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蔡裕明》川普打開伊朗政權更迭之門 然後呢？
美國總統川普週六（28日）在佛州海湖莊園，在CIA局長雷特克夫(左一)、白宮幕僚長威爾斯、國務卿盧比歐等人陪同下，緊盯對伊朗軍事行動。
2026年2月28日凌晨，美國以代號史詩之怒（Operation Epic Fury）、以色列代號咆哮雄獅（Roaring Lion），共同對於伊朗進行空襲行動。但這場攻擊行動較以往不同的是，並非飛彈數量或戰機架次，而是美國總統川普在凌晨3點的8分鐘影片裡，對著鏡頭向伊朗人民喊出的那段話：「當我們轟炸完，接管你們的政府。這可能是你們幾世代唯一的機會」。
換句話而言，這場攻擊行動不只是軍事行動。它是一場標準的自選戰爭（war of choice），川普將最後的賭注，寄希望於伊朗民眾，而這是他無法控制的。
川普重返白宮後，反覆強調他要終結永無止盡的戰爭（forever wars）。他的《國家安全戰略》明確寫著，由中東主導美國外交政策的時代「已經結束」。然而，從2025年6月的午夜之錘行動（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摧毀伊朗核設施，到2026年2月28日的全面空襲，他實際上發動美國自2003年以來在中東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這是一場川普自己所選擇的自選戰爭，可能是他迄今為止最大的豪賭。
美國不是正在與伊朗進行談判嗎？為什麼是現在？實際上，川普開戰的時機在軍事理由上並不明確。他在去年6月午夜之錘行動當中，已宣稱徹底摧毀伊朗的核子設施，但幾個月後又聲稱一場正在重建核子計畫。美國或歐洲的情報單位，並無確切證據證明伊朗在核燃料濃縮或彈頭研發上取得「實質性進展」。這樣自相矛盾的混亂，應該不是失誤，而是維持一個模糊的威脅敘事，讓之後的軍事行動看起來合理。
真正推動開戰的動力，更可能來自兩個交匯點。第一，伊朗政府在2025年底至2026年初的大規模抗議後強力鎮壓民眾，造成數以千計甚至上萬平民死亡，讓川普在1月公開承諾「援助就要到來」，之後若不動手將損害信譽。第二，美國與以色列情報機構研判，伊朗政權正處於1979年以來最脆弱的時刻，伊朗外部的「抵抗軸線」已遭翦除，內部發生經濟崩盤、社會不滿，這被華府與特拉維夫研判，這個政權現在可以打，可能打得下來。
這次的美以的軍事行動，與2003年美軍長驅直入巴格達不同，這次美以聯合行動刻意避開大規模地面佔領。以色列空軍出動約200架戰機、打擊約500個目標，美國以巡弋飛彈與無人機支援，雖然規模空前，但本質上仍是空中作戰並結合精準斬首。這不是偶然。川普政府軍事行動的設計邏輯，旨在打伊朗革命衛隊指揮中樞、飛彈發射陣地、情報與安全機構，並精準打擊高層軍政人士，至少數十名伊朗高階領導人在首日即被報導喪生，包括最高領袖哈米尼可能已在打擊中死亡或重傷，但是沒有地面部隊進入伊朗領土，沒有佔領計畫，也沒有戰後治理藍圖。
從過往的戰爭史來看，其實可以看出一個很明顯的規律。用飛機去轟炸重要設施，壓制防空系統，打亂補給線，讓對方打仗的成本變得很高。若僅從「破壞」的角度來說，空襲通常是有效的。但問題在於，炸得再多，也不一定能逼對方政府低頭，更不用說讓整個政權垮台，例如二戰時期的不列顛空戰。要從軍事破壞走到政治內潰或投降，中間其實差很遠。
從過去經驗來看，若缺乏關鍵條件，單靠空襲通常難以達成政治目標。這包括，第一，有強大的國際力量一起孤立這個國家，讓它在外交和經濟上都被封鎖。第二，需要有地面部隊，把戰場上的優勢轉成實際的土地控制和治理。第三，是這個國家內部本來就有武裝勢力分裂，只等一個機會趁亂而起。換句話說，川普的賭注在於，最後是否推動政權改變，要看伊朗人民自己。
美國期望以空襲削弱政權的戰鬥意志與反擊能力，讓伊朗內潰進而重新爆發抗議活動，進一步出現政權崩解的局面。但是，但這條路徑「遠非確定」。為什麼呢？
首先，伊朗內部民族主義反彈。歷史經驗顯示，外國轟炸往往引發「聚旗效應」，即便原本痛恨本國政權的民眾，也可能暫時在「國家遭受攻擊」的框架下團結起來。伊朗在兩伊戰爭期間就曾出現過類似效應，外部威脅反而強化政權合法性。
其次，伊朗缺乏足夠的反對派。真正推翻政權需要「某個相對不受安全部隊控制的區域」，讓反對派得以休整或重新武裝，同時需要武器來避免重演先前的鎮壓，也需要足夠能夠吸引中層民眾的理念。到目前為止，這些條件沒有一項被確認到位。
再者，伊朗是否出現變異的體制。由於伊朗的文人與神職領導層被美國與以色列擊殺，擁有龐大經濟資產與武裝力量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殘部，極可能趁勢奪權，建立純軍事獨裁國家，或者表面上換一個最高領袖，實際上權力仍牢牢掌握在衛隊手中。
最後，區域衝突的擴散或恐怖主義再起。伊朗已在首日即對以色列發射數十枚飛彈，並攻擊巴林、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科威特與約旦的美軍基地。伊拉克的親伊朗民兵宣布將攻擊美軍設施，葉門胡塞組織也可能恢復紅海攻擊，中東是否再度出現恐怖攻擊行動，不無疑問。
更進一步來說，維持這種規模的行動將消耗大量高階彈藥（愛國者、戰斧飛彈），可能影響美國在其他優先方向，包括對中國的戰備狀態以及對於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美以聯合攻擊伊朗的模式，可被理解為一種有限軍事介入下的成本外部化戰略，即外部力量承擔可控軍事壓力，而將政權轉型的高風險政治代價留給目標國內部社會。美國與以色列承擔的是可控制的軍事成本，例如空襲與飛彈打擊，沒有地面佔領，也沒有長期駐軍責任。相對地，政權變動的高風險與不確定代價，則留給伊朗社會自行承擔。在轟炸與制裁壓力下，民眾若要推動改變，必須面對內部衝突與權力真空的風險。也就是說，外部負責施壓，內部承擔後果。
歷史經驗與杭亭頓在《第三波》中的分析都指出，威權政權就算被外力突然推翻，如果社會裡沒有有組織、又被多數人認可的政治力量接手，國家並不會自然走向民主，而是容易出現權力真空與新的威權統治。以伊朗為例，即使原本的體制垮台，最有能力接管局勢的，多半會是握有武裝和組織的伊斯蘭革命衛隊，而不是分散的自由派或民主勢力，因此更有可能走向軍事色彩濃厚的新威權，甚至朝向接近內戰的混亂局面。
川普已經在中東取得他想要的戰爭，用空襲打開了政權更迭的那扇門。但門後是什麼？民主、內戰、軍事政權、軍閥割據、還是更深的混亂？沒有人知道，包括川普自己。
（作者蔡裕明為實踐大學會計暨稅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同步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