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精英和蘇聯精英有什麼不同？
伊萬·克拉斯特耶夫（保加利亞學者、《歐洲的黃昏》作者）
文/伊萬·克拉斯特耶夫
希臘前財政部長喬治·帕帕康斯坦丁努（George Papaconstantinou）在他的回憶錄中忿忿不平地寫道：
「在我自己的國家，我是不受歡迎的人，許多人因為我們所處的危機和他們個人的困難而指責我。而我不過是那個當音樂散盡，打開燈並告訴大家派對結束的人。……因此，多年來我一直生活在一種特殊的‘軟禁’之中，顯然我已經是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了。」
帕帕康斯坦丁努不和幾十年來肆意掠奪國家的腐敗政客同流合污。他不是一個把政治權力轉化為金錢的超級富豪，也不是20世紀統治希臘的精英政治家族的一員。他只不過是歐洲精英政治家的一個典範，出身于普通家庭，受過良好教育，在希臘社會的等級階梯上不斷攀登。他之所以被邀請加入喬治·帕潘德里歐的政府，並不是因為他的意識形態，而是因為他的能力和正直。結果，他卻成了希臘最遭人憎恨的人之一。
今天的世界十分複雜，因此和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更加需要帕帕康斯坦丁努和其他來自歐洲大陸的精英奮鬥者的專業知識和專業精神，但是為什麼他們會遭到人們的憎恨呢？為什麼那些為了把孩子送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學而努力工作的人拒絕相信從這些大學畢業的人呢？正如支持英國脫歐的政治人士邁克爾·戈夫（Michael Gove）所說，人們「已經受夠了專家」，怎麼可能會是這樣呢？
如今，從歐盟的民主赤字或其世界性組成的角度來討論歐盟危機已成為一種時尚。但真正的核心問題是精英主義社會願景的危機。這一點在對賢能精英日益增長的不信任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是否有可能擁有在國內外都合法的精英，這是歐洲一體化方案的關鍵問題。我們需要理解為什麼精英人士雖然遠非最富有或最腐敗的人，卻會如此不受信任。
顯然，精英政治——一種將最有才華和能力的人置於領導地位的體制——比富豪政治、老人政治、貴族政治，甚至可能還有民主政治（多數人的統治）都更加可取。但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一場完全與這種社會願景背道而馳的不信任投票。
歐洲的賢能精英之所以被憎恨，並不僅僅是因為憤怒的民粹主義者偏執的愚蠢，或是普通人的困惑。英國社會學家邁克爾·楊（Michael Young）在20 世紀中葉創造了「賢能政治」這個詞，他不會對事態的轉變感到驚訝。他最早指出，儘管「賢能政治」對大多數人來說聽起來不錯，但一個實行賢能政治的社會將是一場災難。它將創造一個由自私傲慢的成功者和憤怒絕望的失敗者組成的社會。這將不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而是一個根據成就的差異來證明不平等是合理的社會。他明白，賢能政治的勝利將導致政治共同體的喪失。
當分析人士回顧英國脫歐公投時，他們往往一致認為，決定公投結果的是一個關鍵的自下而上的驅動因素，即「選民的結構和態度發生了緩慢但無情的轉變，中產階級和持社會自由主義觀點的大學畢業生日益佔據主導地位」。
在20 世紀60 年代，英國有工作的人有一半以上從事體力勞動，只有不到10% 的選民擁有大學文憑。到了21 世紀初，工人階級的人數已經減少到就業選民的五分之一左右，而超過三分之一的選民是大學畢業生。突然之間，沒有人真正對工人階級感興趣了。
當然，藍領工人並沒有失去他們的政治重要性，但他們開始被分析人士視為研究意義有限的群體。與此同時，大學畢業生人數急劇增加，他們傾向於自由主義，這就造成了他們和剩餘的工人階級之間的文化鴻溝。
移民問題是這兩種英國人發生衝突的陣地之一。一個世紀前，進步人士希望教育成為創造更多社會凝聚力的工具，但今天教育卻成了導致社會分裂的原因。
讓賢能精英如此令人難以忍受（尤其是在那些在社會經濟競爭中無法勝出的人心中）的，與其說他們的學歷，不如說是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堅持認為他們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比別人更努力，更有資格，通過了別人沒有通過的考試。
在歐洲，賢能精英是一種唯利是圖的精英，其成員的行事方式與在歐洲大陸最成功的俱樂部之間轉來轉去的足球明星很相似。他們完全符合前面提到的大衛·古德哈特對「從任何地方看世界的人」的定義。成功的荷蘭銀行家搬到了倫敦，能幹的德國官僚們前往布魯塞爾。就像足球俱樂部一樣，歐洲的機構和銀行花了大量的錢來招攬最好的「球員」。
但是，當這些球隊開始輸球或經濟放緩時，他們的球迷很快就會拋棄他們。這主要是因為除了共同慶祝勝利外，這些「球員」和他們的粉絲之間沒有任何人情關係。他們不是來自同一個地方，也沒有共同的朋友或共同的記憶。
許多球員甚至不屬於他們的球隊所在的國家。你可以欽佩那些被雇傭的「明星」，但你沒有理由為他們感到遺憾。在賢能精英的眼中，他們在國外的成功就是他們才能的證明。但是在許多人看來，這種流動性正是不應信任他們的理由。
人們之所以會對他們的領導者產生信任，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勇氣和承諾，還因為他們意識到，在危機時刻，他們的領導人會蹲下來幫助解決問題，而不是奔向最近的緊急出口。吊詭的是，讓人們對這些賢能精英如此充滿懷疑的，正是他們的「可轉換能力」，也就是說他們同樣適合在保加利亞或孟加拉經營一家銀行，或同樣適合在雅典或東京教書。
人們擔心，在困難時期，賢能精英們會選擇揚長而去，而不是共同分擔。從這個意義上說，賢能精英與擁有土地的貴族精英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專注於自己的地產，即使想離開也無法帶走自己的地產。
他們還與前蘇東的精英形成對比，後者總是擁有更好的商品、更好的醫療保健和更好的教育，但是不能隨便離開，而相對而言，普通人要想移民反而更加容易。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指出，前蘇東的精英是「沒有出口」的精英，而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時代的賢能精英則是「沒有忠誠」的精英。
傳統的貴族精英們有自己的義務和責任，並被培養來履行這些義務和責任。城堡牆上祖祖輩輩的畫像凝視著他們，這些先輩們也曾履行過同樣的職責，這意味著他們對待這些職責非常認真。
例如，在英國，來自上層階級的年輕男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亡的比例大於下層階級的比例。相比之下，新的精英階層接受的訓練是如何管理，而不是作出犧牲。他們的孩子從未在任何戰爭中陣亡（甚至沒有參戰）。新精英階層的性質和可轉換性使他們實際上獨立於自己的國家。他們不依賴本國的教育體系（他們的孩子上私立學校）或國家醫療服務體系（他們能負擔得起更好的醫院）。他們失去了共用所在社會的激情的能力。
人們認為精英階層的這種獨立性是公民權力的喪失。賢能精英之間的聯繫非常緊密，但他們的網路是橫向的。保加利亞索菲亞的著名經濟學家與他在瑞典的同事們非常熟悉，但他對那些在技術官僚考試中失敗的同胞既不瞭解也不感興趣。他非常懷疑自己能從他們身上學到什麼。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忠誠——對種族、宗教或社會團體的無條件忠誠——是歐洲新民粹主義吸引力的核心。民粹主義者承諾人們不會僅僅根據他們的賢能來評判他們。即使不能承諾公正，他們至少可以承諾團結。
賢能精英們把社會想像成一所學校，一邊是爭取獎學金的優等生，一邊是街頭鬥毆的輟學者，而民粹主義者認可這樣一種願景：社會是一個家庭，成員之間相互支持，這不僅僅是因為每個人都值得擁有這種支持，還因為每個人都有共同之處。
民粹主義挑戰的核心是關於精英的本性和義務的鬥爭。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今天民粹主義領導人對產業國有化不感興趣，而是承諾將精英階層國有化。他們不承諾拯救人們，而是承諾要和他們在一起。他們承諾重新建立被全球化所消除的國家和意識形態限制。他們稱讚那些不會說外語的人，那些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的人。簡而言之，民粹主義者向選民承諾的不是能力，而是親密。他們承諾重新建立精英階層和人民之間的聯繫。在今天的歐洲，越來越多的人發現這一承諾很有吸引力。
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認為，在一個賢能政治的社會中成為失敗者，並不像在一個公開不公正的社會中成為失敗者那樣痛苦。他表達了很多自由主義者的心聲。在他的觀念中，遊戲的公平性會讓人們接受失敗。今天看來，這位偉大的哲學家可能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