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蕭衡鍾》日本部署千枚飛彈 要打「台灣有事」？

文/蕭衡鍾

兩岸因素中的台灣議題原本就事關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尤其是「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的說法，在台日關係也跟著發酵，這就影響到中日台三方合縱連橫的關係取向。因此，日本《讀賣新聞》8月21日報導，日本政府考慮要以西南諸島到九州為中心，部署超過1000枚的遠端巡弋飛彈，以填補日本與中國之間存在的「飛彈鴻溝」，以及應對所謂「台灣有事」的突發狀況。

日本打算改進陸上自衛隊裝備的12式岸基反艦飛彈，將其射程從目前的100多公里擴大到約1000公里，使飛彈能夠觸及北韓與大陸東部沿岸地區，並計畫將這款飛彈改進為可從水面艦艇和戰鬥機上發射，最快將在2024年部署並運用於對陸攻擊，顯見兩岸因素中的中國崛起議題，對於日本國家安全的影響也日益重要，日本戰略規劃與部署決策，也由消極轉而積極、頻繁與集中。

「美主日從」、「美規日隨」的安保依賴

國家安全戰略是為了保障其國家安全，在平時和戰時能夠發揮，並有效運用國家綜合力量的方略，綜合運用經濟力量、外交力量和文化力量等一切力量，以確保國家的安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初期，影響日本安全政策的兩大關鍵議題，分別為「吉田原則」與「美日安保條約」。

「吉田原則」是指由原外務省官員、後出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所建構的日本安全戰略架構，他認為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與美國發展密切軍事安全關係是符合日本利益，所以要在日本發展經濟、政治自主以及與美國關係、日本的「再軍事化」之間，尋求一個平衡與妥協的戰略，因此在以發展經貿為重心的原則下，日本與美國成立了美日安保體系，並成立了自衛隊來作為日本本土防衛的武力基礎。

冷戰結束後，日本政府面對當時國內外形勢的重大變化，日本對國家安全戰略進行了必要的調整。為了根據日本自身戰略需要來制定了新的安全戰略，1994 年2月由當時的日本首相細川護熙成立了私人諮詢機構「防衛問題懇談會」，同年8月，「防衛問題懇談會」向當時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提交了一份〈日本安全保障與防衛力量的應有狀態－面向21世紀的展望〉報告。

這份報告全面闡述了冷戰後的日本國家安全戰略，形成了日本現行安全戰略的主要框架，其基本內容首先是要堅持日美安全保障體系，爭做世界政治大國；其次為加強全方位對外關係，確保國際政治穩定，營造國際新秩序；再者為穩定內政，建立安全保障的牢固基礎；最後則是要加強自衛隊建設，發揮新時期軍事力量的作用。

在這份報告中，尤其是以與美國的關係為重點，認為未來美國軍隊仍然是維持世界海洋安全的主要力量，而這個力量也是海洋安全的基本要素，其中當然包括了太平洋，所以日本的安全在軍事合作上依然必須依賴與美國的合作，尤其是針對部分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美國的核武威嚇對日本的安全是不可或缺的。在這一點上，日本必須堅決維持此一關係的存在。

另外，報告中也提出，雖然與美國的合作並不是新的發展，但與其他國家的聯合軍事演習，卻是新的且重要的發展，因為這跟日本要選擇增強自身在區域安全事務的發展是有關聯。

兩岸因素鞏固美日安保

美日安保與美日同盟中的兩岸因素，包含有對於中國崛起的「威脅」、以及對於台海有事的關注，對日本的國家安全觀影響頗大。第一，是要繼續堅持美日安保的體制。為了謀求成為政治、軍事大國，日本更需要加強美日安保體制的作用，美日之間逐漸由「美主日從」轉為「全球夥伴」，並加強自衛隊建設，增強「自主防衛」能力，強調軍事力量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重要性。

第二，擴大了美日安保體系的防禦範圍，通過參加多邊的集體防禦體系，讓自衛隊由「專守防衛」轉向了「攻勢作戰」，由「防禦戰略」轉向「干預戰略」，並調整了防禦的對象，由「保衛北方」轉向「防禦西方」，在防衛職能上由內向型轉向外向型，積極參與戰區飛彈防禦（TMD）計劃、發射偵察衛星。

第三，繼續增強日本的綜合國力，加大多元外交力度、擴展外交空間，大力開展以「聯合國外交」為中心的多元化外交，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推動地區對話，確保在東亞甚至是亞太地區的主導權。

會有這樣的改變，乃因日本最常出現的安全關注就是關於中國軍費開支增加的問題，以及解放軍飛機與船艦、潛艦的活動範圍，因為在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綜合國力迅速超越了日本，並且與美國的相對差距也在不斷縮小當中。而中國也知道，這樣綜合國力的相對變化，必然會引起世界各國安全戰略和對外戰略的重大調整。

原因在於，雖然中國大陸的軍事現代化是在其經濟建設與崛起之後的，但若沒有大陸驚人的經濟成長帶動了綜合國力的增加，那麼各國對於大陸的軍事發展自然就會減少關注，減少對於「中國威脅」的疑慮。

因此，從日本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中國的迅速崛起，還有解放軍突破第一島鏈進入西太平洋地區的兵力投射能力，對日本構成了戰略上的威脅與威攝，使得日本需要更為加強與美國的戰略結盟，以及甘願冒著中國的強烈反彈，硬是要把台海局勢給納入美日安保體系中的「周邊事態」範圍內。

日本政府發表的《防衛白皮書》起初對於中國增加軍費保持十分謹慎的態度，但是到了1996年的《防衛白皮書》中所使用的措辭出現了變化，1996年以後，中國被認定為對日本來說是一種「潛在上升中的威脅」，並且在1996年以後的版本都有中國軍事力量增加的數目表，警示日本必須注意中國的軍事行動，包括核武力量、海軍和空軍力量的現代化。

爾後，在2000年的《防衛白皮書》中，內容對於中國軍事狀況的關注遠較以往公開，除了第一次提到日本在中國中程飛彈的射程範圍內之外，並具體指出中國的海軍艦艇在日本附近海域出沒的情況。2001年的《防衛白皮書》更提到日本要注意中國的軍力發展是否超過了中國在防衛上的需要(是否有軍事擴張的疑慮)，以及出現了比較中國與台灣雙方軍事力量的內容。

過去受「和平憲法」所限制，日本自衛隊一直無法擁有「攻擊敵人基地」的能力，因此沒有部署能夠對地攻擊的遠端飛彈。此外，美國近幾十年來受到《中導條約》（INF）的限制，也沒有研發射程為500至5500公里的陸基飛彈；雖然美國已於2019年2月宣佈退出條約，但從重新研發到實際部署仍然需要時間。

但日本近年來在修憲方面的動向頻頻引發各方警惕，首相岸田文雄領導自民黨在今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大獲全勝後，更揚言要提前修改憲法，從根本上加強國防力量，讓日本進步邁向「正常國家」，並將在今年底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三項文件，提出擁有以自衛為目的，足以攻擊飛彈發射基地等目標的「反擊能力」，而改進飛彈的部署將成為這種能力的核心。

雖然，日本的目的在於一方面可以用來應對中國崛起的「威脅」，同時也能夠應對「台灣有事」的局勢，但日本卻忽略了，這樣一來率先、主動部署可以觸及北韓和中國東部沿岸地區對陸攻擊飛彈的那一方，就是日本自己了，如此可能適得其反，反而將導致日本「周邊事態」衝突的發生。

韓國外交部便對此回應表示，韓國正密切關注日本修憲的動向，對於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等防務政策的動向也一再強調，日本需要秉持「和平憲法」的基本精神。因為日本這些作為不但威脅到了中國的「發展利益」與複雜的東北亞區域安全，更觸及中國領土主權「核心利益」的紅線，對於台海和平穩定的維護，恐怕就更不利了。

（作者蕭衡鍾為國立聯合大學助理教授，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研究員，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