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曾建元》俄烏戰爭對台灣社會與文化建設的啟示
文/曾建元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兼任副教授、台灣獨家傳媒智庫執行長）
俄烏開戰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以「非軍事化、去納粹化」為由，宣布對烏克蘭共和國展開「特別軍事行動」，俄烏戰爭全面爆發，烏克蘭共和國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Oleksandrovych Zelenskyy）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俄羅斯的侵略行動遭到各國普遍的譴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國家和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陣營則為烏克蘭提供了強大的後勤支援，我國也公開表達了對烏克蘭的支持。
俄烏戰爭實際上在2014年3月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共和國即已開始。當年年初2月，烏克蘭反對加入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共同體的廣場橘色革命（親歐盟運動），導致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Fyodorovich Yanukovich）叛逃俄羅斯，請求俄軍助其復位，俄軍趁機出兵克里米亞共和國，頓巴斯（Donbas，即頓內次盆地（Donets Coal Basin））地區爆發親俄軍事政變，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Luhansk People’s Republic）以及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Donetsk People’s Republic）宣布成立，頓巴斯反俄民兵亞速營（Azov Regiment）乃在安德烈．比列茨基（Andriy Yevheniyovych Biletsky）號召下於5月成軍進行抵抗。
俄羅斯持續染指烏克蘭東部俄羅斯民族地區，俄烏衝突不斷，兩國於2014年9月和2015年2月與新俄羅斯邦聯（Federal State of New Russia）所屬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以及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簽署《明斯克協議》（Minsk Agreements）與《新明斯克協議》（Minsk II Agreements）兩項停戰協議，但俄羅斯終究仍撕毀協議，在宣布承認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並簽署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後，根據條約，應邀進入頓巴斯，聲稱協助抵禦烏軍，而向烏克蘭進軍，全面開戰，兵鋒一度直抵烏克蘭首都基輔（Kiev）。2022年9月23至27日，俄羅斯在頓巴斯頓內次克、盧甘斯克、以及烏克蘭東部佔領區內烏克蘭人居於多數的札波黎沙（Zaporizhzhia）和赫爾松（Kherson）兩州舉行入俄公民投票，公投結果一面倒，普丁乃於9月30日簽署公文，將以上四個地區收入版圖。
民族衝突與地緣政治
俄烏戰爭的本質是民族衝突外加地緣政治衝突。俄烏兩國都源自東斯拉夫語族，與白俄羅斯古代同屬基輔羅斯公國統治，「烏克蘭」的本意即為羅斯公國的邊遠之地。後來莫斯科公國崛起，發展成俄羅斯帝國，政治影響力從此凌駕於烏克蘭之上。列寧（Vladimir Lenin）領導共產主義革命，反抗俄羅斯帝國沙皇專制統治，烏克蘭也起而響應，獲得獨立，建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其後則加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組織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聯合國成立後，也以創始會員國地位加入。蘇聯為了聯盟內民族團結與認同，以俄文為國家語言，對烏克蘭文化造成極大傷害，再者，蘇聯也為了牽制各個民族，而將俄羅斯人大量進行移民實邊，或在各自治共和國國界劃分上刻意製造人為的爭端，以使蘇聯中央擁有第三方仲裁地位的權力。在這樣的思考下，蘇聯於1922年將俄羅斯的頓內次盆地（Donets Coal Basin）中的盧甘斯克、頓內次克等地劃給烏克蘭，1954年2月，在烏克蘭籍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授意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以慶祝1654年莫斯科大公國與哥薩克酋長國簽訂《佩列亞斯拉夫條約》（Treaty of Pereyaslav）再度統一300週年為由將俄羅斯所屬的克里米亞劃交烏克蘭。
蘇聯兩度將俄羅斯領土劃給烏克蘭，為俄烏民族關係種下了莫大的禍根。事實上，烏克蘭境內俄羅斯裔約占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特別集中分布在原本就屬於俄羅斯領土的克里米亞和頓巴斯，無怪乎俄羅斯無論從民族感情、地緣政治乃至當地的工業資源，都難以對併吞兩地斷念。烏克蘭對俄羅斯意欲恢復蘇聯大帝國的野心始終高度警戒，自然傾向援引北約和歐洲聯盟力量自保與抗衡，此一意圖一旦實現，確實將使俄羅斯在歐俄大平原上馳驅的絕對優勢完全消失，令俄羅斯大感威脅而惱羞成怒，俄羅斯乃在保衛頓巴斯的名義之外，以反對北約東擴裂解前蘇聯世界危害俄羅斯文明為由對烏克蘭進行軍事干預行動，企圖進一步壓迫烏克蘭改變申請加入北約的決定。
戰爭進行至今，烏克蘭固然已解除基輔的圍城危機，迫使俄軍回防頓巴斯，但烏克蘭收復頓巴斯的行動也因俄軍的頑強抵抗而陷入膠著狀態，另一方面，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也認清現實，不再尋求加入北約，事實上，經此戰爭，烏克蘭已與俄羅斯結下血海深仇，北約各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也早已和烏克蘭形成實質的盟約關係，加不加入已無關緊要。烏克蘭總理什梅加爾（Denys Shmygal）2023年2月接受德國《焦點》（Foucus）周刊媒體採訪時尚稱，烏克蘭在未來100年內都不會與俄羅斯和解或合作，除非俄羅斯民主化、非軍事化和無核化，而烏克蘭唯一的妥協方案是俄軍從烏克蘭撤出，恢復至1991年蘇聯解體時的邊界。
2023年2月24日俄烏戰爭一週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布《中方發布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聲明12項，首揭「尊重各國主權」，主張「各國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都應該得到切實保障」，暗批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侵犯該國主權，次言「摒棄冷戰思維」，對俄烏兩國各打五十大板，稱「一國的安全不能以損害他國安全為代價，地區安全不能以強化甚至擴張軍事集團來保障」，前者警告俄羅斯，不得以俄羅斯安全理由損害烏克蘭安全，但也同時勸告北約東擴烏克蘭一事應適可而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俄烏之間首鼠兩端的態度終於稍見明朗，在主權的問題上，該國並不支持俄羅斯的立場，雖然它同情並理解俄羅斯以出兵制止北約東擴的想法。
俄羅斯出兵頓巴斯，之所以獲得俄羅斯和頓巴斯俄裔人民的支持，甚至在此之前得以輕易併吞克里米亞，都和俄羅斯人的民族感情有關，普丁抨擊烏克蘭納粹化，其實是攀誣，澤倫斯基本人就是猶太人，烏克蘭人真要反猶太，就不會選出一個猶太人當總統，但普丁是別有所指，惡意影射，他誣指亞速營是納粹黨，所以要替天行道。亞速營建軍之初，懷抱國仇家恨，具有極端種族主義色彩，對俄羅斯人施加言語和肢體暴力，在所難免，但2014年秋天亞速營便已編入烏克蘭國民警衛部隊，成為國家軍隊，烏克蘭當局豈會容忍在國軍之內還有一個擁有獨立政治意志的部隊。但亞速營也因為具有志願軍的傳奇色彩，而吸引了各國志願者的加入，而成為一支國際兵團，其成員不乏猶太人和俄羅斯人。2022年5月，亞速營在馬力波（Mariupol）保衛戰中堅守亞速鋼鐵廠（Azovstal）據點的英勇表現獲得舉世的尊敬。
烏克蘭化與去俄羅斯化
真正讓俄羅斯忌恨與懊惱而影射為納粹化的作為，是烏克蘭原稱去共產化（decommunisation）的去俄羅斯化（derussification）本土化措施。1989年10月，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修改憲法並通過了《烏克蘭共和國語言法》（Law on Languages），揭示民族語言的自由發展與平等是各民族之間精神上相互理解、文化上相互豐富和鞏固民族友誼的基礎，在保障烏克蘭語的國語地位並以之全面發展烏克蘭人民的精神創造力量之餘，也要調節共和國其他居民在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等使用語言領域的社會關係，課與政府義務以創造發展和使用烏克蘭語和包括俄語在內的其他族裔群體語言的必要環境。
1991年9月烏克蘭獨立改國號為烏克蘭共和國，11月頒布《烏克蘭各民族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National Minorities of Ukraine），宣示：「烏克蘭保障公民自由使用俄語的權利，民族聚集區居民通用的語言享有和烏克蘭語同樣的功能」，此舉一度對於國內外的俄烏民族關係發揮了相當的安定作用。次年6月生效的《少數民族法》（Law on National Minorities），將國內民族分成主體民族、土著民族和少數民族而區別其權利，除了重申《烏克蘭各民族權利宣言》的權利清單而將之入法之外，則又再提出少數民族文化自治權利，保障各民族自由選擇交際語言以及學習母語以及發展民族文化的權利。2005年9月19日，烏克蘭簽署了《歐洲區域或少數民族語言憲章》（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該憲章的目的是保護和發展歐洲的歷史性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規定了簽署國應積極採取措施來保護歷史性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並促進其發展。
2012年8月，《國家語言政策原則法》（Law of Ukraine on Principles of State Language Policy）生效，規定在一地區如果至少有10％的居民認為其是母語，該語言就可獲得區域地位，俄語於是在烏克蘭頓巴斯地區各州和黑海西北岸的敖德薩（Odessa）州獲得區域語言的地位。
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後，烏克蘭的去俄化措施轉趨激進，首先全面清除列寧雕像，2016年12月30日，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Petro Poroshenko）簽署了國會最高拉達（Verkhrovna Rada）關於《出版事業法》（Printing Business Law）部份條文的修正案，內容涉及限制具有反烏克蘭內容的外國印刷產品進入烏克蘭市場，而更特別限制從俄羅斯進口的圖書一次不得超過10本，除非獲得許可。該法另則禁止將印刷媒體用於：要求奪取權力、暴力改變烏克蘭的憲法秩序或領土完整；戰爭、暴力和殘忍的宣傳；煽動種族、民族、宗教仇恨；傳播色情製品，以及實施恐怖行為和其他犯罪行為；共產主義和／或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極權主義政權及其標誌的宣傳；侵略國及其當局、侵略國當局代表及其行動的擴大及／或宣傳，從而樹立侵略國的正面形象，證明或承認對烏克蘭領土的合法佔領。該法所稱之侵略國，就是俄羅斯。《出版事業法》的此次修正，被論者認為升高了俄羅斯的殺機。
2019年波羅申科卸任前臨去秋波，通過《關於確保烏克蘭語發揮國語作用法》（Law of Ukraine on Protecting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krainian Language as the State language），賦予了烏克蘭語唯一官方語言的地位，認定其具有不同種族間互相交流的功能，是國家統一與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2019年5月澤倫斯基出任總統後，烏克蘭大幅展開非俄化，2020年4月，《地名去殖民化法》（Toponymy Decolonization Law）通過，規定涉及頌揚俄羅斯城市、歷史、人物的烏克蘭地名都需改名。基輔市區一處由蘇聯於1982年贈送的象徵俄羅斯與烏克蘭關係的俄烏友誼紀念碑在2022年4月遭到拆除，俄烏人民友誼拱門則改名為烏克蘭人民自由拱門，哈爾科夫（Kharkiv）的第二次世紀大戰蘇聯紅軍軍神朱可夫（Marshal Žukov）元帥的雕像被拆除，捷爾諾波爾（Ternopil）的俄羅斯現代文學之父普希金（Aleksandr Sergeyevich Pushkin）紀念碑也應聲而倒，俄羅斯嚴厲抨擊烏克蘭此舉為「企圖抹殺共同歷史」。2021年7月，最高拉達通過澤倫斯基提交的《原住民權利法》（Law on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Ukraine），該法的立法目的，是要在烏克蘭人之外，對烏克蘭原住民提供語言文化的保護。該法對原住民的定義是，在烏克蘭領土上形成的本土民族（原住民）群落，是獨特語言和文化的承載者，擁有傳統、社會、文化或代表機構，意識到自己是烏克蘭的原住民，是烏克蘭人口構成中的少數民族，且在國外沒有形成國家文明。這一來，擁有自己國家的俄羅斯人就不會被認可是原住民，原住民僅有三族適格，他們是克里米亞韃靼人（約25萬人）、卡拉伊姆人（Karaim）（1,900人）和克里姆恰克人（Krymchak）（不到500人），這一來，俄裔將無權享有廣泛的文化、經濟、教育和語言的權利，不能創辦使用自己語言的大眾媒體，不能建立自己的學校，也不能從國家財政預算中獲得補貼來資助社會、文化或代表機構。《原住民權利法》乃被認為有挑釁俄羅斯的意味。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去俄化相當不滿，7月12日，普丁發表〈論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歷史統一〉（On the Historical Unity of Russians and Ukrainians）專文，論證歷史上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是三位一體的俄羅斯民族，烏克蘭在文化和歷史上基本是俄羅斯的一部分，克里米亞、頓巴斯和俄烏邊界多處，更是外部勢力以及蘇聯時期的行政和政治決策的產物，所以俄羅斯基於對於俄羅斯歷史文化的使命感，不容許烏克蘭脫離其控制。
2022年2月，烏克蘭因俄烏戰爭爆發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最高拉達於6月通過兩項法案，一為《出版事業法》部分條文修正，一為《媒體法》（Media Law）部分條文修正，前者禁止俄羅斯公民印刷書籍，除非他們願意放棄俄羅斯護照並取得烏克蘭公民身份。該禁令僅適用於1991年蘇聯瓦解後擁有俄羅斯公民身份的人。該法還禁止商業進口在俄羅斯、白俄羅斯和被暫時佔領的烏克蘭領土上印刷的書籍，自任何國家商業進口銷售的俄文書籍則皆需就是否存在反烏克蘭內容申請審查。截至2022年11月為止，烏克蘭已經從各地圖書館撤出約1,900萬冊俄文或前蘇聯時代的烏克蘭文書籍，約占烏克蘭藏書量的四成，比例相當之高。而自2023年元旦起，在烏克蘭出版的書籍，只准使用烏克蘭文和各本土少數民族語文，包括克里米亞、韃靼、卡拉伊姆和克里姆恰克，以及歐洲聯盟各國語文，這意味著俄文出版被全面禁止；《媒體法》則禁止播放1991年後俄羅斯公民在媒體或公眾上彈奏、演唱的音樂，同時在電視、廣播上提升烏克蘭語內容到75%以及播放烏克蘭音樂的比例到40%。
《烏克蘭憲法》第10條規定：「俄語和國內其他少數民族語言都應受到國家的保護，能自由發展和使用」，第53條規定：「保障少數民族公民擁有通過學校和文化協會學習本民族語言和使用本民族語言從事研究的權利」，第24條第2款規定：「不得因種族、膚色、政治立場、宗教及其他信仰、性別、族群和社會階層、財產、地域、語言或其他特質而享有特權或受到限制」。烏克蘭《語言法》對於保障俄語使用所做的許多規定，如第3條：「烏克蘭公民在機關工作中有權使用任何一種可以接受的語言」；第5條：「保障公民在與各級組織交往過程中使用任何一種語言和用俄語進行回復的權利」；第6條：「烏克蘭公民在工作中不得因不懂烏克蘭語或俄語而受到歧視」；第10條：「最高國家機關的所有文件可用烏克蘭語或俄語發佈」；第25條：「烏克蘭公民有自由選擇學習語言的權利」和第30條：「科研成果的發表可選擇使用烏克蘭語或俄語」，其後逐漸被各個語文相關特別立法如《出版事業法》、《關於確保烏克蘭語發揮國語作用法》、《原住民權利法》和《媒體法》架空。事實上，自2018年下半年起，就有利沃夫（Lviv）、日托米爾（Zhytomyr）、捷爾諾波爾、伊萬諾－弗蘭克夫斯克（Ivano-Frankivsk）以及沃倫（Volyn）等州議會決議暫停使用任何俄語的文化產品，但這些顯然違憲和違反《語言法》的措施皆未獲得撤銷，而烏克蘭在緊急狀態下的立法，如非限時法，則恐怕也有違憲之嫌。種種去俄化的措施，如果都屬違憲，則儘管俄羅斯侵略行為需要非議，但烏克蘭授人以柄，在施政上也確有值得改進檢討之處。
戰端：去俄羅斯化與非中立化
俄烏戰爭開戰之後，世人無不擔心中華人民共和國仿效俄羅斯對台灣動武。在某種意義上，俄烏戰爭也成為兩岸的象徵性代理人戰爭，俄羅斯象徵中華人民共和國，烏克蘭象徵台灣，金門和馬祖象徵克里米亞和頓巴斯，中華人民共和國暗中支持俄羅斯以武力收復歷史上的領土，台灣公開支持烏克蘭反侵略，美國和北約則藉由制裁俄羅斯和全力後勤支援烏克蘭，警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勿對台灣輕舉妄動，在此同時，美國盟國和歐盟也都對兩岸形勢表達高度關切，美國更不斷協助台灣強化國防戰備。
國防除了軍事對抗之外，精神武裝同樣重要。俄羅斯以泛俄羅斯民族的歷史同一性做民族主義動員，論證收復克里米亞和頓巴斯的正當性，烏克蘭則以加速烏克蘭化和去俄羅斯化作為因應，同樣也是民族主義動員，但烏克蘭有著一個罩門，就是境內存在俄羅斯裔民族聚集區，克里米亞和頓巴斯的公民投票不論是否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可以想像俄羅斯裔烏克蘭人面對烏克蘭主體民族實施去俄羅斯化政策時的尷尬，而縱使捨去前俄羅斯屬地，烏克蘭人本身還是有將近一半的人在日常生活上習慣用俄語，《出版事業法》、《原住民權利法》和《媒體法》強制改變其語言環境，勢必會造成俄語使用者極大的不便，另一方面，不容否認的是，也傷害了以俄語為載體的文化傳承。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和俄烏關係形同實異，在台灣作為國語的華語／北京話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普通話，台灣人多數以國語和各族群母語混合使用作為日常語言，這也因為台灣族群多元，法定原住民族就有16族，再加上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確實需要有共同語言，國語不是本土族群母語，也就擁有與各族群保持等距而獲得接納的優勢，雖然國語的引進和推廣曾經憑藉國家的暴力。要以使用人口最多的母語福佬話取代國語，並不容易，因為福佬話沒有自然演化出適應當代社會的各種詞彙，這一功能如果要具備，則需要依賴國家資源投入進行詞彙的整理和推廣。《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多元文化主義作為基本國策，是不容許出現像烏克蘭禁止俄文出版、演出和典藏的情形的。
烏克蘭以激進的震盪療法去俄化，目的自是希望在短期內完成型塑烏克蘭民族國家和民族意識，以抵抗俄羅斯強勢文化的滲透和侵略，但此舉確實也使境內俄裔人民擔憂文化傳承與受到主體民族的歧視，而更加期待強大的祖國俄羅斯的保護。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兩個俄裔民族集中地區脫幅以後，除非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和文化自治，否則很難有回歸烏克蘭的可能性。
烏克蘭有俄裔和俄語使用者認同俄羅斯的危機，台灣也有中國認同者的忠誠危機。台灣的中國認同者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長年統一戰線工作和擴大對外宣傳的影響，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國崛起代表的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台灣的多元文化主義基本國策的終極目的是去中國化，在被台灣社會邊緣化的恐懼中，乃以擁抱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自己尋求集體的安全感。
台灣的本土化教育，並不是將台灣與中國對立起來，而是基於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把中國的中原文化和台灣各原漢族群文化都納為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平等相待，而以國家資源投入到基層社區和國民學校進行各族語言復振與文化再生，各族群的語言文化乃得以在台灣獲得自由發展的空間，而可對比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漢族沙文主義的專斷霸道，立基於憲政主義的台灣多元文化的主體性價值就被創造出來了，同樣在憲政主義的基礎上，台灣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也就得以在台灣人民的價值共識和文化自信中獲得鞏固。
1990年7月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通過《烏克蘭國家主權宣言》（Declara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of Ukraine），宣告烏克蘭為將成為中立國家、不會參與軍事聯盟，並且秉持非核武裝的原則：不接受、不生產、不購買核武器」，1991年12月烏克蘭人民乃經由公民投票認可該宣言而支持自蘇聯獨立。《烏克蘭國家主權宣言》先於《烏克蘭憲法》而成立，因而具有基本規範的法位階，效力高於憲法，《烏克蘭憲法》第5條和第156條規定修憲權屬於人民，憲法第一章〈通則〉章之修訂應由「總統提出的全國公民投票決定」。
2008年烏克蘭開始與歐盟進行入會諮商談判，中間甚至因為烏克蘭爆發橘色革命而幾乎變生肘腋，直到2017年9月《烏克蘭－歐洲聯盟聯合協議》（European Union–Ukraine Association Agreement）才宣告生效。2018年11月，烏克蘭憲法法院就有關烏克蘭放棄中立國地位、參加北約與歐盟的修憲案，依據憲法第157條審查其是否涉及意圖撤銷國家獨立，而批准由最高拉達進行修憲議決通過的程序，2019年2月7日，烏克蘭最高拉達通過總統波羅申科提交之《有關修訂憲法烏克蘭全權加入歐盟與北約國家政策相關條例法》（On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Regarding the Strategic Course of the State for Acquiring Full-Fledged Membership of Ukraine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增訂《烏克蘭憲法》第116條第1項第1-1款，將烏克蘭成為北約和歐盟正式成員作為首要國家戰略，並課以政府內閣確保這一戰略實施的責任。當加入歐盟和北約成為烏克蘭的憲法基本國策，俄羅斯就只能以外交或戰爭手段延遲烏克蘭加入歐盟和北約的進程，卻無法令其根本放棄這一決定，除非再次修憲，而俄烏戰爭只能證明烏克蘭援引西方力量來維持國家獨立的戰略是正確的。但是烏克蘭這一修憲案卻也在國內引起憲法上的爭議，中立國地位是由烏克蘭人民公投決定的，改變這一基本規範或憲法基本原則，難道不需要也經由公投程序由人民直接決定，故而以國會修憲恐怕會有違憲的疑慮。
台灣修憲必須經過國會立法院提案和人民公投複決，通過的門檻極高，也因此很難完成，國民共識要以憲法的形式確認，變得毫無可能。但台灣有活躍的公民社會和國會政治，重大決策盡可以假投票、民意調查、公民審議等方式探知真實的民意和社會共識面貌。根據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自1992年6月開始執行的《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調查2023年1月發布的報告，純粹中國人認同已經掉到歷年新低的2.7％，台灣人認同穩定維持在六成，雙重認同為三成；政大選研的另一項1994年展開的調查《台灣民眾統獨立場分析》2023年1月發布的報告顯示，偏向獨立者為穩定的25.4%，永遠維持現狀者為歷年新高的28.5%，維持現狀後再決定者為28.7%，五成以上民眾不支持兩岸統一。台灣雖然多數人與對岸同文同種，但歷經數十年的民主洗禮，台灣人很清楚，也很珍惜現在幸福和自由的生活，對於和獨裁專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毫無寄望。
引發俄烏戰爭的因素很多，從社會和文化的面向，就是烏克蘭的烏克蘭化和去俄化政策導致前俄羅斯地區俄羅斯裔的不安，因而寧願回歸俄羅斯，本文有理由相信，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在聯合國監督下重新進行公民投票，恐怕結果還是一樣的，除非烏克蘭能夠提供更大的自治空間，但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的地位本來就已經為《烏克蘭憲法》以專章保障的了。另一方面，俄烏戰爭已經造成烏克蘭對俄羅斯的血海深仇，烏克蘭已經是北約的盟友，不論是不是真的加入北約或歐盟。本文認為俄烏戰爭繼續下去的理由已經不在，烏克蘭無法真正收復克里米亞和頓巴斯，而俄羅斯也無法再讓烏克蘭真正中立化。
烏克蘭給台灣的啟示
台灣作為多元文化主義國家，沒有去中化的問題，深化多元主義下的本土化，讓中國認同者的中國感情得以安頓和獲得尊重，才能避免其因不安而挾中共以自重。要論中華文化的保存與創新，台灣絕對比曾經歷經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得更好，但台灣人也要自覺，激進的大福佬主義納粹化傾向的反中言論，很可能目的就在於分化台灣人的團結，製造台灣福佬人與外省人之間的族群矛盾，也在為福建省的金門和連江兩縣與台灣本島的關係挑撥離間，更在操作鼓動台灣的孤立主義心態，使台灣不要成為中國各個反中共迫害民族自由運動的支持力量，而使台灣的民主經驗喪失對中國的燈塔效應，讓中國大陸人民徹底死心而臣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從此去除心腹大患。
而要避免金門馬祖兩個離島縣份克里米亞化的宿命，就要強化前線的不對稱戰力以及地方公民社會力量，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感到併吞金馬的代價將得不償失，而對美國而言，台灣的地位也像是遏制俄羅斯黑海出海口的克里米亞，如果台灣像克里米亞一樣心向「祖國」，根本就無藥可救了。
台灣根本的國防安全保證是美國與其盟國日本等國的支援，台灣基於疑美論的中立化主張無異於自廢武功，要知道，不是台灣作為美國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棋子，在兩岸關係中，台灣要維持自己的主權獨立和憲政民主，就要把美國等民主國家當成旗子，才能嚇阻中華人民共和國侵台的野心。台灣的國際地位還不比烏克蘭，烏克蘭還能到聯合國控訴俄羅斯侵略，台灣受制於一個中國，兩岸問題被國際法內政不干涉原則嚴重干擾，使得聯合國在面對台灣海峽戰爭問題投鼠忌器，多虧美國以《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和台灣建立非典型外交關係並提供安全承諾，台灣才能維持五十年來的和平。美國現在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國，美國為了維持兩岸戰略平衡煞費苦心的種種考慮，台灣人要有所理解也當心存感謝，但台灣人終要體會，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除非甘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奴隸，為自由的奮鬥必然要付出代價。
將近140年前的台灣仕紳和中國進步官員，就已經知道以建立台灣民主國邀請各國干預作為台灣人民抵抗侵略的正當防衛手段，所以我們要讓世人知道，台灣宣布法理獨立是國家的正當防衛手段，我們要隨時準備這一天的到來；但在此之前，我們也要學習100年前蔣渭水一代人的抱負，以台灣幫助中國和東亞各民族啟發文明，一舉天下利，避免黃白起戰爭，為世界人類創造和平盛世。
民國112年3月11日下午3時3刻
新北板橋萊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