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美國有大戰略嗎？MAGA算不算？——川普2.0與美國大戰略（上、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思
一、美國大戰略思潮的變遷
歷史上，美國一直是有其國家大戰略的，稱為美國大戰略（American Grand Strategy或America’s Grand Strategy），美西方學者中有很多書籍和文章討論這個問題。
大戰略不同於常規戰略，按照通常的理解，大戰略是一個國家或實體在一個較長時期內使其能力與其願望相一致的一個藍圖；它代表了一種整合國家資源、政策和行動，在一個全景的視野中運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和文化等多種權力工具的藝術。
所以，它會體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1）具有至少是幾十年甚至百年的長期遠景和目標；
2）達成目標的步驟被分成多個階段，不同的階段依賴不同的資源；
3）通過不斷適應現實環境並超越當下衝突或危機的方式實現最終目標。
在美國，所謂美國大戰略可以看成是由思想和行動兩個部分組成的。前者是長久地存在於該國起主導作用的統治集團頭腦當中的一種包含了宏大藍圖、長遠目標和可行步驟的，並在不斷變化的現實環境中不斷修正的戰略思想，後者是在這種思想指引下通過精心制定的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外交戰略和經濟戰略等對外公開的綱領加以推進的具體行動。
回顧二戰後的歷史，可以確認如下幾個基本事實：
1）在二戰後的美國統治集團當中一直存在著帶有宏大藍圖、長遠目標和可行步驟的大戰略思想。這些大戰略思想雖然有著西方思想史上的深遠淵源，但在美國卻並非穩定不變，而是在多種現實因素影響下不斷發生變化，由此導致美國的大戰略也不斷發生變化。
2）影響美國大戰略形成的重要因素有美國國家綜合實力的變化，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和美國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等，這些因素相互交織並此消彼長，表現在美國的大戰略的形成上，有時某一方面因素起主要作用，有時另一方面因素起主要作用。
3）二戰後美國通過遏制戰略在沒有直接衝突的情況下有效抵制了蘇聯的影響，並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被認為是大戰略的一次成功。而在越南戰爭中，儘管擁有巨大的軍事優勢，卻由於缺乏整合政治和社會層面的連貫大戰略，行動步驟連連脫節，最終恥辱地撤軍，被認為是大戰略的一次失敗。
4）美國大戰略特有的思維方式，以及美國從歷史上所吸收的大戰略經驗教訓，在美國統治集團中形成了「以己度人」的心理定式，會不自覺地認定美國的對手國家必定也有與美國相匹敵的大戰略。這是導致美國很難與其他大國之間建立戰略互信和合作共贏關係的一個重要原因。
戰略學界的相關討論
具體而言，一方面由於美國在其早期殖民征服歷史上就逐漸形成了「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國天命論」（Manifest Destiny）「盎格魯-美利堅建制」（The Anglo-American Establishment）等特殊觀念，另一方面由於美國的綜合國力在二戰後的幾十年裡連續上升，兩方面因素共同推動了美國大戰略思想的興起，以建構美國全球首要地位為終極目標的某種霸權主義（Primacism）大戰略也順勢形成，並一直長盛不衰。
但是美國大戰略的實施畢竟不是戰略家們的一廂情願，當美國所推行的霸權戰略在國際上遭遇多方挑戰，在國內又因資源不足造成國力透支時，就出現了大戰略實施成本過高、目標與手段嚴重不匹配的問題，美國大戰略的修正和調整也就勢在必行。
在美國國內，精英與公眾在重大意見上日益脫節甚至相互對立的問題由來已久，一旦出現相當大一部分公眾因自身利益嚴重受損而掀起反對浪潮，精英方面也不得不做出反應，這就促成了在一個更寬的政治光譜上的另外一些大戰略的形成——從完全放棄全球霸權目標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m），到認為美國應對自身力量使用有所節制的約束主義（Restrainism），再到主張美國只需要對抗世界上最主要幾個對手的優先主義（Prioritism）等等。
頑固堅持霸權主義大戰略的一派，通常會突出強調美國霸權區別於歷史上其他霸權國家的主要特點，包括在整個戰後時代對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超強控制力。
20世紀90年代冷戰的結束和美國隨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這一巨大勝利，更是被這一派認定為美國大戰略的成功案例，當作其霸權主義大戰略主張的合理性依據。直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之後，這一派繼續沉浸在利用美國的超強實力和首要地位建立一個符合美國利益的新世界秩序的宏偉藍圖當中，儘管期間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和反恐戰爭的挫折，但他們相信美國的實力並未衰落，主導地位也未削弱，短時期內的危機都將在大戰略的推進中得到化解。
表現在這個時期美西方的大戰略思潮中，就是霸權主義大戰略仍是這一派學者們討論的主要內容。
在2014年出版的《大國和平與美國的首要地位：國際新秩序的起源與未來》（ J. Baron, Great Power Peace and American Primacy: The Origins and Future of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Palgrave Macmillan, 2014）一書中，作者認為美國對於國際社會的超強控制力主要體現在軍事、金融、資源、產業、思想和國際制度六大方面。通過這六個方面的共同作用，美國霸權實現了重要的「制度性進化」，構成了一個新型的、制度性的國際權力體系。
作者認為，正是這種制度性權力體系，在過去的50年裡維持了大國間的和平。但是，作者承認，這個權力體系所面臨的挑戰，以及自身的維持成本，也都越來越大。一方面，進入21世紀，美國的霸權大戰略遭遇到來自中國在政治、經濟、外交、科技等多方面的挑戰；另一方面，美國國內的諸多制度性缺陷進一步展露，如政治極化、中產階級塌陷、社會失序、價值迷失等，導致美國的制度性權力持續減弱，以制度性權力為核心的全球霸權秩序也受到各方面的質疑。
作者還指出，美國的全球霸權很難再呈現20世紀90年代的巔峰時刻，未來的國際秩序將長期陷入一種相對動盪和不安的時期。美國當前面臨著如何管理中國的崛起並確保自己的領導角色，以及如何維護當前的和平狀態。
由於中國的崛起對於美國全球霸權的挑戰是一個無法忽視也無法改變的客觀事實，因此，在更具現實主義態度的學者們當中，圍繞美國霸權大戰略是否可行的爭論，便轉向了這種大戰略的實施成本的問題上。其中的邏輯是：如果維持成本並不過高，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那麼美國還是應該繼續維持甚至進一步發展這種終將會給美國帶來巨大利益的全球霸權戰略；但如果隨著外部的挑戰日趨嚴重，挑戰者日趨強大，國內的危機也日益加深加重，導致美國的相對權力滑落嚴重，那麼，美國就必須要放棄實施霸權大戰略的企圖，轉向其它可以為美國帶來利益的大戰略。
在2018年出版的《低成本維持霸權：美國的大戰略》（Harvey M. Sapolsky, Hoping Primacy Stays Cheap: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2018）一書中，作者提供了一個特別的觀察：美國作為一個深度分裂的社會，在許多政治話題上存在分歧，但在外交政策上卻有著罕見的共識。
書中指出，無論是政黨領導人、前任和現任官員、高級軍官還是公眾，都支持美國應保持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地位。作者認為，這種得到普遍支持的美國霸權大戰略，源於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吸取的經驗教訓，也就是這樣一個信條：美國的安全取決於其作為全球安全的單一管理者的角色，這也正是Primacy一詞的本義。
在作者看來，霸權大戰略的有效性在冷戰和平結束時得到了進一步確認，在21世紀繼續且基本上未受挑戰，根本原因就在於它的維護成本意外地低廉。無論這種論點是否成立，其論據是否充分，客觀上卻起到了繼續支持霸權主義美國大戰略的作用，使得美國統治集團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繼續採取一種近乎於盲目的態度在國際上一味推行美國霸權。
但是，另外一些方面的問題又出現了。隨著全球化進程加速帶來了世界政治複雜性的增加，美國全球霸權和首要地位面臨的挑戰也日益多元變化，單純計算軍事霸權的效益與成本之比顯然已不能反映現實情況。《重新思考美國大戰略》這本2021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Elizabeth Borgwardt、Christopher McKnight Nichols and Andrew Preston ed. Rethink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正是這種思潮的反映。
書中探討了當前美國在世界上的實際地位，並彙集了歷史學家、政策專家、公共衛生專家等多個領域的學者，以跨學科的視角探討美國大戰略。其中的主要觀點是，要重新審視和定義美國的大戰略，大戰略不應僅僅局限於軍事事務，而應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維度，以適應當代世界政治的複雜性。
還有觀點認為，要認識到是什麼讓大戰略變得「宏大」，在當今世界，公共衛生、性別、種族、環境等非傳統安全議題都應在大戰略考慮範圍之內，因為這些因素對和平與安全有著重要影響。這些多領域、跨學科思考導致了對美國大戰略的更為寬泛的理解。
視野的擴大和討論的深入，推動了更為綜合的論述的出現。在2021年出版的由澳大利亞國防學院國防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著名戰略學家邁克爾·克拉克撰寫的《美國大戰略與國家安全：從建國時期到川普時代美國霸權和衰落的困境》（Michael Clarke，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Dilemmas of Primacy and Decline from the Founding to Trump，Palgrave Macmillan, 2021）一書中，作者詳盡地探討了美國建國以來的歷史上大戰略的演變以及在不斷變化的全球秩序中保持美國首要地位所面臨的挑戰。
作者認為，美國最初的建國者們將新生的美國設想成為了一個將避免老歐洲那種錯綜複雜且糾纏不清的對抗和結盟的共和國，然而這種設想卻一直受到現實政治中國家間激烈競爭的考驗，這導致了美國早期外交政策中孤立主義與參與主義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書中提出，美國歷史上不同的政治文化，如漢密爾頓主義、傑弗遜主義、傑克遜主義和威爾遜主義等，深刻影響了國家安全大戰略的選擇。作者認為，從19世紀中葉到21世紀初，受到漢密爾頓主義和威爾遜主義的影響，推動了以霸權為目標的大戰略的發展。然而，實行霸權大戰略過大的代價現在刺激了長期休眠的傑弗遜主義和傑克遜主義在歐巴馬和川普政府下的復興，導致大戰略轉向尋求地位管理或避免美國相對權力的衰落。作者將歐巴馬政府的方法描述為「衰落管理」，而川普政府的方法則是「衰落否認」。
1月20日，川普在美國第47任總統就職典禮上宣誓。 新華社
二、MAGA也是一種大戰略嗎？
研究美國大戰略的學者們在一本正經地討論著美國歷史上的漢密爾頓主義、傑弗遜主義、傑克遜主義和威爾遜主義時，他們是不屑於承認有「川普主義」這個東西的，但現實很殘酷，川普連同他獨有的政治文化一起橫空出世了。
如果將近幾十年美國大戰略思潮的變遷比作一條平緩的河流，學術討論和政策調整按部就班地進行，那麼川普於2016年開始的第一任期，就好像是這條平緩的河流突然匯入了另外一條急流，原本平緩的節奏全被打亂，從此浪花飛濺，暗潮洶湧，一切都變了。用邁克爾·克拉克的話說，「在川普時代，當大戰略從屬於交易政治和個人奇思妙想時，美國大戰略暴露出了其脆弱性。」
根據克拉克在書中的看法：「美國的首要地位不是想當然的；它是一個需要精心構建並激烈捍衛的地位，且需要不斷調整。」「美國大戰略的未來取決於在追求國家利益與面對多極世界現實之間取得平衡。」而突然崛起並成為了美國最高領導人的川普，顯然不是一個能夠游刃有餘地承擔這個調整和平衡任務的合適人選。
但是有一點，川普的信念與作者在書中的觀點是一致的——「衰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對衰落的看法可能與現實一樣具有影響力。」無論是第一任期還是剛剛開始的第二任期，川普都堅決不承認美國已經衰落了，雖然他尖銳地指出了當前美國的很多重大問題，但正像他在剛剛的就職演說中告訴美國人民的：他是上帝救下來讓他來完成MAGA使命的，美國將在他的手中重振雄風，重現榮光，決不會衰落。所以，克拉克將川普的做法稱之為「衰落否認」——別的不管，先否認再說。
其實，基於對2016年至今近8年時間的觀察，可以認為，川普的行政雖然充滿了「交易政治和個人奇思妙想」，但他的MAGA運動並非與一直以來的美國大戰略完全脫節。這一點，可以從MAGA的核心主張與美國大戰略的核心主張的對比中看出來。
共同點與分歧點
首先，自冷戰結束以來的美國大戰略，始終是圍繞著一個中心的，就是維持美國的全球首要地位，或稱全球霸權。
這是美國大戰略的核心目標，美西方的戰略家們普遍認為，美國有能力通過軍事力量、經濟影響、輿論主導和多邊合作等手段來實現這個目標。一系列無可辯駁的事實，包括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戰後通過全球軍事基地、前沿部署和先進武器來威懾對手的能力，通過領導北約等聯盟建立的國際秩序，通過佈雷頓森林體系、馬歇爾計畫和貿易協定等舉措在全球經濟中發揮領導作用等，都證明了美國大戰略的現實可行性。
對於這一點，川普不僅沒有異議，而且也正是他所致力於恢復和重建的。換句話說，在核心目標和藍圖遠景上，美國大戰略與MAGA運動並無二致。川普在就職演講中說：「從今天起，我們的國家將會繁榮，在世界各地再次受到尊敬。我們將被每一個國家所羡慕，我們不會再讓自己被別人佔便宜了。」「美國將恢復應有的地位：成為地球上最偉大、最強大、最受尊敬的國家，激發全世界的敬畏和欽佩。」
分歧出現在接下來的問題上，其中非常突出的一點，就是「讓自己被別人佔便宜了」這句話。
在川普看來，在他之前的所謂美國大戰略根本無法實現其遠景目標，與之恰恰相反，「多年來，激進、腐敗的建制派從我們的公民那裡榨取權力和財富，而我們社會的支柱支離破碎，看似徹底失修。……我們現在有一個政府，甚至無法應對國內簡單的危機局面，但卻跌跌撞撞地陷入國外各種持續不斷的災難性事件之中。」也就是說，大戰略的目標設定得再好也沒用，建制派集團根本就是在打著為美國推進大戰略的幌子幹著為自己攫取「權力和財富」的勾當，而這種高層級的營私舞弊必然會導致對美國利益的出賣，也就是「讓自己被別人佔便宜了」。
所以，問題並不在於是否對美國大戰略進行修正和調整，例如是否根據資源和成本約束轉入更為靈活和謹慎的大戰略，或者是否根據國際政治現實轉而採取將按威脅優先等級分別應對挑戰的大戰略；而在於必須全部推倒重來，必須開啟一場「美國的全面復興和常理革命」，必須讓美國重新成為「一個仍在不斷壯大中的國家——一個增加我們的財富、擴展我們的領土、建設我們的城市、提升我們的期望並將我們的旗幟插上嶄新而美麗的地平線的國家。」
這才是MAGA和川普革命的本質，不是修修補補，而是推倒重來，不是承前啟後，而是從頭出發，不是漸進改革，而是激進革命。
認識到了這個本質，就會明白為什麼美西方大多數討論戰略問題的學者，都會將川普的上台執政視為一個對於美國大戰略的推進具有破壞性、甚至否定性的負面事件。他們普遍認為，川普第一個任期已經導致了美國大戰略的顯著改變，從傳統的合作領導轉向交易型和民族主義的「美國優先」政策，大大動搖了維持美國數十年全球首要地位的基石，而第二個總統任期的川普，正在以更為個性化的方式推進MAGA運動，必將製造出更大的動盪。
但是，這並不是事情的結束，並不意味著MAGA運動與美國大戰略的徹底分道揚鑣。意味深長的是，兩者在關於美國的問題上有很多的相互對立，甚至發誓要拼個你死我活；但是卻在另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上，又重新發現了共同之處，不得不站在同一戰壕裡成為戰友。
中國作為最大變數
不用說，這個非常重大的問題，當然就是中國。
川普的MAGA運動不是憑空發生的，美國大戰略思潮的變遷也不是沒有緣由的。在進入21世紀之後的第一個十年裡，美國統治集團中無論哪一個派別、哪一個部門，都不約而同地先後確認了一個重大現實：中國似乎也有了自己的「中國大戰略」，而且早已經在快速、高效地推進中了。
這一確認引起了美國戰略學界極大的震驚。出於美國大戰略固有的思維定式，這些學者們傾向於認定這個「中國大戰略」具有與美國大戰略同樣的性質，甚至同樣的遠景目標。如果的確如此，那麼中國對於美國大戰略的實施來說，就不僅僅是一個需要克服的巨大障礙這麼簡單了，由於全球首要地位只能有一個，「中國大戰略」與美國大戰略兩者也就只能有一個成功，非此即彼，零和博弈。
在川普這方面，雖然他不是以這種思維方式考慮問題的，但是也對中國帶來的威脅給予了差不多同等程度上的評估。例如，在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上，他的表達是：「中國多年來一直在占美國的便宜，是時候結束這種狀況了」。在關於智慧財產權的問題上，他的表達是：「中國一直在竊取我們的智慧財產權，這是一個巨大的問題。現在是制止這種行為的時候了」。在關於中國國際地位的問題上，他的表達是：「中國是對世界的威脅，我們需要挺身而出，不僅在貿易方面，而且在全球影響力方面」。
這些表達不是學術性的，也沒有統一的理論基礎，都是關於具體問題的，但卻與美國大戰略思維中關於中國問題的立場保持了高度一致。
子思：過去20年，美西方對「中國大戰略」的認知經歷三次升級——川普2.0與美國大戰略（下）
編者按：川普有自己的大戰略嗎？或者，川普的大戰略與一直以來的美國大戰略有相關性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大戰略這一概念本身的含混性，加上川普本人行為方式的隨意性，使得針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困難重重。
但是，未來數年內美國國家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這兩者所決定的，為了做出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預測，也不得不認真討論一下川普2.0與美國大戰略的關係這個問題。
本文為《川普2.0與美國大戰略》下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思】
三、美國大戰略思維中的「中國大戰略」
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的中美關係史上，美國國內將中國作為一個戰略對手加以遏制、實施制裁甚至轉入全面對抗的一派，其聲音始終存在，這是因為這些聲音一直以來都有其所賴以產生的理論基礎。理論基礎的構成大體上有三個來源：一是基於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反共理論，二是基於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反華理論，三是基於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反中理論等。
隨著時局的變化，這些理論在各種流行理論的相互競爭中時而因適用而強勢、時而因不適用而弱勢，導致基於這些理論的「遏制派」聲音也時強時弱，從未消失。但畢竟自由主義、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都屬於在美國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由此而產生的反共、反華、反中理論在整個中美關係史上也就從未完全退場過。
然而，在進入21世紀前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
一方面是在美國的單極霸權確立之後，美國大戰略思潮再次興起，各種意識形態都在大戰略思潮中圍繞著捍衛美國首要地位這個中心重新確立了自身的功能和作用；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快速崛起，在構成重大挑戰的同時，也在美國眼中成了和美國一樣的具有大戰略思維且在大戰略執行能力上更勝一籌的一個主要競爭對手。
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反共、反華和反中理論都顯得相對單薄了，從此不再作為單一因素起作用，它們被整合在了一個新型的美國大戰略思潮當中。這個大戰略思潮不僅包括了美國自身的「美國首要論」（Primacism）思潮，而且包括了將中國作為同樣具有大戰略的主要競爭對手的「中國首惡論」思潮。
這個新的形勢大大區別於冷戰時期和冷戰後的第一個十年。最主要的特點是，美國圍繞中美關係的爭論雖然表面上還體現為「接觸派」和「遏制派」兩大派，但爭論的焦點和各自的內涵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過去一直以來以短期的、地區性的、經濟導向的、局部範圍的問題為主，逐漸轉換到了目前以長期的、全球性的、戰略導向的、整體範圍的問題為主；從過去一直以來的一個常規戰略格局，轉化到了目前的一個大戰略格局。
事實上，正是這個重大轉換本身，大大增強了「遏制派」的地位。因為當短期利益、地區利益、經濟利益、局部利益相對而言都失去了吸引力，「接觸派」一直以來所看重的利益交易也就不再重要，中美關係中的所謂「壓艙石」也就失去了原有的重量，「遏制派」一直以來所描繪的大風大浪也就預言成真了。
所以，自川普第一任期以來中方在與美方打交道時明顯感覺到的變化，如親華派大批消失、共和與民主兩黨在反華立場上高度趨同、美國媒體和政客在中國問題上呈現出「集體性思維」（Group-think）甚至「中國恐懼症」等，追根溯源，都是這種可以稱之為「戰略思維範式轉移」導致的結果。
通過梳理自2005年至2024年近20年來，美西方戰略學者針對他們眼中的「中國大戰略」的分析和描述，大致可以看出，美西方這一圍繞中國問題的「戰略思維範式轉移」，體現為三個階段的「升級」。
第一次升級
第一級的時間段大約是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這期間首次出現了基於美國大戰略的視角和「以己度人」的心理，將當時快速崛起的中國判定為具有與美國大戰略相匹敵並形成針鋒相對之勢的「中國大戰略」的認知。
但是這一認知在當時的美國尚未形成廣泛共識，即使有學者提了出來，也沒有很快成為思考中美關係的主要認知框架。大多數的政策研究仍然聚焦於中國對美國大戰略構成障礙的各個方面和具體形式；而正是這些方面和形式，主導了美國當時仍然各占半壁江山的「接觸派」和「遏制派」之間相互爭論，並成為中美高層級談判之間各個議題的主要內容。
2005年出版的《應對挑戰：中國的大戰略與國際安全》（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一書是這一時間段內的代表性作品，作者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系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首任主任艾弗裡·戈德斯坦（Avery Goldstein，中文名字金駿遠）。
作者首次公開提出中國具有一個穩定的「中國大戰略」（China’s Grand Strategy），他在書中寫道：
「近年來，中國不斷增強的經濟和軍事能力備受關注。世界，尤其是美國，應該如何應對這個新興大國？明智的應對不僅需要弄清中國崛起的速度和程度，還需要回答一個未受足夠關注的問題： 中國的大戰略是什麼？」
從這個自設的問題出發，該書分析了中國在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發展對國際安全的影響，以及中美兩國的戰略互動，並探討了具有大戰略的中國在國際安全格局中的新角色。
此後十多年裡，戈德斯坦始終堅持他的看法，他的相關文章還包括《中國現實而迫切的危險：現在是華盛頓擔心的時候了》（《外交事務》2013年9/10月），《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大戰略》（《國際安全》2020年夏季號），《21 世紀的中美競爭：似曾相識和第二次冷戰》（《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20年6月）等。
第二次升級
第二級的時間段大約從2010年開始，正是在那一年，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標誌性事件終於推動了美國開始認真對待所謂的「中國大戰略」，將其看成是一個大約與美國大戰略具有同等的現實性、可識別性和重大意義的宏大事物。
分析的重點一方面開始聚焦兩種大戰略之間不可避免的正面對抗，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將所謂「中國大戰略」的快速推進視為美國大戰略還能否如其所願地繼續下去的一大不確定因素的相關思考。
事後看來，正是這一輪新的思考，導致了美西方戰略學者中發生了 「戰略思維範式轉移」，轉移的結果，體現在美國一直以來「接觸派」和「遏制派」之間爭論的焦點和其內涵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一時期，中美談判中各個議題雖然主要內容變化不大，但其中的含義卻有了很大的不同。
例如貿易問題。儘管貿易問題在中美關係史上時常會作為一個爭端出現，但在「戰略思維範式轉移」發生之後，中國被確定成為了美國大戰略視野中的主要對手，普通的貿易爭端就開始具有了大戰略上的意義。於是，在美國方面，挑起爭端已不再是為了解決貿易問題，而是將貿易爭端當作發動貿易戰的藉口來使用，其目的當然就是通過貿易戰對中國進行戰略性的打擊。
除此之外，這一時期美國政府在地緣戰略上的重大調整，將以往的亞太戰略升級為印太戰略，以及圍繞前沿科技領域對中國發動的科技戰、依託全球金融資源對中國發動的金融戰、針對部分中國企業以各種名義進行的制裁等，也無不是同樣的性質。
從2011年開始，反映這一時間段內「戰略思維範式轉移」的主要代表作品就先後出現了。
曾在2003年至2005年期間擔任副總統辦公室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的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和國際事務學院教授亞倫·弗里德伯格，在其撰寫的《爭霸：中國、美國和爭奪亞洲霸主地位的鬥爭》（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W.W. Norton & Company, 2011）一書中提醒美國領導人，中國決策者最終的戰略目標是「不戰而勝」，在避免直接對抗的同時取代美國成為亞洲的領導力量。作者認為，美國未能採取足夠迅速的行動來對抗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並且對自身的承諾和決心發出了誤導性的信號，使美國面臨一場本可以避免的戰爭的風險。
在由彼得·納瓦羅等人撰寫的《致命中國》（Peter Navarro,Greg Autry, 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 Action,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11）一書中，這位曾在川普第一任期領導新成立的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擔任貿易和工業政策主任並曾擔任白宮貿易顧問的作者，針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貿易政策等進行了充滿敵意的批判性分析，誇大中國在經濟崛起過程中對美國產業和就業造成的衝擊，主張美國應採取強硬措施應對中國在經濟領域的競爭。
雖然重點不是論述大戰略問題，但是正如書名所表明的，該書試圖通過聳人聽聞的方式加劇美國國內對中國的敵對情緒，同時為美國政府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提供理論支持，促使美國在貿易政策上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進一步引發中美之間貿易摩擦和爭端。幾年後，川普第一任期內發起的中美貿易戰，部分理念和策略就受到了書中觀點的影響。
彼得·納瓦羅另一本影響很大的書是2015年出版的《臥虎藏龍：中國的軍國主義對世界意味著什麼？》（Peter Navarro, 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 Prometheus Books, 2015），該書重複了他在2008年出版的《即將來臨的對中國戰爭》（The Coming China Wars）中的觀點，預測中美之間會因為經濟、資源等多方面的競爭而爆發衝突，強調中美之間存在的各種矛盾和潛在衝突點，認為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妥善解決，可能會升級為戰爭。
書中聲稱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對世界安全格局構成了威脅，宣揚中國軍事崛起的所謂「潛在危險性」，主張美國應加強軍事準備和戰略應對。書中特別誇大了中國軍事發展的意圖，將中國正常的國防建設描述為具有擴張性和威脅性的行為，試圖引發國際社會對中國軍事力量增長的緊張。
納瓦羅畢竟不是戰略學家，2015年這一年稱得上轟動一時的戰略學著作，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白邦瑞的《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Henry Holt and Co., 2015）一書。該書認為，中國一直在暗中推行一項長期戰略，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的2049 年之前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超級大國。
白邦瑞曾任美國國防部官員和中國問題分析師，他聲稱中國有計劃地欺騙西方國家，一方面裝出和平崛起的假像，另一方面暗中推進軍事、技術和經濟主導地位。他在書中批評美國決策者低估了中國的決心，曲解了中國的意圖。敦促美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來應對中國的崛起。
此後，持有這種觀點的文章和書籍陸續問世。
2018年，曾在2009-2013年擔任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並於2024年2月擔任副國務卿的柯特·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曾先後擔任國防部中國任務組主任和美國國防部負責印太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的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了《重估中國：北京是怎樣讓美國期望落空的？》（Kurt M. Campbell,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2018）一文，將中美之間在大戰略上的不相容放到了一個更大的歷史框架中，認為美國歷史上試圖改變中國走向的企圖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從二戰後美國駐華特使喬治·馬歇爾調停國共內戰，到北韓戰爭期間杜魯門政府認為它可以勸阻中國軍隊跨過鴨綠江，再到越南戰爭期間詹森政府認為中國不會介入，最終的現實是，中國每次都打破了美國的預期。
文章認為，尼克森總統向中國敞開大門，是美國在中國問題上投下的最大、最樂觀的賭注，美國再次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可以改變中國對自身利益的看法，使其更加接近美國。但是這一次，歷史也再次重演。
文章中說：
「無論是胡蘿蔔還是大棒，都沒有像預測的那樣動搖中國。外交和商業交往並沒有帶來政治和經濟開放。無論是美國的軍事力量還是地區平衡，都未能阻止中國尋求取代美國主導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自由的國際秩序也未能像預期的那樣有力地吸引或束縛中國。」
在由亞倫·弗里德伯格撰寫的《與中國競爭》（Aaron L. Friedberg，Competing with China,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2018）一文中，作者著重渲染了中國在技術領域的威脅，認為中國正在通過各種手段獲取外國技術，包括海外並購、投資創新初創企業、強制技術轉讓以及網路入侵等，通過低成本貸款和補貼來培養關鍵領域的「國家冠軍」。
另外，中國還集中研究資源啟動了一系列「超級專案」以刺激技術發展，這些技術預計在軍事和商業應用上都有前景，包括量子計算、高端晶片和下一代無線寬頻通信等。文章指出，這些都是中國在全球範圍內展開戰略競爭的具體表現，這種戰略競爭影響到了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
文章對川普政府的對華戰略給予了肯定，認為自川普政府以來，美國開始公開承認中國是一個戰略競爭對手，並將這種競爭透明化。這很好地說明了，在中國問題上，川普MAGA運動與美國大戰略保持了難得的高度一致。
這一時間段的最後一個代表作是2021年出版的《持久戰：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一書，作者為曾任拜登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的杜如松。該書接續了三年前白邦瑞的提法，將中美關係比作一場馬拉松比賽，強調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追求長期戰略目標，旨在逐步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最終實現自身在全球事務中的主導地位。
書中根據大量中文資料詳細闡述了中國在經濟、外交、軍事等方面的策略及其長期規劃，認為中國的行動是深思熟慮且具有連貫性的，並非短期行為。例如，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合作，持續擴大在沿線國家的影響力，這被視為其長期戰略的一部分。
該書通過確認中國的確具有一個早已形成並正在快速推進的大戰略，再次提醒美國政策制定者和學者，不要僅僅關注短期的利益衝突，必須從長遠角度看待中美關係，重新評估中國的發展意圖和戰略規劃，以應對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長期佈局。
第三次升級
第三級的時間段大約是從2022年開始的，這一年美國發現經歷了川普第一任期內中美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輿論戰，甚至經歷了全球新冠疫情，中國不僅沒有被打垮，還變得更為強大；「二十大」的召開又明確提出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描繪出新的宏偉藍圖。
這種新的形勢意味著，所謂的「中國大戰略」已經不再只是一個通過美國大戰略獲得意義並接受評估的模棱兩可之事，而是一個無論外界如何看待、如何評估都將以不可阻擋之勢向前發展的確定無疑之事。從近兩年美西方戰略學者的相關文章和出版物中即可看出，總體上，針對中國戰略的討論已經開始逐步脫離美國大戰略的既有框架了。
2024年12月，《經濟學人》雜誌將年度最佳圖書評給了當年出版的《世界之爭：美國如何在21世紀擊敗中國》（Dmitri Alperovitch and Garrett Graff, World on the Brink: How America Can Beat China in the Race for the 21st Century, Public Affairs , 2024）一書，作者是德米特里·阿爾佩羅維奇和加勒特·格拉夫，前者是Silverado政策加速器智庫的聯合創始人兼主席，曾入選《外交政策》雜誌「全球百大思想家」，並曾為美國國防部提供特別諮詢，後者是《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專注於政治和國家安全領域，曾擔任《政治》雜誌主編，現為《連線》雜誌和CNN的撰稿人
書中提出的核心觀點是，全球正在進入「第二次冷戰」，而此次的對手是中國，台灣成為新的「西柏林」，是美中競爭的戰略焦點。中國近年來以驚人的速度在經濟和軍事實力上取得了進展，其全球影響力日益增強。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項目，中國試圖塑造自己的國際秩序規則。中國如果處理不當，局部事件可能引發核大國之間的災難性戰爭。
然而，作者認為，這種結果並非不可避免。書中提出了一系列針對性的政策建議，為美國及其盟友提供了應對危機的策略，以及在21世紀競爭中保持主導地位的路徑。書中為美國制定了三大核心策略：
（1）加強國際聯盟：美國應鞏固與盟友間的合作，特別是在印太地區。通過深化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的防務合作，構建區域性的戰略平衡。與此同時，美國需要重新定義北約的角色，使其在應對中國崛起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2）推動技術創新：技術是21世紀競爭的核心領域。美國必須保持在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半導體製造等關鍵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為此，美國需要通過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合作，打造一個支援創新的生態系統。
（3）調整外交政策：美國應在處理其他潛在對手（如俄羅斯、伊朗和北韓）的關係時，以遏制中國為優先目標。特別是在中東地區，美國應減少資源投入，將更多的外交和軍事力量集中於亞太地區。
2024年入選《紐約時報》年度圖書的《大國回歸：俄羅斯、中國與下一場世界大戰》（Jim Sciutto ,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s: Russia, China, and the Next World War, Dutton Press, 2024）一書，作者為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首席國家安全分析師、「CNN 新聞編輯室」的主播吉姆·休托。該書認為，今天的世界正處在「1939年的關鍵時刻」——一個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時代。在冷戰後的三十多年裡，世界秩序不僅沒有真正穩定，反而因大國競爭的重新抬頭而陷入了更加不確定的局面。
作者將當下定義為「後冷戰時代」的終結，即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和多邊合作已經被「多點衝突」和「新型權力」競爭所取代。從俄羅斯對烏克蘭開展特別軍事行動到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行動，作者展示了這場「新冷戰」在多個領域和地區的影響，包括北極圈、海洋、網路空間、人工島嶼，以及核軍備競賽。
作者詳細分析了中國在南海建設人工島嶼、在北極擴展影響力，以及通過技術競爭（如5G和人工智慧）尋求全球主導地位的策略。同時，作者指出，這種擴張行為與俄羅斯的行動形成了戰略互補，對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聯盟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最能代表這個時間段特點的代表作，是雪梨大學政治學教授、雪梨民主網路（SDN）共同創始人和主任的約翰·基恩與澳大利亞迪肯大學政治學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公共政策與全球事務系主任何包鋼合著的《中華銀河帝國：中國新世紀的財富、權力、戰爭與和平》（John Keane and Baogang He, China’s Galaxy Empire: Wealth, Power, War, and Peace in the New Chinese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一書，該書完全擺脫了用美國大戰略的視角考察中國長期戰略的傳統範式，同時也摒棄了將中國描述為「大國」或「獨裁國家」的陳詞濫調，首次提出，中國是一個新崛起的、前所未有的「銀河帝國」。
作為數字通信時代的領先者，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實力雄厚，武器裝備精良。它的引力和推拉效應正影響著各大洲，甚至外太空，在那裡，中國正與美國、印度和歐洲競爭，成為領先的大國。
該書認為舊有的陸基、海基和空基帝國的定義都不再適用於解釋中國，作者試圖在新型帝國的背景下探討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專案、國家資本主義、貨幣安排、跨境機構建設以及中國中產階級的快速增長。作者警告人們不要抱有簡單的敵友和「大中國、壞中國」政治思維，以免造成政治和軍事上的危險。
論述至此，可以嘗試回答川普是否有自己的大戰略的問題了。基本結論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首先可以確認的一點是：經過近8年來的形勢巨變，在川普MAGA運動之前人數眾多的頑固堅持霸權主義大戰略的這一派，聲音已經越來越低，基本上不成氣候了。這一派曾經目空一切地認為美國可以輕易取得全球首要地位，可以全面主導國際事務，中國這個挑戰者也終將被打敗。現在無論是戰略學者關於美國大戰略的思考，還是川普MAGA運動關於重建美國的方案，都不再保持這種態度了。
第二，川普的MAGA運動雖然在遠景目標上仍然與美國大戰略原已建立的核心目標保持一致，但卻徹底否定了建制派那一種將推進美國大戰略作為謀取自身利益的途徑、不惜犧牲美國大多數人利益的激進方式，轉變為從恢復基本常理、重塑美國實力、讓美國重新生長這個基礎上出發，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達到原定目標的穩健方式。
第三，但是在美國近8年時間的大戰略調整時間內，中國的綜合實力進一步增強、國際地位進一步突出、在美國眼中的「中國大戰略」正在越來越接近目標，這一重大現實客觀上促成了美國大戰略的推進與川普的MAGA運動在應對中國挑戰方面保持為高度一致。因為新的形勢正在變得已經不是美國大戰略能否超越並壓制中國挑戰的問題，而是面對「中國大戰略」美國是否還有足夠能力應對的問題了。
危險與機會並存。當下各種關於「中美大決戰」、「新的世界大戰」、「第二次冷戰」等等分析預測，無非都是根據以上這種大戰略形勢變化做出的。
連結:子思：过去20年，美西方对“中国大战略”的认知经历三次升级——特朗普2.0与美国大战略（下） (guanch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