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張明睿》關稅戰、美中談判與台灣處境

文/張明睿

2024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川普曾提出一項承諾，要向中國提高60％的進口關稅，當時也僅被視為競選語言。今年4月2日川普突然宣布徵收輸美貨貿「基礎關稅10％與對等關稅」，選舉語言居然成真。

隨著「海湖莊園協議」與米蘭（Stephen Miran）《重構全球貿易體系使用指南》論說被曝光後，得知在競選過程中，川普、米蘭等人已經在川普的海湖莊園推演，針對川普「軍事保護傘與貿易逆差上美國被佔便宜」的觀念，透過「先關稅後貨幣和投資」的次序，解決川普「佔便宜難題」，同時重構全球貿易體系，足見徵稅之舉並非即興演出。

「關稅」是一種眾所熟悉的外交工具，橋水基金創始人達里歐（Ray Dalio）指出，關稅具有五種功能：可增加國家收入、降低全球生產效率、滯脹效應（出口者通縮/進口者通膨）、保護市場、大國衝突時關稅可確保國內生產能力。

在米蘭的眼中，關稅既是談判工具，也是（國家）收入與公平（貿易）的工具。「先關稅」也就是透過關稅功能作為槓桿，成為追求國家利益的武器。川普選擇從「關稅」入手，似乎已經計算出利多於弊，代價是可控的。川普也確實是勇於實踐。然而，事實的發展真是如此嗎？

關稅談判與槓桿作用

越南可以說是第一個提出不報復、零關稅作為談判的起點，同時還向中國提高了鋼鐵關稅，即便如此，此舉仍待與美方更進一步的面談。顯示美國利用關稅談判的重心，不在關稅、也不在貿易逆差。

美國藉由關稅談判，所要求取的目的為何？「海湖莊園協議」的指向，包括了「世紀債券─以處理美債置換與債務重組；協調匯率─降低高估美元；關稅陣營化─確立友、敵、中立國家，關稅三級分制；軍事安全保護傘─分攤保障成本；成立國家主權基金。」五個項目提供了參照。

美財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在4月16日宣布了關稅談判的第一梯隊為英、澳、日、韓、印度等五個國家。若將前述五個指向聯繫起來，便很好理解為何是這五國。美英澳為AUKUS核聯盟；美印日澳為印太戰略四方會談的機制；韓、日、美為東北亞同盟；皆具有軍事保護傘的傳統。英、日合計持有高達1.79兆美債，談判得當，或可舒緩美債壓力。

美日關稅談判首先登場，川普親自主持，日本媒體已經放出美、日談判內容，川普提出了數項要求：承擔駐日本美軍更多的軍費、開放美國汽車進入日本市場，平衡貿易逆差、強化日圓對美元的匯率（日幣升值）。然而，美國卻沒有取消對等關稅，仍保留10％基本關稅與25％汽車、鋼鋁關稅。目前，日本尚未正式回應美國要求。日本面對國家利益重大讓渡，雖有軍事安全傘鋪墊卻也顯得遲疑。

中國的關稅對沖

面對美國針對中國的關稅戰，中國選擇直接報復行動。2019年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國妥協了，但協議並未被落實；2022年俄烏戰爭，俄羅斯承受高強度的經濟制裁，卻被有效化解，成為中國學習的教本。

或許中國早預測出，美中終將有一場高強度的經濟衝突，2019年後的6年間，中國強化經濟監管力度，包括股票市場、螞蟻金服、B2B虛擬貨幣，刺破房地產泡沫，處理地方政府債務；並積極調整產業政策，加大內循環，提高財政赤字等作為，以降低外部經濟透過經濟傳導特質，擾亂內部經濟平衡與社會秩序的穩定。

面對美國的關稅壓力，金融分析師朱啟兵以54％關稅基礎，並由中國吸收增加的關稅，試算出2025年直接間接的損失為2.05兆人民幣，影響經濟成長速度為1.53％。中國無視於自身的重大損失，與美國進行「關稅對沖」、移轉採購、取消訂單等方式回應。習近平更在4月14至18日，親自走訪，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等國，並簽訂大量協議，欲抵銷美國關稅圍堵的作法。

美國關稅戰的基石，是要求被壓迫方不允許報復對沖，顯然中國在關稅戰初始，便打破了戰略邏輯起點，甚至表現出無懼與美國貿易脫鉤。關稅戰的進程中，美方逐漸傳出雙方想要接觸的訊息，如共和黨議員戴恩斯（Steve Daines）訪問中國，說出「川普和習近平有意願會談，只是時間不確定」，被視為中間人接觸；美國財長貝森特也指出，將在4月下旬「世銀與國際貨幣基金會」會議時，與中國財政部代表會面；4月17日川普在白宮面對記者說，「我們將與中國達成一項非常好的協議」，美方似乎有點急。

這次美中關稅戰，溢出兩個新的現象，一是美方暴露了依賴中方製造的項目，如半導體、電子產品、青黴素等，有損極限施壓的底氣；另一層現象，便是未來台海戰爭中，西方國家是否還有餘力對中國實施經濟封鎖？這次美中關稅戰，西方國家應該有了自知之明。

運用2018-2019年美中關稅戰案列的《指南》，只能說明理論假設的成立，卻無法保證在現實的運作中，仍能循著理論邏輯開展。殊不知「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理論是固定的文本，國家行為卻是多變的。

關稅戰中的台灣處境

關稅戰如同終戰一般，需要透過政治談判解決，美中關稅對沖的上升螺旋，難以持久，彼此接觸會談是必然之路。從台灣的主體視角，美中會談的利弊得失，應該排在台灣前途之後考慮。台灣目前不應糾結零梯隊，或是第一梯隊談判的爭論，而是要聚焦於如何因應美方需求與中方意圖，可能出現在談判交易菜單的難題。

台灣面對關稅戰的情境，必須堅持台灣主體，掌握台灣自身利益需求，務實的找出一條利弊權衡之道。關稅戰中，台灣賴政府提出「脫中入北」，針對32％的對等關稅，採取不報復、零關稅、加大對美投資、限制洗產地、對內實施補貼政策等，表明台灣向美傾斜的意向。

審視台灣對美可能的貢獻，目前顯示出三個方面，一是「外匯、黃金、技術產業，也是關稅戰下可付出的資產」；二是戰爭代理人潛在的角色扮演，台灣已經宣布，中國是「境外敵對勢力」；三是「提供相關大國競爭、談判時視為一種條件」。

關稅談判是屬於政治性質，必然涉及利益交易，交易的條件項目，會不會將台灣納入討論，不得而知！若此憂心被猜測成真，這代表著台灣資源的奉獻，戰爭代理人潛在角色，已難滿足美國的需求。面對此一情境，不自覺得想起胡適告誡，「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意識形態）」，事涉台灣關鍵利益，確實要多點實用，少點依賴，且要有預案的準備。

（作者明睿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秘書長、博士，國戰會專稿，本文歡迎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