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張明睿》第三者誘戰 台海戰爭爆發關鍵因素

 

文/張明睿

台灣在軍事建設與競爭的行為上，經常會聽到「備戰而不避戰」的決心陳述，久而久之模糊了這兩種不同概念的意義，「備戰」是軍事建設層次，「不避戰」則是政治範疇的決定。

「不避戰」與「避戰」是對應戰爭行為，具有不同的態度，俄烏戰爭的烏克蘭，在加入北約的願景下，從2014年開始，接受北約指導，在烏東展開三線部署，積極備戰，相對弱勢的烏克蘭，在依託第三者介入下，最終，種豆得瓜，進入三年戰爭狀態，這是明知戰爭風險，卻選擇「不避戰」的政策。

伊朗則是另一種類型，新總統裴澤斯基安，一方面與哈瑪斯劃清界線，一方面強調不發展核武，接受西方對鈾元素提煉限制的條件，以換取伊朗和平。目前，美國以對於伊朗的軍事打擊態度並未改變，但伊朗已經卸掉「什葉之弧」的盔甲，軍事安全必須獨力完成，這是「避戰」政策的典型。

戰爭是一種政治目地的工具，「不避戰與避戰」是戰爭問題，同時也是政治問題，此議題與「備戰概念」不同。「備戰而不避戰」並非對等概念，備戰是指軍事建設，是指軍事上能不能威懾或打贏一場戰爭，不避戰是戰爭問題，是屬於政治範疇，要不要打，還是要誘發戰爭，也是一種政治決定。

弱國對戰爭難有主動權

從以上兩個正在發生的事例來看，弱勢國家的不避戰，往往在第三者介入下，有被誘發戰爭的可能，烏克蘭依賴軍事援助建設部隊以獲取目的，卻忽略了戰爭的政治性質。陷入戰爭之後的三年，直面美俄政治談判的新政治變局。

烏克蘭突然發現，自己未獲得加入北約目標，卻又要被拉入談判桌，澤倫斯基在達沃斯經濟論壇上發出了不滿聲音，並要求歐洲國家不能自外於美中俄的談判進程，戰爭哀鳴無濟於事，烏克蘭此刻只能扮演刀俎上魚肉，代理人戰爭豈有終戰的主動權。

在伊朗方面，為達避戰行動風險的保障，1月17日與俄羅斯簽署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從公布訊息來看，卻不如北韓與俄國之間《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同盟內涵，夥伴效果不應過多期待。伊朗自我消解防禦圈，能否換取西方取消和平與制裁，主動權已經不在伊朗手中。面對陷入孤立的戰爭，伊朗的避戰決定，期望走向和平道路，但給不給和平，卻與自己無關。

台灣「不避戰」但要「避誘戰」

「備戰」是一種運用軍事工具保障國家安全，台灣目前的氛圍，不可能走向伊朗自我拆解式的「避戰形式」，台灣面對兩岸衝突與「戰爭」的避免，如何能在「不避戰」下實現「避戰」的可能。

「不避戰」首先要排除「先發制人」行動，「先發制人」將帶來「戰爭正義」的困境。美國長年對外用兵，為能解決先發制人的難題，美國提出了「預測性自衛（anticipatory self-defense）」理論，強化先發制人的正當性與正義性，但在現實的操作，仍要看敵對實力，美中在西太平洋的競爭，拜登與川普都強調，競爭而不衝突，連「武裝部隊的自衛」都被局限，目的是獲取避戰利益─霸權維繫。

依照台灣不避戰觀念，去討論避戰的可能與風險，必須從台中美三方與控制戰爭的觸媒去理解，也就是對引發戰爭的因素上去明辨。

台灣避戰效果的可能

對台灣而言，不避戰語意，降低了「先發制人」的行動選擇，這對相對弱勢國力者而言，若要取得國際援助，也是明智的選擇。台海間的軍事衝突，台灣若選擇「先發制人」的行動，這將自絕於國際社會的協力，帶來孤立的政治後果。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提出兩岸「治權互不隸屬，主權同而不分」，是從政治因素上，去除戰爭風險與避戰效果。事實上，台灣2016年後便強調議會外交，2024年美中議會政治進入新的高度，並獲得包括「聯大2758號令的重新解釋機會」與「透過軍援強化自我防衛能力」的重要政治項目。

議會政治不同於行政的主權象徵，2758號令並未透過行政權，在2024年的79屆聯大會議上呈現，這也提醒台灣，議會政治是無法滿足台灣政治需求；至於自我防衛能力，則得利於美國軍事援助法案，讓台灣採購了許多較進步的武器裝備。美國對台灣的態度，吻合王金平主張，主權不分家與治權不隸屬模式，這也可以說是對美國一中政策的新註解。這對台灣百姓而言，或可成為避戰的政治新解。

中國的安全威懾與最後手段

從中國的視角觀察，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具有兩層義意，一是威懾台灣走向法理台獨與外軍進駐台灣的行徑；二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選擇。這兩層意義訊息的表明，武力是應對急症與遏制發展偏移手段，在多元混合能力的當代，軍事威懾與戰爭在影響力光譜上，只不過是極端的一類罷了。

中國目前正處於美中競爭的進程，自有其重要戰略目標追求，「先發制人或由演訓威懾轉為實戰操作」，將自我陷落美國設計企圖─阻卻崛起速度，遠非聰明的戰略。對台灣問題，只要掌握主動與可控行動，並進行「快速決定性」軍事行動能力的準備，應是中國當前較合理的選擇。

為了能加強軍事威懾的可信度，解放軍在去年底與今年初，不斷釋放高科技武器，傳達的訊息，除了威懾台獨的法治化冒險外，也在彰顯中國有能力進行反介入/區域拒止，讓欲介入區域的第三方，自我評估介入代價。

美國能力與誘戰的間接行動

美國新任防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在參院人事審議會上表示，美國國防建設有三個重建目標，「重建軍隊責任、重建國防工業基礎、重建威攝能力。」間接表明了美國當前軍事能力相對下降，中國追趕速度構成了挑戰。

美國另一位新任政策副部長柯爾比（Elbridge A. Colby），在2021年便指出美國西太平洋軍事力量相對下降，須借助同盟關係，以拒止中國的軍事脅迫。主張透過「做他人之手（影響力），做其想做或不想做之事」，以製造熱點，激發衝突，重塑地緣戰略新局，這是間接行動的誘戰思考模式。

從烏克蘭步入戰爭的經驗觀察，北約誘導戰爭步驟如後程序。首先扶持「代理人政治」控制政治菁英操作權力，進而形成「代理人政策」仇化俄烏關係，繼而透過軍事援助，將烏克蘭納入北約的「戰略框架」，由於烏克蘭無法構成北約同盟，西方國家卻又需要烏克蘭軍力，以削弱俄羅斯國力，烏克蘭軍隊最終以「代理人部隊」姿態出現，以履行北約戰略目標，為能讓誘戰質變戰爭，培訓極端民族主義者成為民兵身分，破壞親俄政策以激揚衝突，一旦戰爭開啟，極端組織納入正規部隊，成為督戰角色強化戰爭力度，實現「代理人戰爭」。

俄烏戰爭是透過「誘戰行動」實現，這種行動模式在印太地區，似乎在菲律賓有複製跡象，只是菲律賓實力與中國相去甚遠，美國在中菲南海碰撞上，受制於中美不衝突的政治假設，電子戰、網路戰，無法讓菲律賓產生代理人部隊的定力，代理人戰爭也沒有預期般的發生。

這套誘戰規則，會不會運用在台灣身上，台灣人民可以依據以上模型，自行觀察國內政治進行分析，但不可不知曉的，是這套行動程序，對於兩岸戰爭生成，具有高度的潛在危險。也是避戰所需要的焦點考量。

（作者張明睿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秘書長、博士，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中天新聞網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