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胡佛歷史學者林孝庭：蔣介石日記與國共恩仇
文/voa樊冬寧
中共建政即將屆滿75年，回首四分之三個世紀之前、1949那一年發生的事情，徹底改變了中國人與台海兩岸的命運。正當各界都將焦點放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即將登場的中共「三中全會」之際，美國之音《縱深視角》製作團隊特別走訪位於斯坦福大學、歷史悠久的「胡佛檔案館」，請專門研究蔣介石日記的歷史學者林孝庭教授，帶我們從蔣介石日記的內容和在檔案館內塵封多年的美方機密檔案，回顧75年前那一段關鍵的歷史。
「贏了戰爭、輸了戰爭」的蔣介石，他的一生能給當今中共的最高領導人以及目前的美中台關係什麽啟示？蔣介石與毛澤東兩人在國共戰爭中的「成王敗寇」，以及後來中華民國在台灣能夠轉危為安，這一切究竟是歷史的必然？還是偶然？
國軍儀隊撤出「中正紀念堂」
1949 年在國共內戰中輸給毛澤東的蔣介石，帶領國民黨政府與國軍撤退到台灣。75年之後，台灣當局正式決定將從2024年7月15日起，從「中正紀念堂」（已改名「自由廣場」）撤走行之有年的三軍儀仗隊。台灣文化部在聲明中表示：這是為了「消除個人崇拜」、「結束威權崇拜」，實現「轉型正義」的階段目標。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20年來專精於研究蔣介石日記的歷史學者林孝庭教授告訴美國之音：「蔣介石縱橫近代中國超過半個世紀，沒辦法用對或錯、非黑即白、失敗者或勝利者，民族英雄或獨裁暴君的二分法來一刀切，他有非常多的面向，不可能用簡單的一個標籤就把他的一生做一個蓋棺論定。」
林孝庭教授進一步表示：「蔣介石在抗戰時期的確對領導整個中國對日抗戰有他的貢獻，但也無可諱言，國共內戰結束之後，因為國民黨的腐敗、國民黨的貪汙，導致他在短短的三、四年期間，就失掉整個中國大陸，所以從很多的角度去看他的一生，他其實是起起伏伏，非常錯綜複雜，沒有辦法一概而論。而蔣介石在世期間，長達55年每天不間斷書寫的日記檔案，目前已從斯坦福大學的「胡佛檔案館」歸還到位於台灣的「國史館」，可以提供世人一個更完整的歷史脈絡，讓各界來評價蔣介石的功與過。」
蔣介石曾想殺了毛澤東
林孝庭教授在與美國之音的專訪中講述了許多蔣介石日記中有關國共交手的秘辛以及他和美國之間的恩怨糾葛。林孝庭表示讀蔣介石日記最有趣的，就是從這些文字中去探究他在歷史事件背後的內心世界，譬如說，蔣介石曾在日記中透露，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他原本計畫對毛澤東痛下殺手的心路歷程。
「1945年雙十重慶會談，9月、10月間，當時日本已經投降，美國政府非常希望國共之間能夠坐下來好好談，籌組一個聯合政府，蔣介石邀請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從延安到重慶展開系列會談，如果各位有機會去讀這段時間的蔣介石日記，可以看到他常常從日記的下筆當中，呈現出他心中的那種猶疑、焦慮和不安；一方面他很希望自己能夠通過這個難得的機會，說服毛澤東誠心地跟國民政府、跟國民黨在戰後來合作，可是有時候他又覺得說，我是不是應該趁著這個大好的機會，就把我的這個政敵給殺了？」
蔣介石在日記中顯得猶豫不決，一開始他寫下「誠懇、忍耐」的四字方針，但後來又開始在日記中條列毛澤東的罪狀，寫下「拘留、審判」四字。蔣介石在日記中這樣形容毛澤東：「毛澤東這個人陰陽怪氣、綿裡藏針，不好對付。」 但蔣介石也在日記中同時寫下：「料定毛不能成事，不會逃得出我的掌心。」
林孝庭說：「你可以從這段時間的日記中看出蔣介石的心中的反復、糾結與掙扎。」
蔣介石痛斥宋慶齡「國賊」
不過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的時候，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中，不但沒有罵毛澤東，也沒有罵任何一位中共的領導人。
林孝庭說：「如果各位有機會去看1949年10月初的蔣介石日記裡頭，當時他已經下野，李宗仁在上海作為代總統，當他在第一時間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的時候，他其實沒有罵任何一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沒有罵毛澤東、也沒有罵周恩來，他唯一罵的是宋慶齡。」
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共匪已於十月一日在北平成立偽人民政府，毛澤東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慶齡為其中之一，總理在天之靈必為之不安，國賊家逆其罪甚於共匪，痛心極矣！」
林孝庭分析蔣介石為何不罵毛澤東、卻痛駡宋慶齡：「他當時內心非常痛苦的原因是，宋慶齡是他的妻子宋美齡的姐姐，對他來說，宋慶齡是屬於他的一個家人、親人，可是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她竟然跑到了敵對的陣營。」
蔣失江山是必然 站穩台灣是偶然？
著有《意外的國度》一書的林孝庭教授也告訴美國之音：「如果說國共內戰，因為國民黨整個失去民心，最後丟掉整個中國大陸，是一個必然的話，那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還有中華民國這塊招牌，最後到了台灣，能夠站穩腳跟、生存下來，我覺得就是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所造成的。」
林孝庭教授帶我們從蔣介石日記中的文字去窺探他從中國大陸撤退到台灣那一天的心情：
「1949年12月10號，當時因為雲南的盧漢已經宣佈起義‘反正投共’，本來蔣介石是希望能夠把國民政府從成都再遷到昆明，做最後一搏，但是就在他要做這個動作之前，整個雲南已經所謂的‘起義’了，那他沒有辦法，只好選擇台灣作為他最後一個安身立命的一個基地。」
蔣介石在從成都飛往台北之後在日記中寫下：「午餐後起行到鳳凰山上機，十四時起飛，途中假眠三小時未能成寐，二十半時到台北，與辭修（時任台灣省政府主席陳誠）同車入草廬（草山行館）回寓，空氣輕淡、環境清靜，與成都晦塞陰沉相較，則判若天淵矣，廿四時前就寢。」
林孝庭教授說：「草山就是後來的陽明山，蔣介石住進‘草山行館’之後，他覺得好像整個空氣為之清新，讓他覺得有點耳目一新的感覺，跟在成都的那種晦暗、陰暗的、陰鬱的氣氛完全不一樣，那當然他只是在形容一種氣候的轉變，但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不也是他心境的一種轉折嗎？從國共內戰兵敗如山倒，先是被逼到了退無可退的中國西南，然後又被迫離開了中國大陸，最後到了台灣這個海島上，不也就是從一種晦暗不明的一種情境，然後到了一個空氣清新的一個新的環境，好像有一種重生、或者是捲土重來的這種感覺？」 （有關蔣介石到台灣之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形塑以及幾位美方關鍵人物在《意外的國度》當中扮演的角色？請看《縱深視角》專訪林孝庭教授的完整內容）
潘佐夫：與毛鄧相比 蔣是「文明的獨裁者」
俄國裔的歷史學者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曾利用前蘇聯的歷史檔案，分別為毛澤東、鄧小平、和蔣介石三人書寫傳記，書名分別是：《毛澤東的真實故事》、《鄧小平的革命人生》，以及《失敗的勝利者–蔣介石》。潘佐夫說，毛、鄧、蔣，這三個人，同樣不擇手段登上權力的頂峰，但在這三人當中，只有蔣介石到了晚年有所反思，並在台灣推行一系列改革和政策，奠定台灣未來的政治和經濟基礎，為台灣的現代化和民主化鋪平道路，可以說是一個比較「文明的」、「開明的」的獨裁者。針對潘佐夫以蔣介石對比毛、鄧兩人，得出這樣的評價，長期研究蔣介石日記的林孝庭教授，有不同的看法。
林孝庭教授表示：「評價這些歷史人物，要先理解他們所成長的一整個大的時代背景，像蔣介石這樣在清末出生，從一個黃埔軍校的軍官，一路上在國民政府的體系裡頭崛起，最後爬上了權力的頂峰，蔣介石其實跟他的兒子蔣經國一樣，很少有真正的機會去理解西方那套所謂的民主價值，還有人權這套觀念。要說他晚年到了台灣之後，對民主價值有所反思，我覺得是比較難。」
不過林孝庭比較兩蔣父子，覺得蔣介石反而還比蔣經國好一點。「因爲他取了一個非常西化的宋美齡，曾經在美國求學成長生活，說得一口漂亮美國南方口音英文的宋美齡，作為他的夫人，所以她多多少少能夠透過他的另一半，去理解這些老美們究竟在想些什麽？」
林孝庭教授說：「有關蔣介石人生最後階段的反思，因為蔣介石日記只寫到1972年，他那時突然陷入昏迷，1972年的七月之後，他人生的最後三年就不再寫日記了，我個人認為，蔣介石日記並沒有太多對於台灣是否走向民主化的觀點，反而看到的是台灣早年的民主化被他壓制， 像是60年代《自由中國》雜誌的雷震，希望蔣介石不要違憲連任，他在日記中表達心中的氣憤，其實一直到他晚年都還是蠻堅持的。
林孝庭教授分析：「我想對於蔣介石來說，台灣的這個生存，台澎金馬的安全是永遠放在第一位，這個安全沒有得到保障之前，你不要跟我講什麽民主啊、什麽選舉啊這些東西，可能會導致內部不穩定的，這是蔣介石他的一個主要的考量。」
不過林孝庭教授也進一步指出，蔣介石到了台灣之後，除了早年的儒家傳統思想之外，西方基督教的信仰對他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尤其是他在遇到危機的時候，比如像是1958年的「金門炮戰」，除了跟抗戰時期一樣，憑藉他堅強的個人意志之外，往往也會訴諸上帝和信仰的力量。（有關蔣介石在金門炮戰的一段神奇經歷和他的信仰力量，請看《縱深視角》完整專訪內容）
松田康博：習近平的結局是「蔣介石化」
除了潘佐夫教授之外，另一位也曾經到過胡佛檔案館研究蔣介石日記的日本東京大學的松田康博教授（Yasuhiro Matsuda），曾經在接受美國之音《縱深視角》專訪時，拿晚年的蔣介石與當今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相比，他說：「習近平的台灣劇本，不論是用武力攻台，還是和平統一，都很難成功，而習近平的最終結局可能會是：‘習近平蔣介石化’。「
針對俄羅斯和日本的學者紛紛拿蔣介石與過去中共的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甚至是現在的習近平相比較。林孝庭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縱深視角》專訪的時候提出不同的觀點。
林孝庭教授說：「其實每個領導人當下面臨的情況不會完全一樣，領導人所處的情境都沒辦法一概而論，也沒辦法重複，不可能會有兩個國家的領導人物，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之下，面對同樣的情境，然後能夠做出同樣的決定，我覺得這是沒辦法的。」
林孝庭教授並指出： 「我們常說，歷史沒辦法重來，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過去這些發生在之前的這些領導人物身上的事情，他們在面對很多重大決策時候，他們為什麼這樣去思考問題，他們為什麼採取這個決定、而不做另外那個決定？也許可以透過這些日記中他們的反省，然後能夠帶給當今這些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海峽兩岸的領導人，帶給他們的一些思考，但是他們在面對同一個問題的時候，他們可能還是會有截然不同的思維。」
林孝庭：蔣介石對美國「又愛又恨」
蔣介石和美國在二戰時期曾是並肩作戰的盟友，蔣宋美齡1943年曾到美國國會來發表演說，為蔣介石爭取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持。但後來因為蔣介石與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兩人嚴重不合，傳出有一個代號「藍鯨計畫」的刺蔣計畫，蔣介石到了台灣之後，又有所謂的「策動孫立人兵變」的倒蔣計畫。胡佛檔案館的林孝庭教授，也帶我們從蔣介石日記中的描述去窺探：蔣介石與美國之間的恩怨糾葛。
林孝庭教授整理蔣介石日記中的內容，將他對美國的態度分為1949年之前和之後來分析。他說：「在1949年之前，蔣介石認為中國雖然弱，但最起碼是個大國，在二戰期間又是同盟國的四強之一，所以對他來說，他認為這個國家的尊嚴、這個民族的尊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很多事件，比如史迪威事件中，他要求羅斯福總統一定要把這個跟他不合的史迪威召回，他非常堅持這個大國的領導人的形象跟尊嚴。所以當時對美國的很多事情他是有他的堅持的。」
「在1949年之後，他到了台灣之後，失掉整個中國大陸，剩下台灣一個海島，他知道他必須要倚靠美國，在軍事、外交、在經濟各方面的這種提供援助，他的政權才能存活下來，但是他又放不下那個49年之前他在中國大陸的那個作為世界領導人之一的那種尊嚴，所以說在他心裡頭就產生比較矛盾的心態：一方面有求於美國，一方面又還是想維持著他那種作為一個國際領導人應有的尊嚴，所以常常在日記裡頭對美國所呈現出來的，就是一種又愛又恨的感覺，夾雜著民族主義的情緒性的反應，另一方面又是很務實、很現實的一種外交跟政治的考量，這些通通混在一起，所以很難說蔣介石對美國到底是愛還是恨？更貼切地說，應該是愛恨交織，通通都夾雜在一起了。」
蔣介石與杜魯門隔空對罵
林孝庭教授還特別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1960年左右，當時早就已經退休、已經離開白宮的杜魯門總統，他在一封寫給他的一位美國大法官明頓（Sherman Minton）的一封私人的信函裡頭，提到了當年的那段往事，他說：你看看1950年的韓戰是我把國民黨那群混蛋，把他給拯救了，你看我下令第七艦隊保護台灣，讓蔣介石搖搖欲墜的政權能夠轉危為安，因此都是我的政策之下，今天才會有這個自由中國，能夠圍堵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等等……杜魯門就一直非常引以自豪地說，你看看，我當年49年、50年的時候，就是我的一個決策，影響了往後十年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整個局勢。」
「可是，在同一個時間點，1960年、 61年，當時是甘迺迪總統執政，也是一個民主黨的政府，跟杜魯門一樣都是民主黨，老蔣一直對民主黨的政府都沒有好感，因為吃了很多的悶虧，所以在他的這個信函裡，和在他的日記裡，還在拿這個杜魯門來罵，罵說：你看當年這個杜魯門，希望年輕的甘迺迪總統不要步入杜魯門的後塵，出賣我們中華民國，出賣我們國家，那就是萬幸等等……」
經常比較各方不同檔案的林孝庭教授總結蔣介石與杜魯門兩人的隔空對罵：「所以你看到同樣一件事情，同樣一個時間點，然後兩個當事人的心理投射出來的認知，是如此地截然不同，杜魯門還覺得說他做了一件這個拯救國民黨、拯救老蔣的一個豐功偉業的時候，老蔣卻是拿他作為一個例子來批判他說：你就是出賣我們中華民族的最大罪人，所以從這裡頭，你去交叉對比很多的史料，你會發覺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就從中間呈現出來了。」
中共與美國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
蔣介石的功過，時至今日，在台灣社會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尚未蓋棺論定，其中最受到爭議的，就是1947年的228事件，即便是已經過了77年，在台灣每逢二二八，仍然會有民眾去破壞蔣介石的銅像、甚至還有人對蔣介石的靈柩潑漆。多年來，不同的歷史學者試圖還原這段歷史的真相，為蔣介石在當時的做法，提供一個公正客觀的評價。
除了國史館已經公開的檔案顯示，蔣介石在1947年3月13日，曾指示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應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將以抗令論罪」之外，當時的國防部長白崇禧也在1947年3月19日呈給蔣介石的一份書面報告中，特別提到了中共的角色，稱二二八的參與者受到「奸黨」，也就是中共的煽惑，暗指中共是二二八的幕後黑手。而林孝庭教授，則是為我們打開胡佛檔案館中珍藏的史料，試圖從美方人員當天的日誌、備忘錄、以及蔣介石日記中的線索，試圖釐清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脈絡，解密美國在二二八當中的角色。（有關如何從蔣介石日記與美方機密檔案看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請看《縱深視角》與林孝庭教授的完整專訪內容）
不是聖人也非魔鬼 老蔣只是平凡人
林孝庭教授在我們和他的專訪中強調：「日記對歷史來說最好的一個功用就是，你透過看他每天的這個記載，你會發現它就是一個平凡人，他就是跟你我一樣的human being ，他不是聖人，不是偉人，但是他也不是惡魔，他就是跟我們一樣，就是一個平凡人，即便是他在這個國家領導人的位置上，他也會犯錯，他也會有思考偏差的地方，也會做出一個比較錯誤或不正確的決策的判斷，同樣地，他也是跟我們一樣，面對誘惑時會有七情六慾，在面對重大決定時也會手足無措。他也有每個人都會犯的錯誤。」
「我覺得如果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蔣介石的話，也許我們就會從一個比較寬廣的一個歷史脈絡來重新評價他這個人。」
美國之音專訪林孝庭（上集）：「蔣介石日記與國共恩仇」的完整內容請收看《縱深視角》節目。
連結:专访胡佛历史学者林孝庭：蒋介石日记与国共恩仇 (voachinese.com)
專訪胡佛歷史學者林孝庭：蔣經國日記與美中蘇冷戰秘辛
文/voa樊冬寧
在1987年7月15日正式宣佈解嚴的台灣已故總統蔣經國曾經說過：「我知道我是專制者，但我會是最後一位。我以專制來結束專制。」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之初也曾在演說中引用蔣經國的座右銘：「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的前半句，讓外界一度期待，習近平是不是可能循「蔣經國模式」，以「太子党」的身份，自上而下地推動改革，從威權統治逐漸走向開明，進而開啟民主化的過程。但如今，習近平已進入第三個任期，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也拉上帷幕，美國之音《縱深視角》製作團隊特別走訪位於斯坦福大學、歷史悠久的「胡佛檔案館」，請兩蔣日記專家林孝庭教授帶我們從蔣經國的日記走進他的內心世界，探索「以專制終結專制」的那一念之間，能否穿越時空、觸動當今的領導人，並打開塵封的歷史檔案，解密當年在「反共抗俄」的口號背後，台灣與美國、中共、蘇聯之間，不為人知的冷戰秘辛。
習近平打貪、親民 有蔣經國的影子？
習近平上任之初喊出：「老虎、蒼蠅一起打」，讓人想起蔣經國當年的口號是：「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習近平也跟當年的蔣經國一樣，經常穿著夾克造訪民間小吃店。同樣身為「太子党」、強調清廉與親民的蔣經國，結束了蔣家天下，終結了一黨專制，能給中共的領導人什麽啟示？
著有《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二十多年來在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潛心研究兩蔣日記的林孝庭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提供了兩段蔣經國在日記中談到他打擊貪汙以及下鄉與平民談話的內容：
「近來發生台南建設局長開設大賭場，彰化銀行出納捲款潛逃，徐鳳鳴和湯茂松捲入啟達貪汙案，發生以來自己感覺到痛心，這亦我的恥辱，身為首長，領導無方，尤其徐湯二人為我之舊屬，更為難過，人心實在難料，我為此類事而痛心，但決不為此而灰心，將以更大決心來整頓政風。」–《蔣經國日記》民國六十五年八月十一日
「利用星期假日巡視新竹縣政，赴市郊視察，遊覽城隍廟，和民眾談話敘舊，內心至感愉快，至十八尖山觀察未來科學園區之地形，此一具有重大價值之計畫，餘將親自督導完成，以利今後科學之加速發展，返回新竹菜市場，此時攤販和買菜之主婦數千人，群集於此，我在人群中，和平民談話，問物價得知民情甚多，民眾不論男女老幼，皆能自然的親切相待，彼此相處約一刻鐘，但印象將永留。」
蔣經國「一念之間」 以專制終結專制
被問到蔣經國日記中的這些文字，能否給當今的中共領導人和中國的民主轉型什麽啟示？林孝庭教授說：「對岸的確有非常多人到胡佛檔案館來研究蔣經國的日記，希望從中尋找線索，但從一名歷史學者的角度來看，其實歷史不會完全複製，也沒有任何兩位領導人會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面臨完全一模一樣的情況，進而做出同樣的決定。「
林孝庭教授進一步指出：「蔣經國當年解除黨禁、報禁、宣佈解嚴、開放兩岸探親，我相信任何人在當時，沒有他這種強人政治的高度，後繼的李登輝想要做到這些，要比在蔣經國在生前能夠親手做出這樣一個決定要困難很多，所以蔣經國生前最後的一兩年所下的一個決定，影響了後來的三、四十年，當然也許他在1986、87年當時，他也許不是心甘情願的，有來自內部的壓力、也有來自美國的壓力，可是他在衡量之下，為了少流點血，看看南邊的菲律賓，再看看北邊的韓國，他決定好吧，那就是妥協。或許他如果有選擇的話，寧可繼續維持一黨獨大，但是他就在一念之間，他決定就是讓民進黨合法化，開啟了整個往後三、四十年，台灣的民主化。」
「自己再不改革 別人就要革我們的命」
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借由接見當時美國《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格雷厄姆女士（Katharine Meyer Graham）的機會，透露台灣當局正準備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林孝庭教授也在專訪中談到當時來自美方的壓力，對於蔣經國解除黨禁、報禁、開啟本土化以及民主化所起到的作用：「整個70年代，你可以看到反國民黨的本土力量，跟國民黨政權之間多次的衝撞，有很多很多的事件，然後一直到1979年最著名的‘美麗島事件’，然後再來是一連串的政治血案等等，基本上就是在這個大的脈絡之下所引起的、必然的一種結果。此外由於美國前總統卡特上台之後，他標榜自己是一個人權總統、以人權治國，可以想見從70年代中晚期開始，蔣經國和國民黨也面臨著來自美國很大的壓力，一定要他逐步去容忍、放寬對於異議人士的操控，然後到了80年代，趕上了當時全球第三波的民主化，諸多因素促使蔣經國改革，讓台灣真正的走向民主化。」
林孝庭教授也向美國之音提供了一段蔣經國在日記中關於他處理省籍問題，推動政治改革的真情告白： 「敵人正從多方面向吾人實施不同方式的心戰，迫使我們憂懼退卻，我內部已有不少人受不了此一壓力與刺激，開始自亂步驟，自問沉痛而沉靜，必須致力於改革政治，以安人心，此為安內之急。新舊兩代之間，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都有或多或少的矛盾，如果處理不當，可能發生嚴重的後果，總之，自己如再不從事改革，別人就要革我們的命，當政者雖有一番好心，倘使沒有積極的行動相配合，老百姓還是要反對政府的。」
務實而矛盾的蔣經國
蔣經國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充滿矛盾的人物，雖然開啟了台灣的民主化，但在台灣也被很多人認為是製造「白色恐怖」的特務頭子。林孝庭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縱深視角》專訪時表示：「我在書中給他下的一個評語就是，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人。他身上有父親蔣介石的光環，但是在接班的過程中，他也遇到非常多的競爭者，包括陳誠以及他們的派系，還有其他父執輩的這些大老們，所以其實在相當程度上，他在接班的路上並非一帆風順。所以50年代他到了台灣之後，為了證明自己有這樣的能力，就成為了一個目標取向、務實導向的人物，任何事情只要達到目的，他可以不擇手段。他可以用蘇聯式的這種手段，不怕被批評為你是不是在搞蘇聯紅軍的這種政工系統的恐怖統治的手法，來壓制政敵什麽的，他不在乎，只要可以完成父親交給他的任務。」
林孝庭教授說：「蔣經國也有很多的矛盾在他身上，所以你看到，他同時可以有很要好的美國的朋友，但是他也可以被視為是一個反美的、仇美的人物，連老美自己都在檔案中說蔣經國有反美的傾向，美國對他蘇聯共青團的背景又娶了一個俄國老婆，一直感到非常疑慮。另一方面，蔣經國雖然天天喊‘反共抗俄、反共抗俄’，可是問題是，他在處理台灣經濟建設的時候，用的其實就是那套社會主義的那套計劃經濟的思維，畢竟早年他在俄國所奠定下來那種根深柢固的基礎，是很難去撼動的，唯一不同的地方也許是在於到了70年代，他願意放手去信任哪些技術官僚，譬如說李國鼎和孫運璿這些人，讓他們能夠大力地去推動台灣的經濟改革、十大建設等等。」
台蘇秘密外交 「南北夾擊」毛澤東
蔣經國曾對中共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不過兩蔣日記專家林孝庭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縱深視角專訪時以胡佛研究所的歷史檔案揭秘，兩蔣高喊「反共抗俄」口號的背後，其實一直都有兩岸密使穿梭溝通與台蘇之間的秘密外交，台北與莫斯科之間甚至還有一條「柏林管道」，進行過一百多次的秘密協商，暗中策劃「南北夾擊」毛澤東。
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林孝庭教授一邊翻閱檔案一邊告訴美國之音：「胡佛檔案館所藏的這卷宋鳳恩檔案，解密了當時台灣與蘇聯之間有一條不為人知的「柏林管道」，由中央社派駐西柏林的主任宋鳳恩主持，與蘇聯國營通訊社塔斯社駐西柏林的主任巴赫穆夫接洽，雙方從1969年開始，秘密接觸超過一百次。蘇聯方面曾經透過宋鳳恩向蔣氏政權提議，蘇聯願意派軍事顧問來台協助訓練、協助中華民國保住聯合國的代表權，並請台灣找人到香港協助蘇聯搜集中共的情報，甚至台北與莫斯科雙方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密謀「南北夾擊」毛澤東的「倒毛」策略。」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嘛。當中蘇共陷入分歧、雙方關係最差的時候，加上當時還有一個珍寶島事件，台蘇之間這樣的秘密外交其實並不難理解，但對我來說，從小在課堂上一直聽反攻抗俄、反攻抗俄，看到這卷解密檔案的內容時，我還是感到十分地驚訝。」 林孝庭教授說。
毛澤東曾遣密使傳信給蔣
圍繞著兩蔣日記的冷戰秘辛當中，還有兩岸密使的這一段歷史，林孝庭教授特別舉例，毛澤東在金門炮戰前幾天，接見新加坡《南洋商報》駐香港特約記者曹聚仁。在金門炮戰爆發的當天上午，曹聚仁化名「郭宗羲」在《南洋商報》上報了一則新聞，說今天傍晚毛澤東要炮轟金門，果不其然，報紙出版後幾個小時的當天下午，金門炮戰正式爆發。不過林孝庭教授說，當時老蔣的判斷是他會打馬祖，所以後來當天傍晚中共真的炮轟金門的時候，老蔣還是嚇一大跳。
此外根據《人民網》的報導，1965年7月20日，蔣介石也曾在蔣經國的安排之下，在台灣的「涵碧樓」會見曹聚仁，當時曹聚仁還出示了毛澤東寫給蔣介石的一闕詞–《臨江仙》，並在當中以「明月依然在，何日彩雲歸」兩句作為暗喻。根據中共官媒的說法，後來兩岸密使往返溝通曾就一些重大問題達成六項協定，但最後因文化大革命爆發而中斷。曹聚仁1972年在澳門去世， 1975、1976年，蔣介石、毛澤東也接連去世，兩岸密使的任務就此告一段落。
不過林孝庭教授以蔣介石日記作為佐證進一步指出：「蔣介石曾在他的日記寫下，放任兩岸之間、國共之間在香港秘密接觸、進行和平談判，故意放出這樣的消息，其實是為了刺激美國，然後希望藉此能夠獲得台灣在政治上、軍事上、外交上的利益，但是打這張‘兩岸密使牌’的前提是，美國的確在那個時候需要台灣，為了冷戰圍堵共產黨的目的，從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兩岸密使的溝通管道都一直還在，只是沒有真正地坐下來、面對面地商討兩岸問題。「
美中台三方相互猜忌 恐擦搶走火？
兩岸密使起到的作用有限，加上美中台三角關係又是如此地微妙複雜，有機會同時看到美中台三方解密檔案的林孝庭教授在專訪中進一步論述，他在交叉比對了蔣經日記以及美國官方和中共的解密檔案之後，發現一個非常有趣但卻也同時令人感到十分擔憂的現象，那就是歷史上的美中台三方領導人彼此之間皆嚴重誤判，蔣經國認為中共與台獨份子勾結、毛澤東卻認為是蔣經國故意縱容台獨份子壯大，而美國則擔心蔣經國製造本土認同是在走極端、打「台獨牌」，三方領導人的思維南轅北轍，非常可怕 。「
林孝庭指出：「大概 75、76年的時候，蔣經國已經主政了，在他的日記裡頭，你可以很明顯地看得出來，他非常猜疑美國人要逼迫他去跟對岸坐上談判桌，以早日解決兩岸問題，這樣美中關係就可以更快地正常化，與此同時，在蔣經國的心中他又認為，中共在跟台灣島內台獨的這些「黨外」的勢力在勾結，然後要來壓迫我國民黨，他的想法是這樣子的。「
「但在同一個時間，你如果有機會去看共產黨方面的資料，你會發現，周恩來和毛澤東他們不是這樣看的，他們認為你國民黨是不是在有意地在包容、在縱容這些台獨分子，在台灣的島內不斷地發展，因為那時候「黨外」慢慢力量已經起來了，中共認為是蔣經國有意縱容台獨勢力壯大。「
「然後你如果再去看美國的資料，你會發現，美國人那個時候對台灣的看法則是認為，蔣經國正在努力地去創造一個有別於中國大陸的一種新的台灣本土認同，甚至在美國的大使的這個報告裡頭，他還提到不排除蔣經國會走極端，貿然地宣佈台灣獨立，因為美國認為說，蔣經國擔憂美中為了關係正常化要逼國共談判，所以可能乾脆就會宣佈台灣要獨立，有點類似像是打台獨牌或是打一國兩府牌，這樣的概念。「
林孝庭嚴肅地指出：「但問題是，美中台三方的領導人，他們真正心裡頭所想的都完全不同，合在一起看，你會發覺很匪夷所思，三方完全都是不同的解讀。在同一個時間點上，同樣的一件事情，你去看美中台三方的解密檔案，你去打開蔣經國的日記、你去看美國的解密檔案、你去看中共當時給蔣經國的一封信裡頭，有很多當時中共高層對於台海問題的想法，你把它合在一起看，你會發現，為什麼三方會有如此不同的認知跟思維，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怕的地方，因為你很容易因為對彼此的這種嚴重的誤判，或者是認知上的南轅北轍，很可能就擦槍走火。」
兩蔣日記歸還台灣 見證民主過程
兩蔣父子在日記中的紀錄，不但讓我們可以深入瞭解他們內心的想法與決策的思維，這段歷史也可以作為映照當今美中台關係的一面鏡子，兩蔣日記在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存放將近20年來，已經為海峽兩岸以及美、英、日、俄等世界各地的歷史學者提供了非常豐富的研究素材，也各自做出了不同的詮釋與解讀，供世人評斷兩蔣父子的功過。目前兩蔣日記已在去年九月歸還到位於台北的國史館，除了蔣經國日記已經在去年出版之外，蔣介石日記也在今年分冊出版，兩蔣日記的內容陸續公開在世人面前，除了讓學者和一般民眾能夠更瞭解當時從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兩岸分治、美台斷交、一直到台灣走向民主化的這整個歷史脈絡，林孝庭教授也在專訪最後作出這樣的總結：「兩蔣日記繞了一大圈，最後又從美國回到台灣，日記本身歷經的曲曲折折，也正是台灣這20多年來，歷經了政黨輪替常態化、民主更加趨於穩定、成熟的一個見證。」 美國之音專訪林孝庭下集：蔣經國日記與美中蘇冷戰秘辛的完整內容請收看《縱深視角》節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