為四年一次的政黨輪替而有所變化，這次公民投票結果，實際上也未能修改《民法》，但還是催生了保障同性通婚的特別法，使台灣成爲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台灣雖然是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但是很多同性婚姻所衍生出來的問題，政府還是遲遲沒有給以應對的保障，像是同性婚姻收養小孩上，目前只能透過遠赴海外，尋找代理孕母計畫生子，返台後再使配偶依據《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依循《民法》收養相關規定，經法院審查許可後為之。

再者，要如何解決同性家庭中的孩子認同自己與其他人不同的家庭結構，也是需要協助的問題。根據研究指出，當同志家長可以開放與孩子討論同志身份時，孩子也可以正向地看待自己的家庭結構，並獲得支持感；當同志家長知道如何因應歧視，就可以教小孩如何回應，更重要的是，因為家庭的態度是可以開放討論同志議題的，孩子遇到歧視，便可以安心在家說出自己遇到的困難，不需要獨自面對，而可以得到家長的幫助及支持。

綜合上述，希望政府在未來在同性結婚收養小孩的問題上，能給予法律上的保障，不然對於有些同性家庭在經濟上可能是屬於較低階的，到海外找代理孕母之事對他們而言會是個牽絆，也因此會斷了他們想傳宗接代的理想，而代理孕母方面也存在著一些法律問題。若修法通過同性通婚收養小孩，則可將剩下的這些衍生法律問題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