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蔡裕明》伊朗的敘利亞化開始 美國更難兼顧台海
當我們套用這個敘利亞模式到伊朗時，最關鍵的差異立即呈現，伊朗的中央控制力仍然完整，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仍然能夠跨省調動與協調。
觀察過敘利亞13年的內戰，再看伊朗當前的局勢，似乎有一種熟悉的感覺，抗議者上街頭抗議並有多人死傷，而安全部隊進行鎮壓，伊朗邊境的少數民族開始武裝，美國有意或無意正在推動伊朗朝向這樣的方向。
這個歷史的類比既正確但又危險。正確的原因是，伊朗正面臨著與敘利亞2011年相似的結構壓力與經濟危機。但危險的是，據此得出伊朗即將自然瓦解的錯誤結論。但是事實更為複雜。伊朗迄今仍擁有敘利亞所缺乏的制度韌性，伊朗的安全機構（軍隊、伊斯蘭革命衛隊、巴斯基民兵（Basij）、情報機構）仍保持高度協調，至今未出現大規模叛逃。但這種能力在面對聯合的外部軍事威脅、經濟崩潰和內部鎮壓升級時的耐受性，仍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敘利亞在2011確實能夠控制全國多數城市，2015年俄羅斯軍事干預之前，阿薩德政權實際上已瀕臨軍事崩潰。這個崩潰之所以迅速，主要在於三個源由：首先，軍隊分裂。敘利亞軍隊在2012年發生大規模倒戈，叛逃主要集中於遜尼派的軍官和士兵，他們拒絕向同胞開槍，軍隊規模從約30萬人減少到2015年的約10萬人，導致敘利亞政府喪失中央指揮體系，為有組織的武裝反抗創造了空間。
其次，到2012年，敘利亞反對派形成相對統一的自由敘利亞軍（Free Syrian Army），接受美國陸軍的裝備與訓練，同時具備基本的軍事協調能力。到2013年，它成立敘利亞國民聯盟並獲得美國的支持，敘利亞政府無法有效回應時，反對派已經掌握足夠的領土與人力資源。
第三，外部勢力快速介入。美國與俄羅斯分別於2014與2015年開始介入，而一旦外部大國投入資源支持各方，地方衝突就升級為代理人戰爭，俄羅斯和伊朗確保阿薩德政權不被擊敗，美國、沙烏地阿拉伯、卡達和土耳其支持不同的反對派派系，外部資源的持續流入使各方能夠維持長期戰爭。
2024年沙姆解放組織（HTS）控制戰略樞紐荷姆斯（Homs），打通連接大馬士革與沿海地區的關鍵運輸線，阿薩德政權旋即倒台。這反映了什麼？第一，敘利亞與伊朗的補給線被阻斷，德黑蘭無法援助大馬士革，第二，政府軍隊在荷姆斯的快速潰敗表明，軍人已喪失為政權而戰的意願，第三，最重要的是，土耳其與美國沒有限制HTS的攻勢，創造了權力真空。即使俄羅斯與伊朗仍與敘利亞有所聯繫，但當政權喪失人民支持且外部盟國決定不再支持時，其軍事力量就失其效用。
當我們套用這個敘利亞模式到伊朗時，最關鍵的差異立即呈現，伊朗的中央控制力仍然完整。這不是說伊朗政權狀況良好。政權確實面臨著經濟危機（通膨超過50％）、食物的通膨更高，大規模抗爭（27個省份同時爆發）、少數民族地區的動員（庫德族、俾路支、亞塞拜然人），而且死亡人數已超過12000人。但有一個關鍵事實就是，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仍然能夠跨省調動與協調。
2026年1月8日，伊朗領導階層將IRGC地面部隊部署到庫德斯坦省進行「清剿行動」。這是罕見的，因為通常IRGC只在邊界地區活動。但更重要的是，這表明了中央仍有能力進行戰略性的軍事調度。如果中央政府已經開始失效，它就無法完成這樣的調度。但它做到了。這意味著IRGC的指揮體系仍然完整，紀律仍然有效。
同時，伊朗反對派仍然缺乏敘利亞反對派在2012年已經具備的能力。庫德族派雖然進行協調罷工，但沒有統一的軍事指揮結構。俾路支分離組織雖然最近合併成立了「人民戰士陣線」（PFF），但與庫德人、大型城市抗爭者之間完全缺乏協調。伊朗反對派仍處於分散狀態，但無統一指揮決策，無法進行戰略合作。
也就是說，伊朗當前不會自然朝向敘利亞式的內戰。德黑蘭的控制力還沒有喪失到那個程度。然而，這不意味著伊朗政權是安全的。IRGC地面部隊的使用反映出政權面臨相當的壓力，而持續的經濟崩潰和致命鎮壓，最終損害政權的組織合法性。
關鍵問題不是伊朗是否會自然演變為敘利亞，而是外部干預和內部鎮壓升級的交互作用是否會改變這一軌跡。真正的危險不在於「伊朗會立即敘利亞化」，或有可能出現三種路徑，它們不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被同時觸發，或可能產生敘利亞式的結果。
路徑一，鎮壓擴散下的「外部武裝滲入」。伊朗在多點抗議擴張下，確實面臨執法能量吃緊，並需要動用伊斯蘭革命衛隊，但目前暴力升級主要來自既存的庫德族與俾路支武裝組織，且多屬跨境行動或既有衝突升溫，而非城市抗議內生轉向武裝。的確是有武器走私與族群動員跡象，但距離「敘利亞式內戰化」仍有顯著落差。
路徑二，有限技術介入下的「不完全國際化」。土耳其與巴基斯坦皆明確反對或缺乏能力介入伊朗內部衝突，以色列對伊朗境內少數民族的支持態度曖昧且具爭議。唯一可確證的外部支持來自美國透過 Starlink提供通訊能力，但此舉是否意在推動分裂或衝突國際化，仍待時間驗證。
路徑三，外部軍事衝擊是否引發「民族主義敘事反轉」與反美動員。理論上，外部軍事打擊可能促使伊朗政權重塑「抵抗外侮」與反美敘事，並嘗試將內部抗議重新界定為國家安全問題，進而壓縮反對空間。
若美國直接發動攻擊，短期內確實可能激起部分民族主義與反美情緒，為政權提供動員資源。然而，伊朗社會長期處於反美話語與制裁環境中，抗議群體對此敘事已出現疲乏甚至免疫，未必會因美國軍事行動而出現廣泛、持久的反美凝聚。相較於敘利亞，反美動員在伊朗更可能呈現短暫、分裂且效果有限的特徵。
美國現在面臨著一個選擇困境，要對伊朗投入何種規模的軍事力量、亦或何種方式的經濟制裁、外交努力，還是全面撤出？無論選擇哪個，都會削弱美國的全球戰略承諾。為什麼？如果美國選擇軍事打擊，它將在接下來的短期內被中東局勢所纏繞。五角大廈的資源、注意力、戰略思維都會被吸入伊朗或中東地區。此時，美國還有多少餘力關注台灣？而且，台海還有2027年「戴維斯窗口」的幽靈正在盤桓。
當美國決定「預防性軍事打擊」是可以接受的時刻，勢必又改寫國際法。當美國決定「域外制裁」的範圍可以無限擴張時，又改寫經濟戰爭的邊界。這些改寫不會僅限於伊朗。它們會成為未來衝突的先例。
當中國威脅對台灣進行「預防性軍事打擊」時，它會援引什麼？美國對伊朗的先例。當中國對支持台灣的國家進行「次級經濟制裁」時，它會援引什麼？美國對伊朗的先例。當中國聲稱「台灣內政不容干涉」來阻止國際社會支援台灣民主運動時，它會援引什麼？又是華府對德黑蘭的先例。
於是說，台灣應該加快自衛能力的建設。不能依賴美國的資源來填補防禦缺口。台灣需要擁有足夠的防禦能力，使得對台灣的任何攻擊都會對攻擊方造成無法承受的代價，即使美國因為伊朗危機而無法立即介入。
（作者蔡裕明為實踐大學會計暨稅務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本文授權中時新聞網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同步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