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奈：將深刻影響2024年國際關係的美國例外主義溯源
文/吾樓 (中美聚焦)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2020年曾在Project Syndicate發文，討論川普時代的例外論，認為美國人面臨的真正問題是，能否成功地解決其例外主義的兩個問題：沒有刺刀的民主；加大對國際機構的支持。但川普執政期間對這兩個方面都棄之不顧，置之不理。約瑟夫·奈呼籲美國人在2024大選年認真討論和解決內外政策中的「道德問題」，包括如何和中國合作，應對溫室氣體威脅。他認為，對美國來說，例外主義應包括對華合作；説明生產全球公共產品；同時捍衛人權與價值觀等諸多方面。
2024年大選年來臨之際，約瑟夫·奈再次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2024年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2024），進一步分析了當前美國例外論的三種不同觀點。約瑟夫·奈將這三種觀點歸類於三大陣營：自二戰以來處於主導地位的「自由國際主義者」（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ists）；想要退出某些聯盟和機構的「退縮者」（the retrenchers）；以及對美國在世界的角色持狹隘、有時是孤立主義觀點的「美國優先主義者」（the America Firsters）。這三大陣營基本上主導了當下有關美國應該如何處理對外關係的辯論。他認為，無論哪一種觀點在明年的總統選舉中勝出，都將對歐洲、亞洲和中東持續不斷的衝突帶來重大影響。以下是他文章的主要內容。
長期以來，美國人一直認為自己的國家在道德上是「例外的」。法裔美國學者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認為，雖然每個國家都認為自己是獨一無二的，但法國和美國與眾不同，都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是普世的。然而，法國受到歐洲均勢的限制，因此無法完全追求其普世主義的野心。只有美國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這並不是說美國人道德高尚，而是許多美國人「願意相信」他們的國家是世界上一股向善的力量。現實主義者長期以來一直抱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道德主義」妨礙了對權力地位的清晰分析。但事實是，美國的自由主義政治文化對二戰以來存在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產生了巨大影響。如果希特勒取得了勝利，或者史達林領導的蘇聯在冷戰中獲勝，今天的世界將會大有不同。
美國例外論有三個主要來源。自1945年以來啟蒙運動的後續影響，尤其是美國開國元勳所信奉的自由主義思想佔據主導地位。正如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 ）總統所說，「我們這一方的‘神奇力量’是每個人都渴望自由，每個國家都渴望獨立……正因為我相信我們的制度更符合人性的基本原則，所以我相信我們最終會成功。」啟蒙自由主義認為，這些權利是普遍的，而不僅僅局限於美國。
當然，美國人在推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過程中總是面臨各種矛盾。奴隸制的原罪被寫進了憲法，直到內戰結束一個多世紀後，美國國會才通過了1964年的《民權法案》。直到今天，種族主義仍然是美國政治中的一個主要因素。
如何在外交政策中推廣自由主義價值觀，美國人也存在分歧。對一些人來說，普世主義計畫就是入侵其他國家、強制扶持友好政權的藉口。在美國對墨西哥、海地和菲律賓等地的干預中，種族主義毫無疑問發揮了作用；然而，對另一些人來說，自由主義就是要建立一套國際法和國際機構體系的推動力，緩和國際上無政府狀態的威脅，以此保護國內自由。
美國例外論的第二根源是清教傳統。那些逃離英國的人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在新大陸更純粹地信奉上帝。他們的計畫本質上不像十字軍東征，而是更似目前充滿焦慮但又克制的「退縮者」的做法，把美國塑造成一座山巔之城以吸引他人。
美國開國元勳們擔心新共和國會像羅馬共和國那樣失去其美德。19世紀，從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到查理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形形色色的歐洲訪客都注意到了美國人對美德、進步和衰落的癡迷。但這種道德關懷更多的是內向型的，而不是外向型的。
美國例外主義的第三個根源是其他根源的基礎：美國龐大的面積和獨特的地理位置賦予其地緣政治優勢。早在19世紀，托克維爾就注意到了美國特殊的地理位置。由於受到兩大洋的保護，以及鄰國的實力較弱，美國在整個19世紀集中精力向西擴張，避免捲入以歐洲為中心的全球權力之爭。但在20世紀初，當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時，它開始從全球力量的角度思考問題。畢竟，它有資源，有迴旋餘地，有充分的機會放縱自己，不管結果是好是壞。它開始具備帶頭創造全球公共產品的動力和能力，也有從廣義上定義國家利益的自由。這意味著：支持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海洋和其他公域的自由以及國際機構的發展。「規模」（size）為美國例外論創造了重要的現實基礎。
孤立主義（Isolationism）是美國對19世紀全球實力平衡的回應。當時相對弱小的美利堅共和國可以對它的小型鄰國採取帝國主義的態度，但它必須對歐洲列強採取審慎的現實主義政策。雖然美國的門羅主義（the Monroe Doctrine）主張將西半球與歐洲的平衡分開，但這種政策之所以能夠維持下去，只是因為它符合英國的利益，與英國皇家海軍對海洋的控制權相吻合。
但隨著美國實力的增長，它的選擇也越來越多。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出現在1917年，時任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打破傳統，向歐洲戰場派遣200萬美國人參戰。雖然威爾遜在戰爭結束時創立的自由主義國際聯盟遭到了美國同胞的唾棄，但它為1945年後聯合國的成立和自由主義秩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如今，美國總統拜登和大多數民主黨人表示，他們希望維護現有秩序，而川普和「美國優先派」(America first)則希望放棄現有秩序，兩黨中的「退縮派」都希望在這兩派之間剩下的選項中進行挑選。明年大選中，無論哪一派勝出，將對歐洲、亞洲和中東正在發生的衝突帶來強烈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