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發展、國際制度和自由國際秩序
作品簡介
【作者】邁克爾·巴內特（Michael Barnett）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與政治科學教授。研究興趣包括中東問題、人道主義、全球治理、全球倫理和聯合國，近期研究專案包括全球治理形式的變化，自由國際秩序中挫折與進步的關係。
【編譯】戎秦嬰（國政學人編譯員，遼寧大學國際政治專業）
【來源】Michael Barnett.「International Progress, International Order,an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4, no. 1, 2021, online.
【歸檔】《國際關係前沿》2021年第5期，總第32期。
期刊簡介
《中國國際政治雜誌》（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經同行評議的學術季刊，以現代方法論、歷史、政策研究為主要內容，多數文章與中國及其外交政策相關。該期刊致力於為有關問題的學術交流提供平臺，2019年影響力因數為1.897。
國際發展、國際制度和自由國際秩序
International Progress,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文/邁克爾·巴內特（Michael Barnett）
內容提要
當前學界對於自由國際秩序為何出現危機這一問題的探討，大多圍繞著地緣政治、全球化和由經濟議題引發的新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西方國家為了遷就國內民眾的利益而拋棄了原有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和制度。國際制度的合法性來自於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共同作用，自由主義精神的發展來自於人類實踐的道德進步。如果自由國際秩序（LIO,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正在衰落，那麼同樣我們也應考慮它的道德基礎是否在衰落。本文「導言」部分簡要介紹了國際秩序問題，第二部分「國際秩序、合法性與發展」探討了自由國際秩序本身及其發展，以及道德層面可能出現的衰落問題。在簡要研究國際自由主義中的自由主義問題和20世紀後期出現的自由國際秩序後，本文提出當今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當代國際秩序是自由國際秩序之道德基礎衰落的原因之一，即衰落的根源來自於自由主義本身。「結論」部分探討了在當前自由國際秩序的衰落與新冠疫情並存的背景下國際秩序未來如何發展。
文章導讀
導言
一戰後歐洲人喪失了對自身文明的優越感和文明進步的信心，詩人、藝術家、知識份子和政治家都籠罩在悲觀主義情緒下和對道德滑坡的恐懼中。關於自由國際秩序衰落的討論大多圍繞著地緣政治、全球化和新形式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等物質性因素，即西方國家為了遷就國內民眾的利益而拋棄了原有的自由價值觀和自由制度。但國際關係研究難以察覺精神因素的作用。如果所有的國際秩序都含有精神層面的因素，那麼自由國際秩序的精神層面又是什麼？進步包含物質和精神兩個維度，既有增加收入、延長壽命和社會經濟機會的增加，同時也包含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和諧。換言之，精神維度與人類情感和實踐緊密相連，當人們對其的信念和實踐都停滯時，自由國際秩序就可能會出現衰退。
本文就自由國際秩序與進步信念（faith in progress）二者關係進行探討，首先提出三個注意事項。第一，我們假定自由國際秩序是存在的，且包含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第二，關於國際體系的進程是處於進步狀態還是衰退狀態的爭論，兩種觀點的支持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論據；第三，認為歷史進程是進步還是衰退的兩種對立觀點始終是相伴而行的。
國際秩序、合法性和進步
國際秩序關注規則、制度、法律和規範如何產生又怎樣維持行為體間的聯繫和行動模式。首先，國際關係理論通過比較某一國際秩序中所包含的一致性（consent）與強制性（coercion）因素發現，很少有國際體系是僅由其中一種因素產生的。因而，常用的方法是通過對兩種因素的占比進行比較，從而對不同國際秩序進行分類。
現實主義理論認為當強制性因素占主導地位時的國際機制最為合理，如均勢或霸權體系。而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和英國學派則認為兩種因素共同起作用，認為國際制度的形成來自于理性行為者自願簽訂的契約。其中，行為體受到條約的約束，同時建立相關機構，配備強制性工具，最終安全利益趨同的國家將建立一個包含主權、外交和均勢等議題的規範乃至戰爭規則的國際社會。
建構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對於國際機制中強制性和一致性因素之間的關係有著更複雜的看法。如結構理論（structural theories）認為是結構的作用產生了行為主體、身份、利益和實踐等，即出現了「文化欺騙（cultural dupes）」的現象，使行為體間自覺形成秩序，融入社會。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是一種「錯誤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作用。正如史蒂文·盧克斯（Steven Lukes）所說：「A可以通過讓B做他不想做的事來行使權力，也可以通過塑造B的意願行使權力，控制別人的思想和欲望來確保他們的順從。」由此可見，使行為體做出某種行為可能並不是因為認可或受威脅，而是由於某種控制因素或者話語體系的壓力，這是一種更加分散、間接的權力。
第二點是合法性（Legitimacy）問題，合法性指「在某種社會建構的規範、價值和信念系統下，某行為體的行為是合理的」。合法性是在社會聯繫中產生的，是由他者賦予的，自私自利的行為是不會被賦予合法性的。其包括兩個要素:決策結果是經過公認的程式作出的、決策結果是符合社會價值觀的。合法性因素在國際秩序產生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維護一個國際秩序及其制度卻可能會違反建立它的初衷（beyond the present arrangements）。比如，聯合國的合法性更多地依賴其象徵地位，而非實質或標準意義上的合法性。聯合國內國家間難以達成一致性，行動往往符合強國利益而不是國際社會價值觀，但聯合國的存在為努力構建一個更加和平、繁榮和公正的世界帶來希望。
這種理解國際秩序和制度的方式，包含著歷史哲學的因素，即認為歷史進程有其自己的節奏、行動、目的和方向。關於衰退的理論（theories of regress and decline）認為人類歷史正在走向物質和道德的崩潰，如啟蒙運動和現代性蘊含著毀滅的種子，科技進步加快人類滅亡，核武器和氣候變化是最大威脅因素；再如現實主義對於人性的悲觀態度，所謂「進步」只是大國和國際秩序的起落迴圈。相反，進步理論強調了人類歷史的向上發展，「進步是不可逆轉的變化」，新自由主義和英國學派等均對歷史進程持樂觀態度。
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進步觀的出現與啟蒙運動不可分割，在啟蒙運動的作用下使進步觀摒棄了原先包含的宗教因素，出現了世俗化的趨向，並成為一種「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人類成為歷史進步的主導力量，出現了科學的解釋方法和實踐，進步成為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轉的；物質世界發展的同時，人類精神層面也在進步，道德進步、人人平等以及同情心的出現，促使共同人性形成。職責與義務的範圍不斷擴大，民族主義讓位於世界主義，各國人民逐漸接受普世價值和跨國理念。
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和實踐與啟蒙運動、道德觀進步和人性論緊密相關，自由主義認為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人人平等、個人自由，反對君主制、貴族制。這些自由由在社會契約和在人民同意的原則下賦予的權力來維持。然而權力的濫用、暴政以及對自由的侵犯等會使原本用來保護人民自由的權力成為對自由的威脅。這時就需要各種制度安排如權力制衡、分配、監督機制和選舉以保障自由。
自由主義和制度保障為促使人類創造力產生和發展，進一步推動物質世界和精神文明的進步，終將實現世界和平、繁榮和進步。
自由國際秩序（LIO）
自由主義成為國際秩序的一部分已有長達兩個多世紀的歷史。19世紀時「自由主義」以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為基礎；一戰後民族自決和國際聯盟的興起促進了國際自由主義發展；二戰後聯合國的建立、帝國的消亡以及主權平等觀念的興起進一步使其發展。冷戰是自由國際秩序建立的奠基時期。對於該時期國際秩序的建立，約翰·伊肯伯裡（John Ikenberry）認為，美國曾建立了自由民主國家的聯盟，以胡蘿蔔加大棒的方式維持聯盟，為成員國提供搭便車機會，路徑依賴和收益的增加使聯盟不斷制度化，同時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以及七國集團等非正式團體努力構建更加開放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蘇聯解體與冷戰結束，使西方國家對於其民主自由制度擁有更強的優越感，市場、民主和自由權利將給世界帶來和平與繁榮，原蘇聯陣營國家排隊加入自由俱樂部，聯合國成為自由主義價值觀傳播的重要參與者和工具，到20世紀90年代末西方秩序已成為自由國際秩序。
關於自由國際秩序是否是有益和自由的，仍存在很大爭論。在理論上該秩序以個人自由和權利為基石，促進自由市場建立、保障民主人權、擴大國內外交流以及建立相關制度和機構，最終將帶來和平與繁榮。但實際上由於地緣政治矛盾、經濟發展停滯、不平等加劇以及移民問題等因素的作用，自由國際秩序出現衰落趨勢。但衰落根源在於這些外在因素還是自由主義本身的衰退，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自由國際秩序的局限
世界主義價值觀的作用實際上被高估了，全人類間的接觸、交談乃至擁抱難以實現。當代世界主義觀念建立在痛苦的共同經歷之上，苦難創造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但未帶來平等，僅停留在幫助者與受助者的層面，共有觀念難以形成。同時國家和公民提供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進一步區分了「我們」與「他者」的區別。
自由主義核心之一是自由市場的作用。在以私有產權、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框架內，個人不受不合理的政府行為和道德干預，充分發揮個人創業自由和技能，最終會促進人類福祉。市場本身甚至可以成為一種倫理，塑造有價值的事物，界定公平和正義，為生命賦予價值。當代自由主義是關於「我」而不是「我們」的理念，成功和財富只能靠自己取得，成為落魄的人只能怨自己，應承擔自己選擇的代價。
道德經濟學是關於市場、道德和生命價值間關係的經濟學研究領域，最初被用於解釋英國的糧食騷動。其重要概念之一是弱勢群體是否、何時以及如何得到包括國家在內的其他人的幫助。在物質缺少的情況下，商品價格往往會超出該群體可接受的範圍，這時便出現了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說的社會保險。該保障由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義務網路提供，並由政治、經濟精英和國家提供支持。道德經濟學家著重關注義務網路瓦解及其原因，提出其是由市場關係和經濟意識形態變化而導致的。對於英國饑荒問題，自由主義者反對引入監管和限制玉米價格上漲，認為其只會導致投機行為、黑市出現和抑制經濟增長。
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曾提出嵌入式經濟和非嵌入式經濟的區別。嵌入式經濟使生產和交換屈從於社會、政治或宗教目的和實踐中；而非嵌入式經濟把市場從社會關係和制度中獨立出來，擁有自主權，並塑造了道德、公平和正義。這兩種模式導致了「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在美歐體現為左翼和右翼運動。二戰後西方政策制定者欲建立國家和國際層面的國際機構以加強經濟間相互依存關係，保護本國人民免受經濟衰退影響；相對應地，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削弱嵌入式的自由主義道德經濟理念和福利國家政策，個人主義復興。
幾個世紀以來自由主義出現了許多不同面貌，同樣地，自由國際主義及其創造的國際秩序並不是單一事物，而是不斷變化的，但其核心在於能夠維持帶來物質進步的秩序。但實際上國際秩序是由物質和理念基礎共同構成的，儘管許多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捍衛者認為自由主義價值觀將促使精神文明進步符合物質文明的發展，但忽視了強大的個人主義理念會阻礙任何道德進步。
結論：國際秩序仍無發展？
自由的國際秩序仍具有頑強生命力，或許美國將回到國際社會，重新擁抱自由主義；或許自由主義本身已足夠強大、制度化，沿著超個人主義的道路前進改變自由國際秩序的原有內涵。另一方面是關於基於規則的秩序的討論，其核心在於什麼是規則，目前被廣泛認可規則的是主權不受侵犯、遵守國際法、外交行為、堅持多邊主義和不歧視原則，但忽略了基於共同人性的價值觀。
學者和政策制定者一致認為中國將在未來國際秩序的構建過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但中國的全球化觀念是完全由自身利益驅動而形成的，還是一種包含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混合物，又或是包含普世價值元素，這仍是存在爭議的。中國能否具備領導力？能否提出同時包含物質和精神進步的發展觀？
中國學界在探討如何構建新國際秩序的過程中提出了「道德（moral）」 領導和「人道（humane）」社會兩個概念，二者主要出自閻學通教授的《大國領導力》（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一書。
首先，道德領導類似于一種現實主義觀點，權力必須裹上道德的外衣，才能成為一種領導，人們追隨他是因為其合法性而不是恐懼的作用。該觀點與英國學派的觀點部分一致，但後者更多關注的是處於領導地位的大國如何維持一種能夠保障其成員的基本安全和生存需要的國際秩序，難以延伸至涵蓋整個國際社會的價值觀。
第二點是「人道權威」，這是閻學通教授對於道義現實主義的發展，認為人道主義權威是國際領導的最高形式。權威之所以成為權威是因為它是可信任的，被領導者相信領袖將會以互利的原則進行實踐和構建關係。類似于伊肯伯裡對於二戰後美國領導力的解釋，即美國承諾其外交政策將會改善各國、國際社會和人民的狀況。
但關於道義現實主義、人道權威和「天下」觀念等相關理論的實際解釋力仍是充滿爭議的。這些概念如何與人類實踐相結合？「人性」（humanity）概念雖最先出現在歐洲，但在人類活動中對遠方陌生人的同情幾乎存在于每一文明中，並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範疇。換言之，爭論核心並不在於中國的國關理論是否符合西方的話語體系，而是中國的外交實踐是否包含對「陌生人」的同情。實際上在援助世界各地的弱勢和邊緣化人口的倡議和行動中，中國確實表現出了強烈的意願。但由於中國對於侵犯主權行為的敏感性，導致對於是否採取人道援助和干涉而猶豫不決，如在敘利亞問題等類似領域中，中國無興趣發揮領導作用。故領導國僅提供領導作用和物質資源是不夠的，還需提供對公平秩序和援助的承諾。
最後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國在全球衛生領域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新冠肺炎考驗各國如何處理本國國家利益和對於他國的人道主義關懷間的矛盾，具體體現在那些有能力大規模研發、製造和分發疫苗的國家，即具有抗疫領導力的國家。中國始終堅持疫苗是公共物品，必須按照平等和公平的原則在全球分發，但在這崇高理念背後是與國家利益的衝突，疫苗民族主義興起，中國能否通過這次選拔人道主義領導力大國的「考驗」？我們拭目以待。
譯者評述
本文從當今世界自由國際秩序為何出現危機這一問題為起點，以求解釋危機出現的原因以及提出解決辦法。突破了原有的物質主義解釋範疇，引入精神層面因素，回歸到自由主義本身，在歷史進程和政治哲學中尋找自由國際秩序的道德基礎。提出當今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國際秩序是自由國際秩序之道德基礎衰落的重要原因。最後結合新冠疫情對國際關係的巨大衝擊以及道義現實主義的觀點，認為中國在今後國際秩序構建的過程中有機會發揮更大乃至主導性的作用。
總的來看，本文學術貢獻在於以下兩點：首先，對於自由國際制度的思考轉向自由主義本身，著重考慮精神層面的因素。像建構主義者所認為的「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施動者造就結構，結構也建構施動者。那麼自由國際秩序的實現能否在「系統效應」的作用下，從一個個富有「同情心」的個體間互動開始，進一步擴大到社會、國家和國際社會層面，超越個人主義，形成和諧的國際體系。值得思考。
其次，提供一種將國際秩序與新冠疫情相結合的分析視角，疫情放大了國際關係中原有的地緣政治矛盾和新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疫苗等抗疫資源在全球範圍內難以平均分配進一步加強了各國民粹主義勢頭。「我們」與「他者」分歧更加難以彌合，內群認同加深，群際衝突的可能性加大，國內民眾的反精英觀點衝擊國際合作機制，阻礙國際共同合作抗疫行動。而中國則明確提出要摒棄「疫苗民族主義」，承擔大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