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會跟隨中國，開啟「再文明化」嗎？
大衛·勞埃德·杜森伯里 (哲學家，思想史學家，佛羅里達大學人文學科副教授)
菲力浦·皮爾金頓 (匈牙利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文/觀察者網
編者按：從「歷史的終結」，到「歷史終結論的終結」，西方對自我與世界的認知、社會內發的情緒正在發生什麼變化？
不可否認，福山在20世紀最後十年提出的這一論斷，抓住了整整一代西方人的時代精神；但如今，地緣政治與國際格局迅速變化，連福山本人面對全球局勢也開始變得迷惘與失序。
本文以「再文明化」為核心，批判福山「歷史終結論」所代表的西方普遍主義幻覺，西方自由主義陷入了「去文明化」的困境；而相對地，中國正以文明國家姿態，將傳統價值與現代技術、國家治理相結合，走出了一條非西方式的現代化道路。本文作者認為，西方必須擺脫「後歷史時代」的迷思，重認自身希臘-羅馬-基督教根基，與中國等文明互鑒，在差異中尋求共生，共同開啟「再文明化」進程。
大衛·勞埃德·杜森伯裡（David Lloyd Dusenbury）是一位哲學家和思想史學家，2017年獲得魯汶天主教大學哲學博士學位，隨後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獲得博士後獎學金。自2024年8月起，他被任命為佛羅里達大學人文學科副教授。
菲力浦·皮爾金頓（Philip Pilkington）是匈牙利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主要研究宏觀經濟和地緣經濟問題。著有《經濟學的變革》（The Reformation in Economics）（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出版社2016年出版），以及最新出版的《全球自由主義的崩潰》（ The Collapse of Global Liberalism）。
本文首發於《American Affairs》2025年11月冬季刊，原標題「The Era of Re-Civilization？」（譯：再文明化時代？），中文版由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文/大衛·勞埃德·杜森伯里、菲力浦·皮爾金頓，翻譯/孫良慧】
「和諧能使細微之物臻於偉大；失調足以令偉大之物枯萎凋零。」—— 利瑪竇（Matteo Ricci），1596年
1989年，法蘭西斯·福山在《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雜誌上發表了題為《歷史的終結？》一文，引發轟動。當時身為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副主任與蘭德公司分析師的福山坦言：他感受到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情緒。他寫道：「我們眼前的，或許不只是冷戰的終結，或是戰後某個時代的結束，而是歷史本身的終結。」 這讓他恐懼嗎？並沒有。這個「後歷史」（post-history）並非由災難帶來，而是由他所謂「西方理念」的登峰造極所驅動；而在他看來，自由民主正是這一「西方理念」的體現。於是，「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點」並非悄然而至，反倒像一位溫和的自由主義技術官僚般顯現出來。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信服。福山1992年出版同名論述的書籍《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便遭到負面評價。左翼歷史學家佩里·安德森指出，學界幾乎「普遍拒絕」福山的論斷：「難得的是，右翼、中間與左翼在這一點上反應一致。」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福山是憑著一種情緒提出他的判斷的。不論批評者如何評論，他的想法與大約1990年前後的西方情緒高度契合：一種可以準確稱為「狂喜」（euphoria）的情緒。福山將自由民主的必然勝利視為預設事實，他的觀點迅速在華盛頓傳播，並傳至倫敦與柏林。自由主義不只是擊敗了蘇聯共產主義，甚至超越了所有「意識形態鬥爭」的領域——這種看法迅速紮根於西方政策圈。對許多自由派人士，尤其是正在崛起的「嬰兒潮」世代而言，他們真切地感到自己已贏得了歷史的大博弈。
但福山的影響並不只是情緒層面，他提出了一個理論。依照該理論，「歷史終點所出現的國家必然是自由主義的」。歷史會在自由主義國家那裡完成其發展，因為在福山看來，自由主義並非眾多意識形態中的一種，也不是偶然形成的制度類型，而是人類本性的必然政治表達：對自由與尊嚴的渴求。這種渴求不僅是蘇式共產主義無法滿足的，任何形式的「非自由主義」都終究無法滿足。
如果推動歷史發展的，是這種對尊嚴與自由的基本欲望，那麼更具體的是什麼？福山給出的答案是：承認（recognition）。這是人類古老的個體渴望，在現代政治中成為對「權利的普遍承認」的鬥爭。福山認為，社會矛盾——也就是歷史的動力——都只是這一渴求的外在形態變化。他的希望是，當自由主義國家成熟為「普遍」（universal）且「同質」（homogeneous）的政治文化後，「此前的所有矛盾都將得到解決」。當推動歷史的欲望得到滿足，「後歷史」才能真正開始。
當然，「後歷史」並非天堂。福山從未否認戰爭仍將存在，他只是斷言未來不會再出現大國間真正的意識形態衝突。「後歷史」的世界將呈現一個被自由民主國家組成的「被安撫的核心」（pacified liberal core），所有社會矛盾與意識形態衝突都將被壓縮到逐漸縮小的非自由主義邊緣地帶。
自蘇聯解體以來，「福山」一名便成了自由主義霸權的象徵——在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看來，它代表著自由主義的力量或傲慢。批評者幾十年來不斷宣告「歷史終結論的終結」。「歷史終結論的終結」至少從2002年起就成為一種固定文類。
不過，並非所有批評者都真正脫離福山的意識形態框架。比如《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2003年的一則評論中，「歷史終結論的終結」只是意味著自由主義核心需要更強硬地抵禦其非自由主義的邊緣。該文寫道：「伊拉克是反恐戰爭的中心前線」，因此伊拉克戰爭勢在必行。此處的含義顯然不是「歷史的回歸將終結自由霸權」，而是「歷史正在召喚自由主義核心運用更強的力量」。也就是說：再推動一下，便能真正實現歷史終結！
而今天，局勢已截然不同。中國已崛起為大國；俄羅斯對烏克蘭開戰之後，其國際地位在某些方面反而得到了強化；伊朗及其代理人（尤其是胡塞武裝）表現出極強韌性；昔日被嘲笑為「世襲共產主義」的朝鮮如今讓人憂慮韓國政治的穩定；「9·11事件」與阿富汗、伊拉克的失敗佔領曾撼動歷史終結論，卻未真正擊碎它。
直到最近幾年，福山本人在全球局勢面前變得愈發迷惘與失序。
2022年3月，他發表文章《為失敗做準備》，預言俄羅斯將在烏克蘭遭遇「徹底失敗」，普京將「無法存續」。他確信歐洲與美洲的「民粹主義者」在戰爭首月受到「巨大打擊」，其影響力將隨著戰事而消失。最後，他認為烏克蘭為中國提供了「良好教訓」：北約的軍事力量在黑海乃至台海都不可低估。
次年，福山甚至在斯坦福大學會見了備受爭議的烏克蘭「亞速營」代表。就在2021年，《哈珀》（Harper’s）雜誌仍將「亞速營」列為烏克蘭「右翼武裝」。資深戰爭記者阿裡斯·魯西諾斯（Aris Roussinos）也將其列為烏克蘭的「極端主義民兵」。但這些都未令福山這位元晚期自由主義最具標誌性的思想家感到困惑。
然而，烏克蘭的實際局勢已完全否定了福山的預測。他顯得與現實脫節，並試圖將誤判歸咎於他人。在他最近發表於雅莎·蒙克（Yascha Mounk）創辦的Persuasion專欄的文章中，他抱怨美國在戰爭中「改變了立場」，而他本人因十年支持烏克蘭的自由主義項目而「感到受傷」；但對他為何在2022年做出如此嚴重誤判，卻鮮少反思。
不過有一點十分明確：當福山宣稱我們正處於自由與非自由陣營之間的「全球鬥爭」時，他實際上已在否定自己的歷史終結論。因為所謂的「後歷史」與「永久自由霸權」，原本就是要讓世界擺脫這類衝突的。
一、世界歷史的行進（World History on the March）
讓我們暫時抽離當代地緣政治，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什麼構成了福山最初論斷的思想背景，使其能夠抓住整整一代西方人的時代精神？
自由主義「歷史終結論」的思想源頭主要來自兩處，並與之緊密相關：
1. 黑格爾（G. W. F. Hegel）1807年的代表作《精神現象學》（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2. 以及亞歷山大·柯耶夫（Alexandre Kojève / Aleksandr Kozhevnikov）在1930年代巴黎所做的一系列影響深遠的黑格爾《現象學》講座（lectures on Hegel’s Phenomenology）
福山坦率且大量地借用了黑格爾與柯耶夫的思想，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他幾乎只使用了上述兩部作品本身。
黑格爾當然遠不止《精神現象學》，柯耶夫也不僅僅是《閱讀黑格爾導論》。但福山的「歷史終結」概念，是從對這兩部作品的一種高度孤立且單線性的解讀中提取出來的。因此，他對「歷史」的理解深受黑格爾所謂「世界歷史的個人」（world-historical individuals）概念的影響。
這一思想把我們帶回1806年——那一年，神聖羅馬帝國終結了。
1806年，黑格爾經歷了一次決定性的衝擊。當時他在普魯士的大學城耶拿擔任無薪「特聘教授」。就在這裡，他在拿破崙率領「大軍團」橫掃而過的浪潮中，看見了騎在馬上巡視的拿破崙。
在許多歐洲人視拿破崙為「反基督」之際——這個人推行大規模徵兵，發動史無前例的慘烈戰爭——一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卻視他為將法國大革命理念傳播整個歐洲乃至俄國的歷史載體。黑格爾認可這一點，但他看到的比別人更多：他看見了世界歷史本身正在前進。
普魯士軍隊在拿破崙軍隊猛攻下潰敗，而耶拿隨後被焚毀掠奪。就在此時，黑格爾寫下了著名的文字，描述他看到拿破崙的那一刻：
我望見那帝王 —— 那所謂 「世界靈魂」（world-soul）—— 正騎乘駿馬，出城巡察。凝視著這般眾目所歸的人物，看他指尖似觸寰宇、掌心若握山河，心頭湧起的，真是一段奇妙難言的感受。
黑格爾是否將拿破崙視為「歷史終結」的開端，並不完全清楚。他更常說的是：拿破崙的任務是「完成雅各賓派開始的小說」（「finish the novel」）。
目前尚不能完全確定，黑格爾是否將那位靠槍炮推行啟蒙理想的法國皇帝（拿破崙）視為「歷史終結」的開端。相反，黑格爾更願意說，拿破崙的使命是 「續寫完雅各賓派開啟的‘篇章’」。
無論如何，福山所借鑒的另一位核心思想人物——柯耶夫，卻直接將拿破崙與「歷史的終結」畫上等號。此外，柯耶夫還將約瑟夫·史達林視作拿破崙的「隱秘繼承者」，他期望這位格魯吉亞領導人能在莫斯科，完成那位科西嘉人（拿破崙）當年在巴黎開啟的事業。而且，就像黑格爾因拿破崙將開明政治帶到歐洲而對其心生敬佩一樣，柯耶夫也因史達林在歐亞大陸鞏固了一個受馬克思主義啟發、追求平等的共和聯盟，而對史達林極為推崇。
即便在狂熱捍衛史達林時期，柯耶夫依然堅稱：歷史已在1806年的耶拿結束。史達林不過是在完善拿破崙首先實現的、黑格爾隨後理論化的啟蒙理念。在柯耶夫看來，馬克思主義革命並非要摧毀自由主義啟蒙的制度，而是要讓其完成。他甚至頗具爭議地認為，史達林政權是黑格爾哲學的「馬克思主義化身」。如同「馬克思之于黑格爾，正如史達林之於列寧」，而這一革命序列最早源於拿破崙。
柯耶夫推測，所謂「歷史的完全整合」（total integration of history）——也即歷史的終結——在拿破崙所建立的自由主義秩序中已然實現。
黑格爾在1806年（與拿破崙）洞見歷史真諦的驚鴻一瞥之後，進一步表述：歷史必須終結、拿破崙被舉世公認的「自我意識」新形態就是歷史終結的表達形式，並且政治自我意識自然成為了普世性的認同政治。如自由、平等、博愛等。
柯耶夫是否一直忠於史達林，甚至是否至死保持克格勃線人的身份，大家對此爭論不休；大概率他確實做到了。這也引發一些制度上的諷刺：柯耶夫曾親手參與打造歐洲共同市場，並推動「歐洲聯盟的創建」直至1968年死於布魯塞爾。在評論者伯里斯·格羅伊斯（Boris Groys）看來，他至死都是一位「浪漫主義官僚」。理論上反諷的是：這位史達林主義哲學家竟成為後冷戰自由主義神話的奠基者之一。我們可以問：「歷史終結論」是否其實是史達林主義的最後的笑容？
不過，更有意思的是，柯耶夫認為拿破崙和史達林都是極其強硬的人物——如果你願意，可以稱之為暴君——他們所致力推動的是 「普遍革命國家的空間擴張」。對柯耶夫而言，「歷史的終結」不過就是「人類先鋒隊」徹底勝利，並且他始終認為，這個先鋒隊起源於雅各賓派（Jacobins）與波拿巴派（Bonapartists）。
二、凱旋式幻覺主義（Triumphal Illusionism）
大多數教條式自由主義者從未明白柯耶夫的是：自由主義並不是十九、二十世紀某些思想家描述的那種溫和、消極的意識形態。它實際上是一套鋒利、抽象、並具有強烈推進力的理念，不斷推動社會走向一種「普遍而同質」的治理與文化模式。福山看到了這一點。1989年，他寫道：「歷史的終結」意味著「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作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態。」
福山明確將他的「歷史終結」願景，與「意識形態的終結」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趨同」截然對立。在他的敘述中，自由主義不會與任何體系「趨同」；它只會征服。「後歷史」時代之所以可能，是因為非自由主義的「徹底枯竭」，以及自由主義的「最終勝利」。儘管自由主義擁護者鮮少承認，但福山的「歷史終結」假設實際上指出：西方自由主義是一種具有全面統攝性的意識形態，試圖主宰一切。而在1989年的福山眼中，自由主義的永久霸權是真實、可期的。
到了2020年代中期，福山所幻想的「自由主義核心」開始越來越像一個非民主的邊緣地帶。學界甚至創造了一個新詞——「非民主自由主義」，相當貼切。
歷史終結的自由主義凱旋敘事如今所剩無幾，只剩下讓·鮑德里亞的「凱旋的幻象主義」。鮑德里亞在1986年的《美國》一書中所遇到的那個「唯一倖存的原始社會」的清冷「美利堅」，如今愈發不帶諷刺意味地顯得原始。所謂「富裕文明的無腦奢華」在紐約、米蘭與巴黎愈來愈難以覓得。集體意義上的「西方大國」在其公民、甚至在外部競爭者眼中，都越來越不像「大國」，也越來越不像「世界力量」。
福山最關鍵的錯誤，或許是將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綁定在一起。事實上，它們根本不屬於同一概念範疇：民主是一種政體，而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更重要的是，民主比自由主義古老得多。自由主義可追溯到英國內戰與約翰·洛克的《政府論》；民主制度則可追溯至西元前6世紀克裡斯提尼在雅典的改革。
自由主義本身也沒有什麼特別民主的地方。「非自由民主」雖然在1990年代才成為反對福山敘事的術語，但這種現象在歷史上早已廣泛存在。此外，自由主義向來帶有精英主義色彩。例如，拿破崙不是民主主義者，而是自封皇帝；若今日仍統治法國，福山的追隨者大概會稱他為獨裁者。黑格爾對此持懷疑態度：在他看來，民主並不是一種可持續的方式，無法維繫他所認為的世界歷史目標——那種開明的自由主義社會。在《法哲學原理》中，他甚至論證說，民主將會破壞國家的理性形態：
「認為國家的一般事務應由每個成員共同審議與決定……等同於提議把毫無理性形式的民主成分塞進國家機體之中，而國家之所以成為機體，全賴其具備理性的形式。」
自由主義迷戀的是形式化的平等，以及沿自由主義路線推進的「理性化」過程，並非民主本身。事實上，自由主義與代議制民主的融合非常晚近，主要發生在二戰後美國成為世界強權之後。而今日西方自由主義與中國政府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也與「民主」關係不大，核心衝突完全在於——自由主義本身。
自2022年2月以來，隨著烏克蘭東部的炮火持續，西方人越來越清楚：一個新的、非西方的核心正在成形。它的形態尚未確定——能源區塊、貿易組織、戰略同盟等——但它都意味著：非西方世界的意識（Geist）重新覺醒。
用黑格爾的術語來說，非西方世界長期只是「自在之物」（in itself），如今開始「為自身存在」（for itself）。用柯耶夫的語言說，它正在尋求並獲得承認（recognition）。無論用何種框架，非西方世界顯然在重新主張它於19-20世紀西方力量達到頂峰之前所擁有的地位。
這個新興的、或再興的體系，無可爭議的中心就是中國。
1990年代，許多西方自由派相信：鄧小平推動的經濟開放將自然引向自由主義。他們本應知道，中國本就有影響西方已久的「自由放任傳統」。
一百多年來，經濟史學家一直注意到法國重農學派對中國政策（或他們所認為的中國政策）的興趣。孔子闡述了賢能的統治者可以「無為而治」的理念，而儒家士大夫們深知「減少對百姓的控制」可以作為一條積極的治理原則。
正是中國的「無為」原則，似乎在法國王儲與經濟學家弗朗索瓦·魁奈之間一次令人難忘的對話中得到了呼應。魁奈後來撰寫了一部極具影響力的論著，題為《中華帝制論》（Despotism in China）。王儲問道：「如果你是國王，你會怎麼做？」魁奈回答：「什麼也不做。」西方對亞洲的借鑒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遺忘，但「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的整個綱領似乎正是受到了中國古老的「無為而治」觀念的啟發。這大概就是為什麼魁奈的一位同時代人稱他為「歐洲的孔子」（le Confucius d’Europe）。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寫道：「中國比歐洲任何地方都富裕。」他強調，中國長期以來都是「最肥沃、最精耕細作、最勤勞、最人口眾多的國家之一」。儘管斯密對「中國式政商」持保留態度，但他對中國的重視程度遠超二十世紀末的自由貿易意識形態者。
如今回望，福山當年的中國觀既狹隘又熟悉，而且自信程度驚人。他的假設已成為西方自由主義最常見的粗糙定式：經濟自由化 → 消費主義 → 西方式民主化。這只是願望而已。
相比之下，許多指標顯示，中國在多個方面已超越自由主義西方。如今幾乎不必多言：當下的西方體系，尤其對年輕人來說，正在嚴重失去合法性。不久前，西方公眾與福山一樣仍真誠相信：「自由資本主義是人類政治與經濟生活的終極形式」（ne plus ultra）。但今天，很難否認，中國與某些非自由國家在某些關鍵指標上已經實現了「更進一步」（plus ultra）。無論我們是否喜歡這一點，自由主義思想與文化已不再主宰世界的地平線。
三、最古老與最新的（The Oldest and the Newest）
在當代中國，黑格爾與柯耶夫仍具哲學吸引力，但福山則被視為粗糙且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思想者。他的觀點在中國知識界看來早已被事實否定。與其陷入已經逐漸崩塌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黨內官員更傾向于提出文明史層面的問題。毛澤東時代已被納入歷史敘述——雖不無反思——而今日中國知識階層的目光已投向未來：
半個世紀後的中國，將是什麼樣子？
它毫無疑問會更富有：在很多方面，它已經如此。它也必然會更強大：即便如今，中國的力量或許可以爭論，卻無法否認。
但問題在於：當代中國正在構建的這個宏大國家與經濟體，其最終目的是什麼？
中國國家的自覺目標似乎是：將未來科技發展的最前沿，與自身文明最深的根基結合起來。儒家經典與其他傳統典籍引發巨大興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被視為仍在推進中的「中國式生活方式」的更深層理據。從許多角度看，儒家哲學非常契合現代中國國家結構。它天然支援一種由知識官僚治理的模式，而這恰是今日中國共產黨體系的實際政治運作方式。
西方自由派會震驚，但黑格爾說的只是老生常談。他寫道：「因此，中國成功地獲得了最偉大、最優秀的治理者——他們完全可稱得上擁有‘所羅門式的智慧’（Solomonic wisdom）……自從[弗內隆（François Fénelon）的《泰勒馬克》（Télémaque，1699）]以來歐洲湧現的各種理想王子形象及其教育方式，都在中國得到了實現。」
黑格爾接著說：「在歐洲，不可能有所羅門。」 對21世紀的歐洲人來說，這話恐怕還真難反駁。
儒家傳統也為中國人提供了倫理與道德的衡量標準。然而，黑格爾本人對儒家文化評價嚴苛。他承認中國的行政機制「完美無缺」，其國家治理始終令歐洲人「驚訝」。
但他認為儒家缺乏他所謂的「主觀性要素」（the element of subjectivity）。儒家經典中雖不乏「正確的道德格言」，但其「缺乏思辨勇氣」讓他不滿意。他最終認定：中國前現代政治文化中，「主觀心靈的全部訴求都缺席。」
或許可以這樣說：在黑格爾眼中，儒家既不夠「個人化」，也不夠「深沉」。然而黑格爾也承認儒家道德曾在西方倍受讚譽，關鍵在於，黑格爾清楚自己對儒家的負面看法並非西方主流。
與此同時，在中國人看來，當今西方的景象是動盪與混亂。在這一背景下，黑格爾的另一段話顯得格外貼切。他在《歷史哲學講演錄》（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寫道：
「歷史必須從中華帝國開始，因為這是歷史給予我們記載的最古老國家。事實上，中國的原則具有如此根本性，以至於它對這個帝國而言既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新的。」
最古老，也是最新的。還能有比這更精准的概括，來描述今日中國試圖創造的東西嗎？
四、再文明化的問題（The Question of Re-Civilization）
當今幾乎無人會主張：中國的未來是自由主義式的。相反，它的未來是文明性的。中國並不尋求廢棄或壓制自身的古老文明，而是要復興傳統，把歷史過去與未來社會結合起來。這是對西方那套已經崩塌的「歷史終結」思維的徹底否定——是對歷史的自覺重申，是對文化記憶的戰略性擁抱，也體現出這樣一種認識：除非進入真正的「末世論領域」（eschatological realm），歷史根本無所謂終結。
對於無神論者而言，在最後一個人死亡或不再像人類時，歷史即終結；對有神論者來說，歷史在上帝決定的時刻終結。但任何試圖尋找一個永久性的「後歷史」狀態都是幻想：那是啟蒙時代的夢，後被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自由主義者同樣繼承。
中國正在走的道路不同。「文明復興」（Thomas Carlyle稱為「recivilisation」）是一個將在未來幾十年塑造中國政治與文化的自覺任務。因此，當國家領導人說「中華文明的獨特特徵必須被尊重並傳承」時，他指的並不僅是現代中國，而是指向「擁有五千多年歷史的文明之深厚根基」。
現在問題轉向西方：西方是否也會重新文明化？它的政治與知識階層是否願意重新尊重其三千多年文明遺產的豐厚基礎？我們在西方逐漸意識到的現實是：如同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樣，自由主義是一種批判性意識形態，而非建設性意識形態。晚期自由主義被削減成一套抽象規則，對西方造成了一連串「去文明化」的後果。
西方之所以混亂，正是因為相信了類似福山在1990年代初散佈的陳詞濫調。如今，西方知識界開始意識到：我們需要再文明化，儘管他們產生這種意識的理由與中國完全不同，但覺醒正在發生。中國文明的根基在孔子及其思想傳統；而西方「離心文化」（eccentric culture）的根源則在希臘哲學、羅馬法和基督宗教的複雜遺產中。
許多期待「再文明化」的西方人懷有浪漫想像：似乎現代科技與國家制度將消失，社會會回到古老村落式的封閉生活。
但這極不可能。再文明化的真正過程，是將祖先文明的要素，與超現代的技術與治理方式結合起來。
當西方的自由意志保守派厭惡國家官僚體系時，中國的知識精英已經認識到：官僚體系本身，就是灌輸文明的工具。法律是教師，而官僚體系則是法律的執行者。
在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中，社交媒體的唯一目的就是盈利。因此，社交媒體高層「發現」了一個眾所周知的歷史規律：要掠奪一個人，就去迎合他的惡習。於是社交媒體變成了一個漩渦般的去文明化力量。技術越能高效激發人性弱點，使人沉迷，它就越有利可圖。在一個追求再文明化的社會中，這類誘導惡習的應用要麼被嚴格監管，要麼會被具有社會價值的系統取代。
自由資本主義最終會侵蝕自身，因為它迫使人們過度工作與消費，使他們無暇以足夠數量生育與撫育下一代，以維持勞動力規模。
合理的回應是：重塑經濟結構，使「穩定家庭的形成」優先於短期GDP增長。這意味著：
·生產與消費必須圍繞實現替代生育率進行安排；
·國家必須積極參與收入再分配，將資源從「無生育意義的消費」轉向家庭；
·國家必須積極推動「家庭生活」成為基本追求目標。
自由資本主義已被證明會推動年輕人走向「無繁衍意義的消費」，只因這符合短期利潤最大化。
歷史學者伯恩德·勒克（Bernd Roeck）指出，「過高出生率的問題」在西元前3世紀的中國就已被討論。但今天，中國面臨的是低生育率問題——它雖略高於德國等數個歐洲國家，卻低於歐盟整體與美國。這既與快速老齡化相關，也仍帶有計劃生育長期執行的後遺症。
然而，西方沒有資格自滿：中長期來看，中國在人口結構上的優勢遠大於表面資料。例如農業就業：歐洲約3.8%勞動力在農業，美國約1.6%，中國仍有超過22% 勞動力在農業。這意味著：若城市每年需要1%的勞動力增長，中國鄉村至少還儲備約17年的潛在勞動力。但當中國為這種人口流動建造大規模住宅專案時，西方批評者卻稱之為「鬼城」。
在再文明化工程中，「鼓勵生育政策」將是所有先進國家不得不採取的措施。關鍵不是西方人希望看到的「中國生育率低」，而是中國改變了生育政策，現在公開將生育率視為國家戰略性問題。生育被冷靜地視為國家與文明的重要指標，不再與移民掛鉤。換言之：中國正在向一種「親生育型文明國家」轉型。
華盛頓、巴黎、倫敦、柏林——都沒有類似中國的文明國家意識。越來越難否認：在整個西方，高移民與去文明化效應是關聯的。但幸運的是，自由主義並不是福山宣稱的「西方理念」。
在雅各賓派噩夢與拿破崙戰爭之後，歐洲政治家與思想家曾做出冷靜且務實的反思。隨後，西方經歷了一個世紀的高速增長與「文明重新煥發」（effulgence of recivilisation）。經歷冷戰後期與「歷史終結論」的幻覺之後，我們也應該期待一個新的文明復興時代。
新的文明復興時代帶來了一系列的新可能：中西的「共同再文明化」。這種思想打開了新的可能性：或許西方與中國能夠共同進行再文明化。或許這兩個文明「最古老與最新」，可以停止將彼此視為競爭者，開始意識到雙方都致力於一種積極的歷史進程。
一種世界歷史性的進程，但不是福山式的「普遍與同質」。
而是一種自覺的歷史過程，在這其中：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s）能被承認，歷史性文化可以並存、協和，並且文明之間可以在差異中共處與和諧。
也許，正是這種願景——把西方重新帶回歷史之中——才是我們當下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