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民眾為何對俄烏衝突不再感到焦慮？
鄧尼斯·沃爾科夫 (俄羅斯著名民調機構列瓦達中心主任)
安德列·科列斯尼科夫 (卡內基俄羅斯歐亞中心高級研究員)
文/鄧尼斯·沃爾科夫、安德列·科列斯尼科夫 編譯/歐亞新觀察 藍景林
自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動以來的近兩年時間裡，俄羅斯社會已經習慣了在殘酷的武裝衝突背景下生活。相當一部分人已經接受了這樣一種觀念：他們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生活在目前的狀態下，因此他們必須適應現實，而普通俄羅斯人無論如何都無法而且往往也不願意改變現實。
有人曾天真地預言，制裁和軍事衝突對日常生活的限制所引發的民眾不滿情緒將導致政權垮臺，但這些預言都落空了。在許多方面，情況恰恰相反。大多數俄羅斯人可能並不認同當局，但他們已經團結在克里姆林宮周圍，認為當局正在以牙還牙，與企圖摧毀俄羅斯的西方進行鬥爭。儘管這樣的描述與現實不符，但許多俄羅斯人還是接受了這一說法，認為這是這場曠日持久的噩夢最合乎邏輯的解釋。
自然，一些俄羅斯人對這種情況感到不滿。數百萬人反對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現狀，其中一些人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並進行反抗。也有一些人認真而積極地支持總統。但絕大多數人是冷漠的，他們只是被動地、自動地「基本支持」政權的所作所為，同時等待著「這一切」的結束。這部分人選擇了冷漠：他們的狀況可以被稱為「習得性冷漠」。在這些人眼中，總統是合法的領導人，因此他的「特別軍事行動」也必須是合法的。2024年3月舉行的下一次總統大選的模仿儀式必將證實，除了現任總統之外別無選擇。冷漠的大多數人只能等待這個艱難的時刻過去。
與此同時，俄羅斯的民意也並非一成不變，值得仔細研究。本文探討了近期民意趨勢背後的驅動因素，以及過去一年（約2022年8至2023 年8月）的社會變化。本文以我們之前的聯合研究項目為基礎，該項目側重于俄烏衝突爆發的前六個月。
對「特別軍事行動」的支持程度
有許多不同的指標可以衡量俄羅斯社會對當局官方所稱的特別軍事行動的支持程度。大量的民意調查資料為政權的支持者和反對者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些人選擇了那些在他們的解釋中表明俄羅斯人明確支援其軍隊行動的資料，而另一些人則試圖證明這種支持是微不足道的。
就我們而言，我們堅信要對所有現有資料進行分析，並找出和評估受訪者在民意調查和焦點小組中回答問題背後的基本論點和理由。
對特別軍事行動的支持程度可以被描繪成一個同心圓，從中心（最高支持率）輻射開來，越來越寬，就像樹樁上的年輪一樣，週邊的支援很弱，而且是有條件的支持。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在衝突開始時，開放式問題的回答者和焦點小組參與者中支持俄羅斯行動的人將戰鬥稱為「特別軍事行動」或「SVO」（該術語的縮寫），而反對者則大膽地稱之為「戰爭」。然而，到2022年底，這些術語上的差異幾乎消失殆盡。
在整個衝突期間，對所發生事件的支持率（這一指標基於對「人們是否支持俄羅斯武裝力量在烏克蘭的行動」這一問題的正面回答）平均約為 75%（見圖1）。在回答這一問題時，受訪者通常會說：「這些是我們的孩子，我們的戰士，我們怎能不支持他們？」這裡的關鍵字是「我們的」，政府官員也經常使用這個詞：「我們的夥計們」。但約有30%的受訪者選擇了更柔和的說法——「我基本支持」——並經常補充說「戰爭是不好的，但我們必須支持我們自己的人」或「有人被殺是不好的，但別無他法」（「別無他法」是領導人和電視報導中另一個耳熟能詳的陳詞濫調）。這些聲音可分為「微弱的」、「有條件的」或「不那麼強烈的支持」。只有平均 45%的人表示「強烈」「明確」支持，選擇了「我肯定支援」選項。
支持背後的動機和人口統計
幾乎所有表示支持俄羅斯軍隊行動的人都能解釋自己的立場。廣泛的愛國主義情感（「我支持俄羅斯」「我與我的國家站在一起」等）是最常見的支持動機（19%）。其次是 特別軍事行動的三大官方目標：保衛俄羅斯（包括其領土和主權）、消滅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等）和保衛頓巴斯地區講俄語的人（如我們的兄弟、同胞和孩子）。值得注意的是，強力支持組和弱勢支持組所提理由並無太大差異。前者受到的灌輸可能稍多一些，提到「打擊烏克蘭納粹」的次數也更多一些。在人口統計方面，普京政權的傳統支持者（年齡較大的受訪者和電視觀眾）支援軍事行動。男性的支持率高於女性。
國家是否應停止戰鬥並坐下來進行和平談判是衡量對當前事態發展支持程度的另一個指標。這裡的支持率比較適中：從2022年8月到2023 年8月，42%的受訪者支持繼續軍事行動（5月份達到48%的峰值，這可能是由於俄羅斯佔領了烏克蘭城市巴赫穆特以及俄羅斯邊境城鎮遭到襲擊，這可能使受訪者的態度更加強硬）。同時，約有一半的受訪者始終支持停火（包括高達三分之一表示支持俄羅斯軍隊行動的受訪者）。然而，焦點小組討論表明，相當多支持結束衝突的人在這個問題上聽從政府的意見（「我們有什麼資格說三道四，讓高層決定吧」或「高層最瞭解情況」）。
同期，強烈支持繼續軍事行動（回答「一定要繼續」）的平均比例為 26%。通過籌款積極幫助戰爭的人數大致相同。22%的俄羅斯人特別支持戰爭，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停火。
換句話說，大約五分之一的俄羅斯人是特別軍事行動的積極和堅定支持者。其中許多是退休年齡的男性，他們通常對自己的處境感到滿意，並支持政府和軍隊(教育程度和收入水準似乎對答案影響不大）。這些人也支援部分動員。這些人自己肯定不會服兵役，因此他們不會面臨任何個人風險。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其他人送上前線，同時從遠處關心「我們的孩子」。表達這一立場的人說：「我們不應該半途而廢，我們需要完成任務」，「如果我們現在停下來，我們將輸掉這場戰鬥」「我們沒有退路」。自去年下半年以來，這些答案中透露出越來越強烈的苦澀感。其邏輯是：我們已經為這項事業犧牲了太多，現在不能放棄。
反戰觀點的層次
在回答中不支持俄羅斯武裝力量的人表現出一貫的反戰立場。這個數字相當穩定，在整個調查期間平均為19-20%（見圖 2）。另有7%的人很難回答這個問題，但我們認為他們不應被自動歸類為反戰者。根據他們對其他問題的回答，他們更接近於那些對特別軍事行動表示被動支持的人。
自衝突開始以來，另一個沒有明顯變化的發現是，反對現政府的俄羅斯人表達了最明確的反戰立場。這些人主要是來自俄羅斯各大城市的年輕人，他們主要從互聯網上獲取資訊，而且不太可能被電視報導的宣傳所灌輸。不過，在上述所有群體中，反對軍事行動的人仍占少數。
反戰觀點的動機
反對特別軍事行動的人主要從人道主義角度解釋自己的立場。他們說「戰爭總是不好的」，他們「支持和平」、「反對戰爭」（22%的受訪者）。他們還提到了軍事人員和烏克蘭平民的損失：「只有約13%的反戰者不僅主張和平，還準備為發生在自己國家的事情承擔責任」（「是我們挑起的」、「這不是我們的土地」、「這是侵略」等等）。
與支持特別軍事行動一樣，反戰立場也無法用單一指標來量化。例如，公開表示反對特別軍事行動的人數比例與認為「俄羅斯應向烏克蘭做出某些讓步」以停止敵對行動並簽署和平協定的人數比例大致相當。在2023年2月至8月的三次民意調查中，持這一觀點的俄羅斯人的數量沒有變化，一直徘徊在20%左右。
值得回顧的是，在2022年8月至2023年8月期間，平均約有50%的俄羅斯人贊成進行和談。這一數位在去年秋天宣佈部分動員後達到頂峰。由於俄羅斯人開始意識到戰爭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影響著每一個人，由這一事件引發的恐懼使這一數字從8月的44%上升到2022年9月的57%。動員結束後，公眾的恐懼感減弱，支持和談的人數恢復到年度平均水準。
五分之一的人一直強烈支持和談。然而，至少有一半希望看到停火的人不願意向烏克蘭人做出任何讓步。根據民意調查，大多數俄羅斯人（2023年8月為92%）普遍贊成兩國交換戰俘。立即停火也得到了支持（72%，21% 的人認為完全不可接受）。歸還被占領土以換取和平的想法並沒有得到太多支持：只有不到25%的受訪者贊同這一想法（見圖 3）。
說不出什麼的人
在列瓦達中心進行的民意調查中，只有約10%的受訪者無法就以下主要問題表明立場：支持俄羅斯軍隊、和談與繼續敵對行動，以及各種妥協方案的可接受性。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有些研究人員人為地將這一數字誇大到多達三分之一的人口，然後將其歸類為反戰者。我們認為，從這些受訪者的其他回答中可以看出，他們並沒有密切關注時事，這也是他們無法回答其他實質性問題的原因之一。這個群體的人往往比其他人年輕，其中女性較多。
不願抗議
在我們以前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反戰的俄羅斯人很少準備抗議。在這方面幾乎沒有什麼變化。此外，民意調查顯示，特別軍事行動的反對者比支持者更不願意與家人討論烏克蘭事件（29%對53%），更不願意向其他人表達自己的立場（9%對16%）。參加抗議活動的風險仍然高得令人望而卻步。任何街頭抗議活動都會立即遭到嚴厲壓制，其他對政權表達不滿的行為也是如此。持不同政見者可能會被宣佈為「外國代理人」、被解雇，或面臨行政和刑事處罰。
很難擺脫這樣一種印象，即俄羅斯社會已經得出結論：抗議是徒勞的，當局無論如何都會為所欲為。這反映了近年來的一系列事態發展，包括 2020年為支持被捕的地方行政長官富爾加爾而舉行的遠東抗議活動逐漸平息，2021年為支持反對派領袖納瓦利內（而舉行的抗議活動遭到壓制，以及2022年2-3月的第一波反戰抗議活動。
此外，2022年2月至3月間發生的圍繞政府的公眾整合也值得考慮，這次整合使一些前持不同政見者站到了政府一邊。
2022年，在達吉斯坦、布裡亞特和雅庫特等少數民族共和國發生了一系列反對部分動員的抗議活動，參加者主要是應徵入伍者的妻子和母親。莫斯科和聖彼德堡也舉行了類似的抗議活動（儘管時間很短）。然而，這些抗議活動都沒有形成聲勢。公眾的普遍看法是，抗議既危險又徒勞無益。
民意的社會政治背景
只有從2022-2023年公眾觀點的大背景下才能理解公眾對特別軍事行動意見一致的原因。關鍵因素包括政府支持率、受訪者的自我描述、對國家社會經濟形勢的看法以及對未來的預期。如果我們看一下2022年2-3月之前的指標，那麼普京宣佈「特別軍事行動」後立即出現的圍繞政權的整合——反映在對所有政府機構（包括「統一俄羅斯」黨）的支持程度上——就不足為奇了。
例如，總統的支持率在衝突爆發前俄羅斯和西方相互指責時就開始上升。從2021年11月到2022年2月中旬的三個月內，總統的支持率從63%上升到71%，上升了8個百分點；而從2月底到2022年3月，即俄烏衝突爆發後，總統的支持率又上升了12個百分點（達到83%）。第二次飆升與2014年2-3月的情況幾乎相同，當時在克裡米亞入俄以及隨後該國與西方關係急劇惡化之後，總統的支持率從69%上升到80%（見圖 4）。
在軍事衝突一開始就團結在政權周圍並不是俄羅斯獨有的現象，這在俄羅斯也不是沒有先例的：今天的公眾情緒讓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一開始時的愛國浪潮。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大多數俄羅斯人並不認為當前的對抗是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衝突，而是俄羅斯與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衝突。這種解釋早在2021年就已流傳開來， 而西方國家向烏克蘭提供的大規模軍事援助只會讓這些受訪者相信他們一直都是對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社會也是這樣解釋他們國家最近捲入的其他軍事衝突的：特別是 2008年的格魯吉亞、2014年的烏克蘭和2015年的敘利亞。
當局通過宣傳和其他手段，積極鼓勵人們對西方以及與西方對抗的歷史（包括蘇聯時期）產生負面看法。這些努力強化了民眾的看法，即西方及其支持者一心只想摧毀俄羅斯。有鑑於此，普京政權為衝突的開始所做的辯解看起來是值得尊敬的，而且幾乎是以俄羅斯歷史為依據的。對「存在」一詞的頻繁使用傳達了俄羅斯的永恆性。
忠誠的代價
與經濟形勢有關的問題也揭示了幾個主要趨勢。從2022年2月到4月，該指數從90點驟降至59點，這意味著由於局勢的不確定性，人們推遲了大額消費。但僅僅兩個月後，該指數又反彈至74點，並繼續穩步增長，在2023年6月達到100點的峰值。這些指數動態表明，人們在短短一年時間內就適應了新的經濟形勢。2022年4月的焦點小組調查顯示了這種適應的初步跡象：受訪者談到了關注個人生活、解決經濟問題和適應物價上漲，但沒有表現出恐慌。2022年5月至6月，這種成功的適應也反映在民意調查結果中（見圖5）。
與此同時，2022年2月至4月，受訪者對自身經濟狀況（包括當前和未來）的評估幾乎沒有變化。換句話說，人們經歷了衝擊，但局勢很快穩定下來，很少有人認為自己的經濟狀況急劇惡化。政府為穩定銀行系統而做出的迅速反應很可能在控制局勢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在2月底和3月的大規模取款之後，儲蓄帳戶利率的提高說服了人們將錢存回銀行。如果當時銀行系統崩潰，我們現在看到的民眾情緒可能會完全不同。
最先感受到制裁的人應該是大城市裡的西方化居民。這些人更有可能以外幣或財產形式持有儲蓄，並在海外擁有房產。然而，這些人只占總人口的幾個百分點。其中一些人很快逃離了俄羅斯，而那些留在俄羅斯的人則有足夠的資源來適應。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經濟和金融衝擊實際上相當有限。從2022年夏季開始，人們對自身狀況的評估出現了長期持續的積極趨勢（見圖5）。
原因似乎是2022年6月1日生效的最低工資、養老金和補貼的增加，以及對「特別軍事行動參與者」的大額補貼（這些補貼將在明年初根據通貨膨脹進行調整）。最近，一位元女性調查物件在回答「為什麼生活變得更好了」這一開放式問題時如是說：「我兒子在打仗，他會寄錢回家」。這也是去年年底受訪者在解釋為什麼他們認為「國家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時所表達的觀點。因此，可以公平地說，在很大程度上，2022-2023年俄羅斯民意的一致性是通過政府對公眾的大量支付實現的。
所有這些措施都表明，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在加強，家長式作風在俄羅斯社會得到強化。政權能收買其核心支持者的忠誠，即嚴重依賴政府施捨的人。這些人包括公共部門雇員、社會弱勢群體、戰鬥人員及其家屬。以公共部門和軍事部門為重點的大規模社會撥款和加薪使許多家庭的實際收入增長。毫不奇怪，國家宣傳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強調普京參與了維持「主權」經濟的動態增長和加強社會安全網的工作。普京還表明，和平時期的議程對他相當重要：他經常會見企業家、IT行業的創新者、天才兒童和大家庭。
大多數俄羅斯人都明白，俄烏衝突不會很快結束，因此他們儘量不過多地關注軍事話題或前線的事態發展。他們更願意專注於自己的生活。通過避免宣佈新一輪動員，當局得以維持公眾的平靜和冷漠。他們用宣傳來安撫民眾，用財政援助來收買民眾的支持。可以想像，這種策略最終會暴露出國家新經濟模式的各種弊端——例如，長期預算赤字、通貨膨脹和其他經濟問題。然而，一段時間以來，政府中的技術官僚集團已經證明了其管理和穩定這種不受歡迎的事態發展的能力——至少在短期內是如此。當然，幾乎沒有人會認為，政府的技術官僚集團能夠在短期內解決這些問題。
猛然驚醒
在過去的十八個月中，受訪者對自身情緒的評價始終保持積極樂觀，但有一個明顯的例外：2022年末的部分動員時期。人們的情緒並沒有因為軍事衝突的開始而發生太大變化，也沒有受到經濟制裁和相關經濟問題的影響。相反，如上所述，到2022年夏季，隨著大多數人適應了新的經濟條件，公眾情緒已經變得更加樂觀。軍事上的損失，如從哈爾科夫地區或赫爾松的撤退，也沒有對公眾情緒產生影響。人們普遍認為，雖然國家可能存在問題，但這些挑戰不應影響個人的私人生活或物質福利。
可以肯定的是，2022年初俄烏衝突爆發時，公眾經歷了最初的震驚。俄羅斯人開始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儘管他們並沒有表現出恐懼。沒過多久，戰爭對大多數人來說就變得遙不可及了。這一階段一直持續到2022年9月，當時宣佈了部分動員，公眾情緒急劇惡化。
在三十年的定期民調中，該國從未出現過如此急劇和迅速的民情下滑。動員消息引發的巨大壓力部分是由於徵兵標準完全不明確，給人造成了任何人都可能被徵召入伍的印象。現在看來，俄烏衝突影響到了每一個人，但人們並不想直接捲入其中。在此期間，支持和談的比例創下歷史新高（從2022年8月的44%上升到10月的57%）也在情理之中。與此同時，普京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儘管下降幅度不大：從2022年7-8月的83%降至9月的77%。
不過，動員帶來的衝擊很快就被克服了。這就是公眾對規則草案的澄清、一些被錯誤徵召的人返回家園以及動員的部分性質的反應。到11月初，當局宣佈動員結束，但某種程度的焦慮依然存在。許多家庭不得不接受軍事衝突，接受家人最終上了前線的事實，接受潛在的動員風險。然而，大多數俄羅斯人能夠恢復正常生活，遮罩來自烏克蘭的任何消息，並再次得出結論：那裡發生的事件與他們沒有直接關係。這足以使情緒指數幾乎恢復到動員前的水準。
從根本上說，舊的社會契約得以恢復，人們得到的不是總動員，而是情感和心理上的復員。特別軍事行動可能會一拖再拖，但政府向公眾保證，將由專業人員、志願者和合同兵來處理，以換取公眾的普遍支持。大多數人都接受了這一說法。
因此，俄羅斯人有能力適應最近的事態發展。如果說有什麼變化的話，那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數元素都保持不變。一切都在可控或有限的範圍內發生：動員、軍事經濟、生活水準和生活品質的變化。這給了人們適應新常態的時間和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採用電子徵兵公告和擴大應徵者年齡範圍的計畫對公眾輿論幾乎沒有影響，這也許是由於其規模有限。在動員運動的頭幾周，俄羅斯人認為這可能會影響到每一個人，而擴大徵兵範圍只涉及到一個特定的、小得多的群體。普遍的態度似乎是：你可能會倖免於難，所以只有當它真正發生並影響到你個人時才會恐慌。
俄羅斯當局顯然從公眾對部分動員的反應中吸取了教訓。目前，他們更傾向于招募合同兵和志願者。受訪者確實對徵兵海報和傳單、社交媒體上的廣告以及商場裡的徵兵攤位氾濫表示惱火。但這總比在工作地點被強迫入伍，或在地鐵站被拘留和徵召入伍要好得多。只要有人為你而戰，你就可以對很多事情視而不見。
民調資料的可靠性如何？
本文引用的民意調查是對1600人進行的面對面全國代表性調查。2022年和2023年1月至8月通過這種方法計算出的資料的平均回復率為27%，略低於2021年的平均值（31%），但高於2020年（25%）和2019年（20%）。被視為美國政治調查研究黃金標準的美國全國選舉研究調查也有類似的拒絕率。自2022年2月以來，情況變化不大。
我們對中斷訪談的問題進行了單獨研究。分析表明，中斷訪談的次數幾乎沒有變化。2022年，在每次約1600人的民意調查中，只有2至7個訪談——這個數字微不足道——在與烏克蘭和特別軍事行動有關的問題出現時被打斷。在這方面，有關該主題的問題與其他問題並無不同：如果受訪者同意回答，他們一般會完成整個民意調查（尤其是在民意調查形式為個人訪談的情況下）。
最後，人們常說，受訪者面臨著來自當局和親政府媒體的越來越大的壓力，因此他們不敢給出「錯誤」的答案，這意味著民意調查不可信，因為它們並不能反映人們的「真實」感受。然而，正如詩人約翰·多恩（John Donne）所寫：「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部分，是主幹的一部分」。換句話說，一個人永遠無法擺脫外界的影響，無論是媒體、政客還是其他人的觀點。事實上，就連人們發現「正確的」或「社會可接受的」答案的能力也表明，輿論的存在迫使個人順從。而順從反過來又迫使人們在社會可接受的範圍內行事。有時，他們這樣做可能是出於恐懼，但遠非總是如此。更常見的情況是，他們希望成為主流的一部分。這種行為也表明，很多人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自己的一致看法。
後記：集體「奇愛博士」？
俄羅斯的大眾意識處於兩種相互矛盾的觀點之間：「我們需要完成我們開始的事情，我們已經失去了太多，現在不能停止，只有勝利才足夠」（大約三分之一支持繼續戰鬥的人表達了這一觀點）與「我們太多的孩子正在死去，雙方都有太多的傷亡」（大約一半支持和談的人持有同樣的觀點）。雖然公眾對特別軍事行動感到厭倦，但對如何結束戰鬥卻有不同的看法。問題在於，普通俄羅斯人認為，他們有責任支持國家所認為的道德和正義。此外，根據2023年5月的一項民意調查，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會或多或少地支持決定參戰的朋友或家人。53%的受訪者不贊成那些為逃避徵兵而離開國家的人，這也反映了責任感。
不過，有些資料確實表明了受訪者可能存在的疑慮。如果可以回到過去，48%的受訪者仍會支持特別軍事行動，但39%的受訪者不會支持：這一數字與41%的俄羅斯人認為特別行動弊大於利（38%的人想法相反）相關。這告訴我們人們決策背後的機制：他們會服從政府的任何決定。許多俄羅斯人將自己的國家與當局等同起來。引用焦點小組參與者的話「國家的命運岌岌可危」。事實上，這關係到政權的命運，而政權的利益並不一定等同於國家的利益。然而，並不是很多人都贊同這種觀點。
即使歲月流逝，俄羅斯社會仍未能從國家中解放出來。對大多數人來說，國家的利益，尤其是象徵性的利益（如俄羅斯國歌、俄羅斯國旗、總統和軍隊）等於國家利益。特別軍事行動將這一現象暴露無遺。雖然人們在日常事務中對當局的信任度很低，但國家仍然被神聖化，被視為在進行一場「防禦性」和「解放性」的戰鬥，抵禦假想敵對祖國的「進攻」。
國家繼續通過宣傳製造主流輿論。這種成功人為地製造了對「帝國雄風」的需求。俄羅斯社會尚未形成抵禦國家此類舉動的免疫力。當然，俄羅斯公眾並不是某種「學會停止擔憂並愛上炸彈」的《奇愛博士》集體。但是，在過去20個月曠日持久的特別軍事行動中，社會對各種思想和事件的吸收過程影響了人們的道德判斷，扭曲了他們對現實的認識。一年前，社會中的這部分人可能會選擇躲避現實。如今，他們生活在一個人造的世界裡，在這個世界裡，俄羅斯民族正在履行救世主的使命，抵禦企圖摧毀俄羅斯的西方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