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辛吉：中美須就新國際秩序達成共識

文/羅樂

觀察者網報導，在美國的無理打壓下，中美關係遭遇「前所未有的嚴重困難」，這種局面也損害了世界穩定與發展。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3月25日呼籲，美國必須就新的國際秩序與中國達成共識，否則世界可能再度面臨一戰前的形勢。

據路透社、《新聞週刊》等外媒3月27日報導，季辛吉3月25日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一場網路研討會上與英國前外相傑瑞米·亨特進行對談。

季辛吉表示，美國必須記住，國際問題沒有「最終解決方案」，每一個解決方案都「打開了另一系列問題的大門」。

「我們是否有可能與盟友一起培養外交政策思維，並獲得其他國家的理解，在這種分析的基礎上尋找世界秩序？」季辛吉問道。

他說：「如果我們不能做到這點，如果我們無法在這點上與中國達成共識，那麼我們將面臨一戰前歐洲的形勢，即常年存在衝突，雖然大部分問題會被立即解決，但其中一個會在某個時候失去控制。」

季辛吉稱，目前全世界面臨的情況「比過去危險得多」，因為中美雙方的高科技武器可能會導致非常激烈的衝突。他認為，美國可能會發現，與中國這樣一個很快在某些方面更領先的對手談判是很難的。

季辛吉提醒西方國家要「表現得更好」，「西方國家必須相信自己……這是我們的內部問題，而不是中國的問題。」

在上周舉行的中美高層戰略對話期間，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表示，過去幾年，由於中國的正當權益受到無理打壓，中美關係遭遇前所未有的嚴重困難。這種局面損害了兩國人民利益，損害了世界穩定與發展，不應再繼續下去了。

季辛吉3月20日以視頻形式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時也提及，最近幾年中美關係出現了一些「需要討論的問題」。

季辛吉表示：「從根本上說，中美是兩個偉大的社會，有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歷史，所以有時候我們對一些事情的看法會有不同。但與此同時，現代科技、全球化傳播和全球化經濟，要求兩個社會做出比以往更大的努力進行合作，因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取決於兩個社會之間的理解。」

羅奇：為什麼拜登應重拾奠定中美關係基礎的經貿議題

作者/斯蒂芬·羅奇（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

【文/斯蒂芬·羅奇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群】

中美高級官員最近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舉行了會晤，試圖緩和已持續四年的緊張關係，而此時寒冷的可不只是天氣。可悲的是，這次會晤更易讓人聯想起冷戰時代，而非一個嶄新的開始。這一局勢應在無可救藥前立即發生改變。

受困於美國朝野上下同仇敵愾的反華情緒，拜登團隊似乎繼承了前任的對華路線，甚至通過更加關注人權和地緣政治這一方式來加劇貿易和技術衝突，而拜登的前任可沒有關注過這些。

陷入「百年國恥」心態的中國，則採取了針鋒相對的防禦性應對方式，從而使這一問題進一步惡化。在媒體面前，兩方在開場白中你來我往互相指責，絲毫沒有顯示出緩解緊張局勢的意思。

對兩國來說，一個更好的交流方式是重拾奠定兩國關係基礎的議題——長期以來支撐美中關係的經貿問題。這並不意味著兩方要忽視其它棘手問題。這意味著兩方在擴大討論範圍之前先重新建立共識和互信。

拜登政府在面對經貿問題時需要重新思考其好鬥的應對方式。在經貿方面，本屆政府受制於拜登所稱的「前任夥計們」談判定下來的美中「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而這一協議恰恰是觸發改變的最大杠杆。

是的，美國公眾贊成簽訂「第一階段」協定這樣的做法。皮尤研究中心今年2月進行的最新民調顯示，人們普遍支援繼續徵收關稅，更多的人希望在對華貿易問題上更加強硬，而不是建立更牢固的雙邊關係。

在過去四年，緊盯中國並將其作為美國問題根源這一做法已牢牢控制住了民眾情緒。

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公眾的觀點是正確的。第一階段協議從一開始就存在缺陷，這主要是因為它為美國與許多國家的多邊貿易逆差（在2020年是有96個國家）問題提供了一個雙邊解決方案。因此，這份協議就無法解決貿易逆差問題。它並沒有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反而使美國企業和消費者付出了新的代價。

正如30年前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不是日本造成的一樣，今天的美國貿易逆差問題也不是中國造成的。但並不奇怪的是，在這兩起案例中，美國貿易逆差的最大份額都可以追溯到美國最大的交易夥伴——當時的日本，現在的中國。

但這兩個國家獲得大多數美國貿易逆差不過是反映出了比較優勢（購買國外生產的商品比國內生產的商品更便宜）和供應鏈效率（組裝其它國家生產的零部件）問題，而不是不公平的貿易做法。

正如我多年來反復重申的那樣，美國貿易逆差來自於美國自己的深層次問題：國內儲蓄不足。

美國淨國民儲蓄率（衡量企業、家庭和政府部門在貶值調整後總體儲蓄水準的最廣泛指標）十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這也是有記錄以來的第二次）。

根據現有最新資料，美國淨國民儲蓄率平均為2020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國民收入的-0.8%。鑒於聯邦預算赤字過大，國民儲蓄很有可能會進一步大幅下降。

由於缺乏國內儲蓄，美國從國外借入多餘儲蓄用於投資和促進經濟增長。這反過來又造成巨大的國際收支赤字（去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國際收支赤字平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3.3%），這是自2008年末以來的最大赤字。

為了換取外國資本，美國人從海外購買商品。是國際收支逆差，而不是所謂的中國行為，才是造成美國整體貿易逆差問題的宏觀經濟學根源。

第一階段協議是以政治操作去微觀管理一個宏觀問題。即使它真能縮小美中雙邊貿易逆差，但國內儲蓄的持續短缺意味著，美國的貿易逆差將被轉嫁到其他外國生產商身上，而事實也正是如此。

此外，這種貿易轉移已經流向了成本較高的外國生產商，在功能上相當於對美國公司和消費者增稅。

這些都不是說拜登政府應該揮舞白旗向中國投降。但拜登政府需要轉移注意力，放棄第一階段協議中不可行的雙邊框架以及支撐這一框架的關稅。

我們更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結構性議程，這個議程能夠解決智慧財產權、創新政策、強制技術轉讓、網路安全和對國有企業補貼等更為嚴重的問題。

簽署一份雙邊投資協定是實現這一目標以及審查結構性摩擦真實性的最佳途徑。在2017年之前的10年間，美中兩國已就雙邊投資協定進行了積極地談判，該協定將為解決兩國結構性摩擦問題提供一個框架，並且通過擴大市場准入，鼓勵兩國經濟增長。

而我的這些觀點在美國並不流行，這要歸功於過去四年來的惡毒言論，這些言論使許多美國人相信中國對美國構成了致命威脅。不幸的是，美國以怪罪和犧牲他人為特徵的腐蝕性政治環境為「受虐待」一類質控的出現提供了肥沃土壤。

在美國新一屆政府上台後，他們已在許多重要領域開了一個好頭，現在到了美國政府更加清醒的時候了。

中國對美國來說是一個挑戰，但同時也是一個機遇。不幸的是，拜登被其前任所束縛。想要改變過去四年的失敗做法就需要拜登政府拿出政治勇氣、智慧和創造力。美中關係實在太過重要，決不允許掉以輕心。

（觀察者網由冠群譯自香港《南華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