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周忠菲》拜登拋「中國專制論」 看見美國的言而無信

文/周忠菲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完成了以「去風險」（De-risking）為定位，以恢復中美接觸為宗旨的北京之行。為時兩天的訪問中，分別與中國外交部長秦剛，國務委員王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世界普遍認為，中美外交對話已經重新開始。但美方宣布的，包括「合作維護全球宏觀經濟良性發展，建立中美軍方緊急溝通管道」等目標，並未實現。

布林肯訪問北京剛結束，在時間非常接近的情況下，出現拜登在華盛頓一次民主黨募捐集會上，指責中國為「實行專制獨裁國家」的舉動。布林肯也發聲，指責「中國錯誤扣押美公民」。對這些舉動如何看？除眾說紛紜外，台灣出現媒體轟炸，大小標題，鋪天蓋地。「大辯論」中，有觀點認為，此舉可能將布林肯訪問中國取得的成效，一筆勾銷。更有觀點宣稱，此舉意味中美關係緩和將戛然而止，預示中美關係將重新冷淡。

本文認為，布林肯北京之行的要點，實質在於中美接觸的戰略性，即新聞發布使用的「坦誠性，實質性、建設性」。因此，這次拜登攻擊中國「專制」的舉動，具有非常複雜的背景與算計。此外，對發起攻擊時間節點的選擇，以及傳遞攻擊信號的方式，也十分罕見。故本文認為，不能簡單地得出拜登此舉是為了動搖中美關係的結論。至於拜登的再次「出爾反爾」，超越「事不過三」，缺失誠信配上故意糊塗，是美國政治的悲哀。如繼續抹黑中國，只會弄巧成拙。

回到本題，美國煞費苦心釋放的這些信號，其含義大約為：

其一，展現民主黨對中美關係緩和及其戰略性的考慮；其二，以「人權」、「道義之名，解釋拜登對華政策改變方向的原因，突出民主黨不會放棄干涉中國內政的立場；其三，吸引美國公民以及國際輿論對拜登對外政策調整的注意，博取選票。

先說第一點，中美關係緩和具有戰略性。拜登在日本廣島G7會議結束時，率先對媒體發出「中美關係將在很短時間內緩和」的信號。布林肯啟程訪問中國當天，拜登在華盛頓安德魯斯空軍基地接受媒體採訪時，再次表達他希望能在未來幾個月內與中國領導人會面的意願。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利文也曾多次表示說，美方期待中美領導人再次通話或者見面。蘇利文在六月初的一次採訪中還直接表示，總統拜登期待能「在某個時候」，與中國領導人會晤。

在美國外交史上，由總統「主動出面緩和同另一國的關係」，是非常稀少的例證。尤其當前的局勢是中美衝突未化解，因此，這相當於美方表明，此次與中方溝通的主要動機，在於突出總統在制定對外政策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顯示總統在國內事務中，雖然也存在考慮強大的利益集團政治需要的壓力，但明顯地將這一點放在對外政策之後。實際上，這就是強調中美之間，存在戰略需求。

眾所周知，只有從對戰略性取得理解，對內達成一致性，總統才能在制定對外政策的機構，即國務院、國家安全事務部門、中情局之間，取得對總統改善中美關係決策行為的支援。進一步看，布林肯來中國訪問期間，對於「中美戰略需求」的不便明言，中方也做出了回應。會晤結束後，媒體報導說，訪問期間，「中美達成了一些共識和成果」。

又如媒體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向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發出了訪美邀請。秦剛表示，願在雙方方便時訪美。而會晤結束後，布林肯在北京的美國大使館發表了有關中美關係將保持穩定，美國不支持「台獨」的講話。中方《人民日報》總結為，布林肯北京之行的成效，在於中美雙方達成了「五點共識」。最重要的，就是「雙方同意保持高層交往」。（近日，俄烏戰事中出現瓦格納「兵變」，雖然很快平息，但網路上出現的一種「有說服力的聯想」，有助於對中美戰略溝通的理解。如西方媒體釋放的資訊稱，美國中情局在兩周前，已獲悉俄羅斯軍隊「出現內訌」，恐將「發生嘩變」的情報。畫外音是，總統直接掌握所有秘密情報，作為最高決策人和政策制定者，拜登是掌握戰爭資訊最充分的人）。

第二點是，以「人權」、「道義」之名，顯示拜登若「勝選」，不會放棄對中國內政的干涉立場。這涉及到美國利用「道義」、「人權」、「民主」原則，作為意識形態武器，對它國內政進行干涉的「一套完整的理論」，如與中國建交的民主黨卡特政府，就是「人權外交」的典範。拜登只是再次運用而已。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被美國政界和學術界稱為「共產黨國家」，而美國的政治哲學宣稱，「共產黨國家」就是「專制國家」，「集權主義國家」。美國是「天之驕子」，其歷史使命體現為，在與共產主義作鬥爭的過程中，為「自由民主世界」的利益而戰。「反對共產主義威脅」，「反對中國威脅」，順理成章地成為美國干涉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藉口。例證不勝枚舉。

美國國內社會不平等問題和種族歧視，以及經濟是否崩潰等問題，已非常嚴重，大選臨近，更是將美國政治的極化，推高到極端危險的程度。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渲染其「道義」色彩，突出與「反專制」情結，無非是攻擊中國，「貶低」中國，移花接木，試圖將選舉議題，轉移到中國經濟「將會出現崩潰」，中國將出現「社會動亂」等。同時也向國際社會暗示，美國有能力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進行抨擊，美國仍然以「保護人權」的霸權國家身分自居。這與拜登政府打著「人權」旗號，在「香港占中」、「新疆棉」事件，以及對台政策上的操作，是一致的。借打擊中國，粉飾拜登外交的道義色彩，利用美國霸權，「反對專制」，對美國插手中國內政，給予「正名」。種種伎倆，不過是「自欺欺人」。

局勢已經表明，拜登此舉完全不能收到效果，即不能發揮應對「對美國進行挑戰的挑戰者的作用」（布里辛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引言：超級大國政治）。

第三，吸引美國公民以及國際輿論對拜登對外政策調整的注意。歷史上，即使在進入選舉年的情況下，一般來說，美國公民輿論在對外政策方面的影響，是不重要的。民眾最關心的是美國經濟的衰退與否，未來的經濟是否能夠提供就業。

民主黨素來善於借「人權」、「道義」之名，行干涉他國內政之實。在其經濟政策沒有取得明顯效果的背景下，顯然，拜登希望通過像中美關係這樣有可能成為「特殊大辯論」的問題，吸引公眾的注意。美國輿論戰的規律就是，目的不在於讓公眾相信什麼，討論什麼，而是要辯論什麼，即使有許多人反對，也是輿論戰的成功。

何況，2024大選已來到重大的階段，抨擊中國，維護拜登政府「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為競選募捐，在中美經貿關係上「為五斗米折腰」等，不但是極好的話題，與美國的政治規則，也不矛盾。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拜登示意下的布林肯北京之行，核心在於如何看待中美接觸的戰略性，拜登拋出「中國專制論」，意味美國對中方「政治體制」，進行挑釁，如此行事，中美關係的穩定性又在哪裡？難道對「反中」，也要行使「言而無信」？令人想起，去年8月裴洛西「硬闖台灣」後，返回美國時，在機場對記者發出：「中國是一個民主社會」的說辭。

（作者周忠菲為上海台灣研究會研究員，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