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蔡鎤銘》建構國家安全之策 印度戰略多元化的智慧
印度外交的多元基調始終維持高度一致。其一方面深化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合作，例如參與「四方安全對話」（Quad），另一方面仍維持與中國大陸的經貿往來，並積極參與金磚國家等多邊機制，形成高度彈性的議題導向結盟模式。
近期，烏克蘭在美俄談判中被迫接受遠超預期的條件，其處境鮮明地展現出小型政治體在大國博弈中所面臨的結構性弱勢。當戰場局勢尚未完全塵埃落定，談判桌上的籌碼卻已明顯傾斜，這一現象正迫使各國重新思考：在強權競逐加劇、國際承諾高度不穩定的環境下，安全究竟應如何被建構。
隨著美國重新評估其全球角色與戰略負擔，國際秩序的不確定性明顯升高。根據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坦維．馬丹（Tanvi Madan）於2025年12月16日發表於《外交事務》的分析，愈來愈多國家開始調整外交思維，降低對單一強權的依賴，轉而追求更具彈性的戰略布局。在此脈絡下，戰略多元化已不再是理想主義的選項，而逐漸成為多極世界中的現實常態。
對台灣而言，這樣的轉變具有明確的結構性意義。當安全與外交高度繫於單一外部力量時，政策彈性、風險承受能力與談判空間，勢必面臨更嚴峻的考驗。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印度自1947年獨立以來的外交實踐為核心案例，探討其如何在不同國際結構下，透過戰略多元化維繫決策自主，並從比較視角思考，這一經驗對身處地緣政治斷層線上的政治體，究竟具備何種啟示意義。
印度誕生於冷戰初期，其領導層對於「過早選邊」可能帶來的長期代價，具有高度自覺。首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一方面深知國家建設離不開外部資源，另一方面則對任何形式的新殖民主義保持警惕。在此矛盾張力之中，印度逐步發展出拒絕正式結盟、但不拒絕合作的外交取向，藉此維持最大限度的行動空間。
1950年代，印度同時與美國與蘇聯展開接觸。一方面利用美國對共產主義擴張的疑慮，爭取經濟與糧食援助；另一方面也在1950年代中期後，隨著蘇聯積極拉攏「第三世界」，獲得工業建設與技術支援。這種雙向操作不僅未削弱印度的自主性，反而使其在兩強競逐中，取得更大的戰略槓桿。
1962年的中印邊境衝突，為印度的外交路線帶來嚴峻考驗。戰爭期間，蘇聯選擇支持其盟友中國大陸，而美國的援助則附帶在喀什米爾問題上對印度施壓的政治條件。這場危機清楚揭示，即便是被視為友好的國家，其支持仍高度取決於自身利益計算。
這次挫敗並未動搖印度對戰略自主的基本判斷，反而強化其對「選項不足」風險的警惕。中蘇關係隨後破裂，為印度創造了新的戰略縫隙，使其得以在兩個共產陣營之間，重新校準外交與安全布局。
1965年與1971年的兩次印巴戰爭，進一步驗證了多元策略的實用性。印度在不同階段靈活調度與美國、蘇聯的關係，既避免遭到全面孤立，也成功阻止任何一方形成壓倒性影響，展現出在危機中維持行動彈性的能力。
1991年蘇聯解體，對長期與其保持密切關係的印度構成結構性衝擊。這場突如其來的外部斷裂，使新德里意識到，即便是長期合作夥伴，也可能在體系變動中瞬間消失，從而迫使印度重新檢視其外交依附程度。
作為回應，印度迅速啟動外交與經濟的全面調整。「向東看」政策的推動，使其得以加深與日本、東協的連結；與以色列建交，則象徵其突破意識形態框架，轉向更為務實的安全合作。同時，1998年的核試驗，也被視為對外宣示其不容忽視的戰略自主權。
進入21世紀後，無論國內政黨如何輪替，印度外交的多元基調始終維持高度一致。其一方面深化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合作，例如參與「四方安全對話」（Quad），另一方面仍維持與中國大陸的經貿往來，並積極參與金磚國家等多邊機制，形成高度彈性的議題導向結盟模式。
近年來，大國政策的高度不確定性，再次考驗印度的平衡能力。川普（Donald Trump）政府時期的關稅施壓，以及在俄烏問題上要求選邊站隊的壓力，使印度對任何形式的戰略依賴保持高度警惕，並加速推動風險分散布局。
印度的經驗顯示，戰略多元化並非消極的騎牆，而是一項需要高度管理能力與政治承擔的主動選擇。其回報在於決策自主，其代價則是必須承擔更高的安全自助成本，並接受沒有單一安全保證的現實。
回顧獨立以來的外交實踐，印度始終堅持一項關鍵原則：不將自身命運鎖定於任何單一強權之上。無論國際體系如何轉換，其核心目標始終是保留在關鍵時刻自行判斷、調整與轉向的決策空間。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烏克蘭在高度單邊依附結構下，於大國利益重新盤整時所暴露的結構性脆弱，亦即當外部承諾開始附帶條件、甚至被重新估價時，自身可動用的政策選項已所剩無幾。
這一對照對台灣而言，具有更為直接而現實的啟示意義。長期高度倚賴單一外部安全支持，固然能在特定階段強化嚇阻效果，卻也可能在國際情勢轉折時，反向壓縮政策彈性，使安全議題、外交布局乃至經貿選擇，被迫納入他國優先順序之中。尤其在大國承諾日益工具化、可預測性下降的背景下，安全不再只是「是否獲得支持」的問題，而是「在支持條件改變時，是否仍保有選項」的問題。
從印度的經驗來看，真正可持續的安全，並非建立在對某一強權的高度忠誠或不可逆的陣營綁定之上，而是來自於長期經營多元連結、承擔必要的自助成本，並在平時即為不確定情境預留調整空間。這並非否定合作的價值，而是提醒合作必須與自主並行。對身處地緣政治斷層線上的台灣而言，如何在深化既有安全合作的同時，避免選項單一化、維持戰略彈性，將是未來無法迴避的核心課題。
（作者蔡鎤銘為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