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焦點評論

安倍遇刺身亡影響顯現 日本「重新武裝」箭在弦上

安倍晉三

文/鳳凰網軍事頻道特約作者 艾彥

在一個沒有安倍晉三的時代,他的影響可能會更加劇烈地展現出來

1.理解安倍晉三遇刺對國內外影響的關鍵,要先理解《和平憲法》及其背後的日本國家戰略走向。這也是日本政界在過去77年中韜晦的核心。《和平憲法》並不完全是二戰戰勝國強加給日本的限制,它實際上是舊日本政府主動選擇的所謂「新日本道路」,飽含著舊日本的軍國幕僚們在死地求勝的決心與思考。

2.安倍晉三是二戰結束以來,在日本所謂「正常國家化」出力最多,成績最顯著的一位首相,雖然在外交上,安倍總是表現出低姿態,但在某種意義上,他是對東亞很多國家與地區最具威脅性的人物。這種威脅在過去的十年中已被很多人感知,這也是此次刺殺事件輿論影響巨大的關鍵因素之一。

3.安倍在任期間,無論是自衛隊擴充,海外出兵,還是推進「四邊同盟」與「印太戰略」,極大地突破了《和平憲法》的框架。但安倍在修訂這些政策時,也啟動了社會思想上的巨大慣性,這是安倍遇刺案的重要社會背景。其中之一,就是令人憂慮的右翼崛起。

4.安倍遇刺的短期影響,受到刺殺者動機、自民黨善後處理措施等方面的影響,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從長期來看,這一事件,對於日本重新武裝、突破《和平憲法》框架都有強烈的推動效果。這一效果已經在本次日本參議院選舉中體現出來。從歷史上來看,日本政界首腦的每一次遇刺,無論如何處置刺殺者及其背後勢力,日本的國家戰略都會變得更加激進。

當地時間2022年7月8日11時31分,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奈良市大和西大寺驛北進行街頭演講,期間,前海上自衛隊成員山上徹也手持自製槍械,走到距離安倍不到十米的距離上,連續射擊兩槍,其中第二槍命中安倍左胸,整個刺殺過程不到10秒。經過五個多小時的搶救,17時3分,醫院宣佈安倍晉三搶救無效身亡,時年67年。安倍晉三也成為日本歷史上第七位死於刺殺的首相(前首相)。此時,距離日本第26屆參議院選舉啟動僅有一天。

安倍遇刺身亡兩天後,當地時間7月10日,日本第26屆國會參議院選舉揭曉,自民黨、公明党、日本維新會、國民民主黨等四個支持修憲的黨派總計獲得166個席位,超過參議院總席位(245席)的三分之二。由於修憲勢力在眾議院中也已擁有334席,超過總席位(465席)的三分之二。這就出現了日本歷史上罕見的,參眾兩院均達到三分之二絕對多數的情況。修憲勢力若在此期間推動憲法修訂,則獲得通過的概率極高。簡而言之,安倍晉三在任期間,以「先上車,後買票」的方式推動的日本戰略與軍事轉型,有極大可能獲得最終的法律追認。

安倍晉三的突然遇刺身亡,雖然過去不到100小時,但其在國際與日本國內的影響已經顯現出來。這種影響必將波及西太平洋,乃至整個世界。今天的《前哨站》將著重回顧安倍晉三主導的日本國家戰略轉型,以及他的戰略觀念、他的突然身亡對日本未來可能造成的影響。

《和平憲法》的歷史神話與現實

自2006年首次擔任首相以來,關於安倍晉三的所有政治新聞,大多與《和平憲法》有關。理解安倍晉三遇刺對國內外影響的關鍵,也正是是理解《和平憲法》及其背後的日本國家戰略。

《和平憲法》也就是日本目前所實施的1947年《日本國憲法》。這一憲法有這樣幾個核心點:①天皇是日本的象徵,但無權參與國政;②日本實施三權分立為基礎的議會內閣制;③日本放棄軍隊與發動戰爭的權力。最後一點也正是日本近年來修憲議題所針對的《日本國憲法》第九條。

這一憲法一直被很多人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同盟國對日本的遏制。這種看法一定程度上,也是正確的。在1945年的《波茨坦宣言》中,同盟國也確實做出了類似的表述,如第10條「日本政府將要解除在日本人當中恢復及加強民主傾向的所有障礙。言論,宗教,思想自由及尊嚴基本人權將會被確立」;第12條「當這些目標已達到及這裡建立了建基於日本人自由表達的意願而同時傾向和平及負責任的政府時,佔領的盟軍將撤出日本」。在該宣言的其他內容,也可以看到類似的對日本進行「去軍國主義化」的改造。

《和平憲法》脫胎於《波茨坦宣言》,這就是世上大部分人的觀點,這幾乎是一個常識。但真實的歷史要複雜得多。仔細對比的話,《波茨坦宣言》對於日本的改造目標,其實比《和平憲法》更為保守。其第12條雖然可以被解讀為「日本放棄交戰權」的來源,但事實上,結合當時同盟國當時的外交表態,我們不難發現,縱使是美國也沒有想過讓日本徹底「去武裝化」,美國軍政界反而一直希望二戰中的那支日本軍隊能為美國所驅使。肯南在1947年的長電報中構想日本成為美國控制世界的四大軍事/工業基地之一,而麥克亞瑟也急於重建日本武裝力量。從這個角度出發,不難看出《和平憲法》與美國對日本的戰略定位是存在相當矛盾的。

這個矛盾也曾長期困擾筆者,直到2017年夏天,日本左翼學者、近代戰爭史學家和田春樹先生來華訪學,在演講中提到,「放棄交戰權」,建立「和平國家」的方針並非是同盟國的要求,而是石原莞爾等舊日本軍人在1945年戰敗前所提出。石原莞爾也正是「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舊日本參謀本部的「大腦」。石原莞爾是近代以來,舊日本軍隊中少有具有宏大戰略眼光的「鬼才」。「七七」事變爆發後,石原主張的對華蠶食戰略被放棄,石原也因此與東條英機決裂,被貶出參謀本部,在立命館大學教書。但這次失勢,也讓石原莞爾在後來得以逃脫東京法庭的審判,並在日本新政府與駐日盟軍總部獲得了相當影響力。

在1943年之後,隨著日本在中國大陸戰場與太平洋戰場上均陷入絕境,石原意識到,日本的戰敗已經難以避免。在這一認識前提下,石原開始思考未來日本的出路。這些思考包括,日本應當「放棄戰爭權」,建設「不要戰爭的文明」。這些看似迂腐的觀念,當然不是石原莞爾看到日軍慘敗後決定立地成佛,而是基於以下一系列判斷:日本的戰敗已經不可避免,日本戰敗之後,美國與蘇聯的矛盾將逐漸凸顯,日本應當避免成為美蘇爭霸中的炮灰,日本即便不放棄戰爭權,也無法再根據自己的意志發動戰爭,而只能成為美國的「馬前卒」,與其如此,不如直接放棄戰爭權。這樣,日本便可以在兩強對峙的時代,節省防務成本,在美國羽翼之下專心發展技術與經濟,等待國際格局發生新的變化。同時,放棄戰爭權將使日本儘快在西方國家中洗刷罪責,並在戰後的國際外交中佔據道德制高點,在「大國鬥而不破」的時代推進海外利益的實現。這也不是我們在後世的附會,絕對武器將導致大國停止正面對抗,這一觀念早在30年代就已經被石原提出。

可以說,《和平憲法》是日本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為了將棋局走下去的死地求勝之策。客觀地講,雖然七十多年來,出現了美日安保體系等一系列變故,但日本的國家戰略仍大致在《和平憲法》的框架中推進,雖然國家利益經常被美國收割,但一直免於深度捲入美國挑起的一系列戰爭,得以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在海外商貿擴展上,也憑藉中立身份取得絕大優勢,甚至在冷戰最緊張時代,國防開支也不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絕大部分安全成本事實上被轉嫁到美國身上。美國一直試圖改變日本的這種狀態,使其能成為一個更好用的僕從國,但《和平憲法》畢竟有《聯合國憲章》與《波茨坦宣言》的大義加持,日本鐵了心要規避盟友義務,美國也是徒呼奈何。

在漫長的韜晦之後,日本迎來了美蘇冷戰的結束,新的國際格局開始慢慢形成,日本戰略精英們所等待的時機,似乎也開始降臨。但七十多年的時光,也累積出巨大的社會慣性。1947年版《日本國憲法》已經深刻地影響了在日本的內政外交與社會觀念等領域。是否應當結束韜晦,如何結束韜晦,也成為擺在新世紀以來日本歷任首相面前的時代之問。

安倍戰略

在安倍晉三遇刺身亡之後,澳大利亞、美國、印度、孟加拉、巴西等國政府均迅速表示哀悼,並宣佈將降半旗。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孟加拉與巴西是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深受日本影響之外。美國、澳大利亞與印度則正是安倍晉三生前推動的「四邊同盟」的另外三方。這不僅僅是對安倍個人的悼念,更是在傳達一個強烈的外交信號——三國對「四邊同盟」的支持仍然是堅定且明確的。而這個信號絕不僅僅是傳遞給日本政府的。

2006年4月23日,52歲的安倍晉三在自由民主黨第21輪總裁選舉中獲勝,成為新一任党總裁,9月20日就任,根據日本的議會內閣制,作為執政黨總裁的安倍,同時也成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第一個任期是短暫的,只持續了351天,但在這不到一年時間裡,安倍的意圖與策略都已經得到了很充分的展現。

安倍就任首相後的第一件重大安排,就是推動法案將內閣府下屬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該議案在2006年12月由國民議會通過,2007年1月9日正式開始實施。同時,安倍晉三在剛剛開啟他的第一個首相任期時,就明確表態要對憲法第九條進行修訂。

而在防衛廳正式升格為防衛省的當天,安倍內閣對《自衛隊法》第3條第2款也進行了修訂,將自衛隊在國外行動的定位由「雜項任務」提升為「基本職責」。這從根本上改變了自衛隊的性質,自衛隊從此不再僅僅是單純防禦性的武裝,自衛隊可以根據日本政府的需要在海外執行任務。自衛隊戰後第一個海外基地隨後開始籌備,並於2010年7月在吉布地成立。

2007年8月,因為過於激進的施政措施,也因為政治基礎不夠穩固,安倍晉三領導的自民黨在上議院選舉中慘敗,安倍晉三重新組閣試圖延續任期的努力隨後也失敗了,最終安倍在9月12日宣佈辭去首相職務。但就在這個選舉泥潭之中,安倍進行了一次對後來十幾年東半球局勢醞釀巨大影響的出訪。2007年8月22日,安倍晉三出訪印度,期間在印度國會上發表演說,在演說中,安倍晉三發表題為「兩洋交匯」(Confluence of the Indian and Pacific Oceans)的演講,提及「太平洋和印度洋正成為自由與繁榮之海,帶來富有活力的聯繫。一個打破地理疆界的‘擴大的亞洲’已經明確出現。……通過日本與印度的聯合,再將美國和澳大利亞包括其中,這一‘擴大的亞洲(broader Asia)’可以發展成為一個覆蓋太平洋的龐大網路」。這個演講,勾勒出安倍晉三的國際戰略輪廓,並深深地影響了印度政界。這個演講的核心概念,就是後來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

自2010年起,這一概念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印度外交部門的討論與高層的發言中。並開始影響美國與澳大利亞政界,2010年10月28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在夏威夷的演講「美國對亞太的介入」中首次提及這一概念。2011年11月,希拉蕊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文章「美國的亞洲世紀(American’s Pacific Century)」提出「從印度次大陸到美國西海岸的亞太已經成為全球政治的關鍵引擎。這一地區跨越兩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日益因航運和戰略而相聯繫。」在隨後幾年中,相關的戰略概念繼續不斷擴展,並出現在澳大利亞、印度與美國關於外交與國防政策的官方檔之中。成為四國的重要戰略共識,以及後來的四邊安全對話(QUAD)機制的關鍵基石。

2012年12月26日,安倍在眾議院480名議員中獲得328名支持,正式被國會選舉為首相。這開啟了日本歷史上時間最長的首相連任時期,直至2020年9月16日安倍因大腸癌辭職,執政時間長達2822天(日方統計)。對於安倍晉三這樣一個行動派而言,這個長期穩定的執政時期自然也是行動的黃金時期,在2012年12月至2014年9月期間訪問了49個國家,這一數字被日本媒體描述為「史無前例」,相比之下,他的前兩位前任菅直人和野田佳彥2010年6月至2012年12月期間共訪問了 18 個國家。

2013年,安倍晉三在重新組閣之後,建立了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直屬首相本人,其作用相當於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NSC),並開始著手制定日本的的國家安全戰略。這也是日本歷史上,首次在大戰略層級,進行系統性地設計並形成成文的戰略檔。對於日本這樣一個在大戰略層級栽了無數跟頭的國家,安倍晉三的認知是極為清晰的。

2013年2月下旬,安倍訪美期間,在美國華盛頓的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所(CSIS)發表了名為《日本回來了》(Japan is back)的演講。演講中,安倍明確使用了印太(Indo-Pacific)這一詞彙,將亞太和印太視為意義相通的概念。4月,時任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海軍上將撒母耳·洛克利爾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詳細陳述了「印度-亞洲-太平洋」區域在美國全球戰略中重要性日益增長。7月,時任美國副總統拜登訪問印度和新加坡時,宣稱美國將「印太」看作「亞洲未來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2017年10月18日,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表演講,題為《下個世紀的美印關係》。蒂勒森沒有使用傳統的「亞太」地緣概念,而改用「印太」來界定美國亞洲戰略框架中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地緣政治區域。此後,雖然美國執政黨出現突發性的更迭,但新任的拜登政府仍然繼續堅持了這一戰略設計。2017年11月東盟峰會期間,美日澳印四國外交部門首長進行了第一輪四邊安全對話(QUAD)的外長級會談。在2021年3月,四邊安全對話的成員發表了聯合聲明,強調了帶有極強針對性的戰略共識,並宣佈將定期舉行四國領導人的峰會。2021年3月24日,首次峰會線上上舉行,由美國總統拜登主持。與會領導人包括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日本首相菅義偉和印度總理莫迪。隨後,在2021年9月24日舉行第一次峰會(線下),2022年3月24日舉行第三次峰會(線上),5月24日拜登出訪日韓期間舉行第四次峰會。可以看出,四邊安全對話機制的峰會頻率極高,四國之間的戰略協調也日趨緊密。

與「四邊同盟」(或稱「菱形安保體系」)這一大戰略構想相匹配的是,安倍晉三主政時期,日本自衛隊的編制擴充與裝備更新速度,也達到了三十多年來前所未有的速度。自衛隊的防衛預算自2014年以來開始不斷提升,並突破了此前關於國防經費不得超過國民生產總值大的1%的慣例,截止2021年,日本防衛經費已經達到541億美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1%。若在二十年前,這種突破就足以引發區域的高度關注,但在安倍執政期間,日本的軍事戰略轉型力度之大,完全掩蓋了這一事件的影響。

2014年7月,安倍內閣決定重新解釋日本憲法,以允許「集體自衛」的權利。安倍在2015年 4月份的國會演講中宣佈,他的政府將「在即將到來的夏天之前制定所有必要的法案」,以擴大自衛隊的行動能力。安倍內閣連續提出了11項法案,構成所謂的「和平安全法制」,以推動日本自衛隊事實上突破憲法限制,得以在海外採取主動的軍事行動。5月進入日本國會立法程式。

這一系列法案遭到了反對黨強烈的質疑,為了有足夠的時間通過法案,安倍內閣將國會會議從6月延長至9月,會期延長多達95天,成為戰後時代最長的一次。該法案也遭到了日本社會民意的強烈反對,據日本官方電視臺NHK組織的民意調查,支援該方案的僅有32%,但反對該法案的則高達61%。進行了長達113個小時的議會辯論,民進黨與公明黨聯盟憑藉議席上的巨大優勢,於7月16日在眾議院強行通過立法。執政聯盟(自民黨、公明党與次世代黨)共323人均支持法案(不含自民黨籍議長與缺席之2名自民党議員)。2位無黨派議員投反對票。五個在野黨約137人退場。9月19日淩晨,執政聯盟在參議院再次取得148票贊成、90票反對,最終強行通過系列立法。2016年3月29日,該系列法案正式實施。

由於這些舉措,安倍面臨公眾的強烈反對,近7月份,就有多達10萬日本人上街遊行,抗議安倍的立法措施,而民意調查顯示,安倍的支援率自 2012 年重新掌權以來首次跌至負數,其中50%反對,38%支持內閣。但對安倍而言,掌握了充分的支持率就是為了推動某些高難度法案通過,消耗掉了支持率,再通過社會民生措施補償回來就行了。從2017年開始,安倍內閣的施政就開始轉向以國內經濟為主。直至疫情爆發,安倍因大腸癌辭職。

前哨站|安倍遇刺身亡影響顯現 日本「重新武裝」箭在弦上

通過以上時間線索,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安倍晉三的施政目標,就是推動日本超越和平憲法框架,並提升自衛隊的軍事建設與戰備水準。而這一目標的前提,則是要爭取太平洋地區的戰略主動權,防止日本重新武裝化之後,成為美國隨意驅使的馬前卒。如果不是出於對這一點的回避,日本其實在朝鮮戰爭爆發後就已經可以像聯邦德國那樣重新武裝了。

安倍晉三長達106個月的執政週期中,第一個首相任期中,安倍急切地拋出了自己的戰略設計,但因為政治根基不穩,推動效果較差,但在重新擔任首相之後,手段更加老練的安倍在國際國內兩條線上都極大地推動了自己戰略構想的落實,直至今天,日本政壇,乃至美日澳等國的戰略設計都被安倍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這種影響並不會隨著安倍的身亡而告終,一定程度上,安倍的身亡也為他的戰略構想進行了最後一次助力。

歷史殷鑒

回到本文開始的第一個關鍵話題,《和平憲法》第九條所包含的內容,不能被簡單看做是同盟國對日本的壓制。正如前文所言,這些條款的存在,是舊日本戰略精英們主動的選擇。它讓日本得以擺脫冷戰以來漫長時間中的防務成本,使幾代日本年輕人得以規避為美國走上戰場的命運,更為日本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爭取了嶄新的外交地位。但時移世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曾經的「新日本道路」已經難以面對全新的國際格局。而漫長的韜光養晦,也已經積攢了巨大的社會慣性,在新世紀執掌政權的日本首相,要面對的難題,也正是如何扭轉這巨大的社會慣性。

安倍晉三在第二個首相任期開始之後,憑藉政治手腕,在近90個月裡維持了執政黨同盟的穩定,在國際上頻繁穿梭,影響各國戰略設計,在國內則強硬地推進立法,完成了日本重拾交戰權與軍隊正常話的「先上車」環節。後人接過的,就是「後補票」的任務。隨著這次參議院選舉落幕,日本國會針對修憲問題的最大障礙已經消失。岸田文雄如何利用這一機遇,如何在安倍之後塑造日本的戰略,都將很快揭曉。

今天是2022年7月11日,本文截稿時,距離安倍身故也還不到四天時間,此案的種種真相尚未完全浮出水面,而刺殺者動機、自民黨善後處理措施等方面的影響,仍然使局勢的發展帶有不確定性。但從長期來看,這一事件,對日本重新武裝、突破《和平憲法》框架都有強烈的推動效果。這一效果已經在本次日本參議院選舉中體現出來。從歷史上來看,日本政界首腦的每一次遇刺,無論如何處置刺殺者及其背後勢力,日本的國家戰略都會變得更加激進。在一個沒有安倍晉三的時代,他的影響可能會更加劇烈地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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