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制裁俄國寡頭幫了普京大忙
德米特里·涅克拉索夫（俄國反對派團體協調委員會領導人）
文/觀察者網
【導讀】 俄烏衝突爆發後，西方各國發動制裁，許多俄國寡頭在西方的資產被扣押。一些西方政府希望由此迫使俄國寡頭反對普京。
本文作者是俄國反對派領導人之一，他認為西方制裁俄國寡頭只會鞏固普京地位，建議西方放鬆制裁，和俄國寡頭進行交易。
本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俄反對派與西方的分歧，以及西方為短期內討好選民而產生的政策問題。觀察者網翻譯本文，謹供讀者參考。
【文/德米特裡·涅克拉索夫 譯/觀察者網 寧櫟】
烏克蘭戰爭讓西方政治精英面臨很多問題。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應對公眾輿論來保持政客在選民中的受歡迎程度；第二，是限制俄國長期推行進攻性外交政策的能力；第三，促成普京政權倒臺；第四，向第三國的政權和精英們發出信號，以減少俄國這類行為在世界其他地區重演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他們還希望證明對西方社會所基於的價值觀和制度的承諾。
西方做出的一些決定符合這些目標，而另一些則相互矛盾。最複雜的是制裁俄國富豪和沒收其資產。
這一措施主要是由公眾輿論推動的。俄國富豪不是什麼好人，西方選民對其羡慕嫉妒恨。沒收遊艇和豪宅是一個受歡迎的吸引力：一些人政治上得分，而大多數人享受著道德上的滿足。
但從削弱俄國經濟的角度來看，尤其是從削弱普京政權的角度來看，這些措施適得其反。
很多之前認真考慮過出售企業、移民的俄國寡頭，現在都把這些想法暫時放一邊，繼續利用自己的才能和資本為俄國經濟服務。因為對他們來說，普京政權的崩潰現在意味著他們個人的崩潰。
希望那些失去遊艇的寡頭們能夠影響、甚至推翻普京的希望都是虛幻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由於制裁而變得更加依賴普京，因此也更加忠誠。
西方目前的做法有幾個問題，在法庭訴訟、賠償和政治上都欠考量。
第一個問題是法庭訴訟。
烏克蘭現在拿不到賠償金。畢竟，西方擁有包括獨立司法系統在內的各種機構，而俄國富豪擁有優秀的律師和在西方法庭上訴訟的豐富經驗。被制裁的人或被凍結的資產會引起訴訟。任何出售被扣押資產或控制出售所獲資金的動作將在法庭上受到挑戰。即使凍結的資產可以變賣，最快也要五年。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當局現在需要維護許多遊艇、豪宅和複雜的結構性資產，如果沒有適當的維護，這些資產可能會失去價值。許多與俄國富豪相關但並非由他們獨佔的業務有損失和損害風險，這將引起其他國家投資者的訴訟。
西方精英意識到了這些問題。為了制定統一的戰略，西方各國設立了一些委員會和工作組。現在也許可以建立一種機制，讓俄國富豪可以單獨談判達成一項賠償協議，比如向援助烏克蘭的基金捐款，來交換取消個人制裁和解除對剩餘資產的凍結。
但建立這種機制存在障礙。首先，制裁清單是由不同國家制定的，因此在內容和限制措施上各不相同。如果俄國富豪在一些國家解決了問題，在其他國家還會面臨財產沒收的問題。
這個問題可通過設立一個國際機構來解決，該機構可以通過政府間協定來設立，不需要在各國法律上作出重大修改。
第二個問題是賠償。
如何確定補償的規模，這歸結為兩個主要問題：每個俄國富豪的責任和實際的政治考慮。
先從俄國富豪的責任說起。它包括以下方面：
1.政治背景。一些富豪擔任公職，屬於統一俄羅斯黨，並公開表達沙文主義思想。其他人則試圖盡可能地與政治保持距離。還有一些人秘密資助反對派媒體、反對黨、活動人士，有時還公開反對俄國當局的糟糕決定。
2.與政權的經濟合作。一些富豪獲得了國家合同或非市場競爭優勢，或者與普京政府的代表建立了夥伴關係。其他人從來沒有參與過這種關係。
3.資本的起源。一些富豪的財富來自私有化等，如果沒有參與當局的腐敗，發家是不可能的。其他人的財富從零開始，在新的經濟部門，政府資源的重要性不太重要，從零售到IT經濟都屬於這類。
無論是從對西方價值觀和制度的認可度方面，還是從向第三國精英發出的信號方面，上述所有標準都極其重要。但是，必須明確和透明地闡明這些問題，而且必須清楚證明。責任的程度和賠償的數額應個別確定。一個得到普京政府合同的人，或者是統一俄羅斯黨的成員，必須以某種方式與普通的富豪分開，後者僅僅因為自己的企業而被迫與政府打交道。
我不反對集體責任的概念。那些不支持普京但沒有公開反對普京政權或資助反對派的寡頭，也要為俄羅斯滑向威權主義和烏克蘭戰爭承擔間接責任。這是對機會主義的問責。另一個問題是，機會主義能否成為迫使任何在俄國賺錢的人支付賠償的理由？
另一個難題是如何計算賠償金額。那些試圖通過納稅和購買西方資產來粉飾自己資產的俄國富豪將遭受最大的損失。那些將其財產隱藏在複雜的所有權計畫背後，或將其隱藏在未實施制裁的國家的人將是贏家。這對制裁機制來說顯然是一個不好的信號，對第三國的精英來說也是一個不好的信號。
用從在俄國獲得的估計收入來確定賠償會更誠實。但很難想像這種方法如何實施。
第三個問題是政治。
現在讓我們轉到政治考慮的問題上。俄國的超級富豪大致可以分為三個群體：
第一類人包括季姆琴科、謝欽、羅滕貝格和數百個不那麼顯赫的姓氏。他們的主要資產和收入都在俄國，如果普京政權垮臺，他們就沒有未來了。因此，他們對政權的忠誠度很高。出於純粹的政治原因，他們所有被扣押的資產都會被沒收，因為他們永遠不會接受一個國際機構的裁決。
第二類人包括在俄國賺了錢，但早已將大部分資產轉移到國外的超級富豪。普京不在乎他們是否遭受重大損失；扣押他們的資產會阻止其他俄國富人把資本轉移到國外。這一群體對建立解決機制最感興趣，但就對普京政權和俄國經濟的影響而言，他們的命運並不重要。
第三類人將部分業務留在俄國，但將相當一部分資金轉移到了西方。這是資產數量和規模最大的集團。這裡最有名的名字是佛里曼、埃文、阿布拉莫維奇，但也有成千上萬的俄國富人發現自己處於類似的境地。
當戰爭爆發時，他們都面臨著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們該賣掉財產中的哪一部分，該留在哪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更願意在西方過平靜的生活，而不是在俄國，那裡的壓制和財產沒收的風險越來越大。
如果沒有實施制裁，這些人通過這樣或那樣的計畫，將在兩三年內從俄國轉移走數千億美元。對制裁的恐懼意味著，一些人在戰爭開始時沒有按計劃將資產轉移到國外，一些人因為擔心資金會在國外被扣押而轉回俄國。
還有一些人的主要資產現在在俄國，但他們想出售這些資產並離開。對其中一些人來說，被列入制裁名單的可能性是一種壓力。
對第三類人的任何制裁都會對普京有利，因此，讓他們盡可能容易和安全地從俄國轉移走資金是明智的。為此，應允許未列入制裁名單的人瞭解是否存在對他們個人實施制裁的可能。如果沒有針對他們的索賠，那麼他們就可以安全地出售在俄國的業務並離開。這必須是一個保密的程式，因為任何想要出售俄國資產的人都會面臨風險。
對於已經受到制裁的俄國富豪，除了上文討論的賠償協定程式外，承諾對出售其俄國資產所得的那部分資金免除制裁是合理的。
哪一種政策對西方更有利：是滿足西方選民對俄國富豪的正義感，還是剝奪俄國經濟的資本和管理能力？
（本文發表於2022年6月29日俄國《莫斯科時報》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