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羅慶生》一帶一路峰會 美中競爭升級新南北對抗
文/羅慶生
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10月17、18日在北京召開,140多個國家派代表與會,相較2017年舉辦的第一屆,包括俄羅斯、義大利、西班牙、瑞士、捷克、希臘、土耳其、阿根廷、智利、菲律賓、印尼…等國家元首或政府首長,以及聯合國秘書長、世界銀行行長、國際貨幣基金會總裁等國際組織領導人親自主席,共29位國際領袖參加習近平主持「圓桌峰會」的氣勢,不可同日而語。
那時是中國大陸國際影響力的巔峰。「中國經濟規模將超越美國,問題是什麼時候」,是當時經濟學界的共識。歐洲國家期望擁抱中國市場,脫歐後另謀出路的英國,也強調中英關係的「黃金時代」。
然而,或許正是那麼紅火,才激起超級強權美國的警覺與擔憂。貿易戰與美中競爭隨後爆發,國際合作氣氛變味。2019年舉辦第二屆時已沒那麼風光,但仍有150多國,包括英國、德國、法國、西班牙…派代表出席。今年第三屆是covid-19疫情後恢復舉辦,但在美國抵制下,歐洲、北美及日、韓、澳、紐等經濟發達國家幾乎全數缺席。因此,在美中激烈競爭情境下居然還有140多個國家派出代表,雖然多屬小國或窮國,仍是難能可貴,且意義非比尋常。
美、歐等發達國家抵制「一帶一路」,非洲、南美等發展中國家則普遍參與,隱含的態勢就是「南北分歧」(North-south Divide)。位於南半球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加入中國領導的「帶路倡議」,北半球富國則選邊美國。這意味著美中競爭的兩個面向:一面是美國聯合發達國家孤立中國;另一面則是發展中國家結盟並支持中國對抗發達國家的「南北對抗」。
這影響將非常深遠。未來全球產業鏈即便真的兩極分化成「中國」和「其他國家」,全球市場的兩極分化,卻可能是美國領導的「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和中國領導的「全球南方」。雖然南方國家多數又窮又小,人口總合將近富裕國家的4倍。美國並不具明顯優勢。
「南北對抗」與中國
「南北對抗」並不是新概念,「全球南方」詞彙在1960年代就已經出現,只是被當時的美蘇冷戰所掩蓋,「全球南方」也被視為「第三世界」的同義詞。當時國際描述冷戰通常從歐洲視角,即歐洲的「西方」國家與「東方」國家集體鬥爭。美國領導的西方為「第一世界」、蘇聯領導的東方為「第二世界」,沒有參與鬥爭的其他地區國家,則為「第三世界」。
冷戰以「西方國家」擊敗「東方國家」而結束。原屬「東方」的東歐各國陸續加入歐盟,歐洲進入統合。以往習慣使用的符號已不能完整表述世界新貌,國際政治學者於是復興「全球南方」概念,以統稱那些與美、歐政經體制有異、意識型態不同,貧窮且數量更廣大的國家群體。
國際形勢複雜且有太多面向,如果要簡化概念分析,「全球南方」大約就是發展中國家,相對的「全球北方」則是發達國家。如果還要更簡化,「全球南方」指涉全球廣大的窮國,北方則是指少數的富國。這界定雖然不夠周延,卻有助於讀者理解南北分歧,或者更明確的說,全球富國與窮國間的裂痕,為何會愈來愈深。
「全球南方」的不滿與訴求,簡單來說,就是認為美、歐等富裕國家制定全球規則卻自私自利,不顧窮國死活。例如covid-19疫情期間,富裕國家多囤儲了「只要願意打可以打3、4劑」的疫苗,窮國人民卻多數連1劑都沒得打。再如美國自己不製造什麼,卻利用美元霸權大印鈔票,從市場搜刮南方國家的資源與物資。當全球物價上漲,美國也只管自己打通膨,暴力升息,全然不顧美元升值抽離窮國有限的外匯儲備,造成嚴重的貨幣貶值與通貨膨脹。
更深層的原因,其實是結構性的。富裕國家對生態、環境有更高的品質要求,但這在全球體系中無法分割,因而制定規則,要求發展中國家和他們一樣限制開發,保護生態環境。
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地球生態環境的破壞是發達國家造成的。例如19世紀歐洲列強在殖民地大肆獵殺野生動物,20世紀資本家為節省成本隨意排放有毒物質汙染海洋。
南方國家認為,現在發達國家富裕了,卻以嚴苛規則限制仍在貧困中的發展中國家,這不公平;發達國家應該先為之前破壞地球環境生態買單,然後再制定規則讓大家共同遵守。發達國家不願賠償卻依舊堅持規則,想和他們做生意或借錢發展經濟,就必須遵守。南方國家怎會服氣?
因此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本質上是提供全球南方國家的一個新選擇。各國可以和中國貿易、談投資或借款,不必甩天龍國的美、歐。美國指控中國破壞「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就是從這個觀點。只是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時並沒有這個意圖,是10年演變而自然形成。
中國推動「帶路倡議」的脈絡
10年前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時曾因英文翻譯(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難被理解而被美、歐媒體嘲弄。之後改為「帶路倡議」(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且略具成效後,西方才領悟這與二戰後美國推動的「馬歇爾計畫」有異曲同工之妙,都具有紓解國內過剩產能,擴大國家影響力的效果。美國很理解「馬歇爾計畫」推動美國成為全球超強的作用,因此表面上雖然沒說什麼,實際打壓不遺餘力。「債務陷阱」指控即為經典。
不久前的G20峰會,美國還聯合印度、歐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沙烏地阿拉伯簽署「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合作備忘錄,有意以連接印度、中東與歐洲的「香料之路」(Spice route),抗衡「絲綢之路」。
不過,「帶路倡議」真正的重點並不是貿易路線,而是市場。美國打壓可能搞錯重點。這要從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的脈絡來理解。
「一帶一路」前身是中國2000年啟動的「西部大開發」。當時中國產業以勞力密集為主,工廠集中在東南沿海,每年春節的返鄉潮號稱「地表人類最大移動」。要徹底解決這問題就是發展西部經濟,均衡東西發展。中國於是以「五橫、四縱,四出境」的規畫建設交通網,希望在西方打通另一個貿易方向,帶動西部發展。2010年還在新疆喀什成立經濟特區,體制比照當年深圳,希望能複製深圳市的成功經驗。
喀什特區的發展不如預期。這讓中國理解,光有境內交通建設不行,還需境外配合。2013年習近平上台後,即利用訪問哈薩克的機會宣布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希望能打造新疆加中亞的經濟圈,這是個9千萬人的市場。之後認為海運貿易不能因此被忽略,因而再加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成為「一帶一路」。「帶路倡議」的願景也愈畫愈大,最終是連結歐洲、非洲與亞洲;這可是個65億人口的超級大市場。
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的目的一開始就是貿易,現在也還是貿易。中國無意介入當地國內政,只要能合法貿易,誰主政無所謂。也無意挑戰美、歐「基於規則的秩序」,只是「一帶一路」國家買不到的美、歐產品,中國會賣;借不到的貸款,中國會借。這自然形成新秩序,破壞美、歐在南方國家的布局。
為了掌握與帶路國家的貿易狀況,中國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單獨列為一個貿易統計項目。今年起海關總署還編制「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貿易指數」,該指數以2013年基期為100,2022年已升到165.4。今年前三季,中國與帶路國家貿易同比增長3.1%,已占進出口總值的46.5%。這在中國對外貿易整體衰退時更顯可貴。也意味著即便中國最終失去美、歐市場,也有機會從全球南方國家彌補。
雖然全球南方的經濟發展遠不如北方;但發達國家經濟是存量概念,汽車、家電、資通訊電子產品…等耐久財都已經有了,再買是為了更新。而發展中國家經濟則是增量概念,很多都沒有,要有錢才能買。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有個單純的想望:只要你國家富裕了,就會買我的產品。如何富裕?「想要富,先修路」,中國有很好的基建工程團隊。沒錢?沒關係,我借你。這就是中國所謂「一帶一路的雙贏」。
雖然有部分投資案失敗,但多數成功。如果實在還不起,中國還會免去債務。2022年8月,中國即宣布免除非洲17國,總額超過1400億美元的23筆債務。
這是不是讓中國看起來有點像「冤大頭」?的確,中國對外許多基建投資或貸款是不賺錢的,例如「雅萬高鐵」。給印尼貸款的還款期是40年,寬限期10年;如果考慮50年的通貨膨脹,中國幾乎是白送印尼一條高鐵。但中國要的不是賺錢、政治影響力或美國指控的「債務陷阱」,而是「中國標準」。「雅萬高鐵」採用「中國標準」建造,以後高鐵延駛,還是要採「中國標準」,否則系統難以整合。「中寮鐵路」也是賠錢,但也是「中國標準」,未來如果要延駛到泰國曼谷,也將是「中國標準」。短期賠錢無所謂,中國要的,是整個東南亞的鐵路市場。
中國在非洲的布局,同樣也是如此。如果美國對「帶路倡議」的打壓最終失敗,將是因為對中國的宏圖看得太小了。
(作者羅慶生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博士,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