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

國戰會論壇/羅慶生》援烏抗俄圍中處處錢坑 拜登陷理想主義困境

美國總統拜登訪問沙烏地阿拉伯,並且與沙國王儲穆罕默德.沙爾曼留下「碰拳」的歷史性爭議畫面。(圖/路透社、沙烏地王宮提供)
美國總統拜登訪問沙烏地阿拉伯,並且與沙國王儲穆罕默德.沙爾曼留下「碰拳」的歷史性爭議畫面。

文/羅慶生

在沙烏地阿拉伯海濱城市吉達參加「吉達安全與發展峰會」後,拜登總統的中東之行結束。雖然在以色列的行程成果不錯,成功召開「I2U2集團」(印度,以色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美國)的線上峰會,但訪問沙國的預期成果落空。路透社的報導,直接質疑這次訪問是否值得。

價值觀與國家利益的兩難

拜登這次訪問沙烏地阿拉伯的立場尷尬,面臨價值觀與國家利益衝突的兩難情境。2018年沙國異議記者哈紹吉(Jamal Khashoggi)被殺害,當時正在競選總統的拜登曾怒稱要將沙國變成「賤民」(pariah)國家。之後拜登政府公布情報調查結果,指出殺害哈紹吉的主謀就是沙國王儲沙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因而拜登到訪如何與這位沙國實際領導人互動,就眾所矚目。

拜登為何要訪問沙國?首先是為了石油。美國通貨膨脹嚴重,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高達9.1%,創40多年新高,人民怨聲載道。拜登身為總統必須出點力,不能只依靠聯準會(FED)的升息。沙烏地阿拉伯在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地位舉足輕重,訪問沙國希望能增產石油,讓油價下跌。其次是為了大國競爭。中國與沙國的關係愈來愈密切,正加速推動沙國出口中國石油以人民幣計價。美國必須修補與沙國關係的裂痕,重修舊好,才能鞏固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避免中國與俄羅斯趁虛而入。

但拜登能因此而和自己認證的「殺人兇手」握手言歡嗎?這和人權與民主的美國價值觀衝突,許多民主黨人士與人權組織對此很不以為然。《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即指出,訪問沙國的任何正當理由都無法抹去一個事實:這是拜登的失敗,沙爾曼王儲個人的政治勝利。

拜登因而在出發前投書《華盛頓郵報》尋求民眾諒解。他強調,他對人權的立場很明確,然而為了反擊俄羅斯與勝過中國,必須直接與有影響力的國家接觸。拜登指出,他的目標是「基於共同利益與責任」加強美國與沙國的夥伴關係,「同時堅持美國的基本價值」。

然而熟知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人都知道,外交政策取向上「利益」與「價值觀」經常衝突,很難兩全其美。拜登以和沙爾曼「碰拳」取代了握手,還當面指責沙爾曼應該對哈紹吉的死負責,試圖穩固他的「價值觀」立場,但也因而沒有達成訪問目的,還遭沙爾曼「美國也曾犯錯」的反嗆。這結果,還真不如不去。

拜登這次出訪沙國可能兩頭都落空。問題是,如果「價值觀」與「國家利益」真的不能兩全其美,必須有所取捨,那外交政策應該以哪個優先?

美國重回「理想主義」路線

事實上,外交政策應該是利益取向,還是價值觀取向?這在80年前,西方國際政治學界就已經辯論過了。

1939年,二戰爆發之際,英國威爾士大學教授卡爾(E.H. Carr)出版了《二十年危機》一書,整理兩次世界大戰間20年國際關係的脈絡,也探討戰爭為何會發生。他將國際關係理論區分為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派,批判了當時主流的理想主義,認為那種烏托邦思想脫離實際,主張正視國際關係的現實,權力才是政治活動的主要因素,道義和民主要依賴權力才能起作用。

他的論點在二戰結束後掀起了國際關係理論的第一次大辯論: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爭。二戰殘酷的現實讓人們選擇拋棄理想主義,現實主義學派取得國際關係理論的主流地位。此後大家信奉:「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國家利益」,美國總統向國民解釋他的外交政策時,也都不會忘記加上一句:這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但拜登政府改變了這傳統,他不再強調美國的「國家利益」,改以符合我們的「價值觀」,作為他外交行動的註腳。

為何如此?從表面上看,這是拜登政府確定中國為美國最主要的「地緣政治競爭對手」後,選擇以「聯合盟友」作為抗中策略的自然演變。除了凸顯拜登與前總統川普堅持「美國第一」的格局不同,要區分朋友與對手,本身就需有明確的差異性。中國制度與價值觀和我們不同,我們要聯合起來維護我們共同的價值觀;就成為美國說服盟友放棄貿易利益與美國聯合抗中,最動人的說詞。這是美國外交政策,堅持理念的理想主義的回歸。

矛盾的是,「地緣政治競爭」的概念卻是現實主義的。除了歐洲與五眼聯盟等老夥伴外,美國實際上是基於地緣政治利益選擇盟友,最具指標意義的就是印度。印度人口將要超越中國,經濟也正快速發展。如果要在歐亞大陸操作地緣政治的「權力平衡」,印度比俄羅斯更有制衡中國的潛力。

因而拜登政府拉攏印度可謂不遺餘力,不僅將印度拉進美國、日本、印度和澳洲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對印度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後大量購買俄羅斯的廉價能源也未加指責,這次在以色列召開的「I2U2集團」首次峰會,還邀請印度入列,將印度的國際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再加上拜登召開「民主峰會」,邀請名單也充滿地緣政治考量。這使外界質疑美國的外交政策,只是披著民主、人權的「價值觀」外衣,實際上仍是只考慮美國自己利益的現實主義操作。

然而更深層次的觀察,美國外交政策的理想主義色彩其實是一直存在的。和「美國例外主義」共生,美國人具有獨特的道德感,認為美國有責任為人類更大利益採取行動。正如「霸權穩定論」倡議者之一的吉爾平(Robert Gilpin)所指出:「沒有人喜歡政治現實主義」,美國人其實很討厭外交政策被迫屈服於國際政治現實的操作。這次烏克蘭戰爭更挑動了美國人內心深處的正義感:俄羅斯是「壞」人,烏克蘭是「好」人,俄羅斯一定要為入侵烏克蘭付出代價。主張烏克蘭應該對俄羅斯讓出領土以尋求和平的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因而被罵得臭頭。

拜登政府的決策困境

理想主義的問題,在7、80年前就已經遭到國際關係學界的批判。簡單來說,道德訴求與政治成功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以致目的可能是好的,但結果卻可能是壞的。雖然如此,在美國獨特的道德感下,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外交政策,仍然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拉鋸。只要國力夠,美國以當「世界警察」自豪。

1990年,國力顛峰時期,美國發動了波斯灣戰爭,懲罰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海珊政權。2001年,發動阿富汗戰爭,懲罰庇護恐怖分子的塔利班政權。2003年,再度發動伊拉克戰爭,推翻可能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海珊。直到去年,才勉強從阿富汗完成撤軍,30年在中東的戰爭拖垮了美國。美國現在需要的是休養生息,無力再像以前如「奧林帕斯山眾神」般的對全世界指點江山。堅持要俄羅斯為入侵付出代價,雖然在道德上無懈可擊,但實踐結果,卻可能進一步削弱美國。

這是季辛吉等現實主義者所擔憂,他們理解國際政治的理想與現實間的差距,才希望盡快結束烏克蘭戰爭。這位地緣政治大師還前瞻未來,反對削弱俄羅斯國力,以維持歐洲,甚至歐亞大陸的權力平衡。

堅持美國「價值觀」的理想主義回歸,已讓拜登政府的決策陷入兩難。明知結束烏克蘭戰爭符合美國利益,但又不能不大力援助烏克蘭;明知必須拉攏沙烏地阿拉伯,卻又不能不指責沙國王儲沙爾曼的不是。甚至明知取消對中國徵收的關稅可以降低高漲的通膨壓力,在堅持抗中的政治氛圍下,又不能不維持下去。

拜登政府的困境,其實是自己造成的。從大國競爭觀點,拜登團隊擬訂出的「以價值觀聯合盟友抗中」是個好戰略,讓盟邦願意犧牲與中國的貿易利益選擇站在美國這一邊。「以道德感聯合歐洲懲罰俄羅斯」同樣是個好戰略,讓歐洲人願意忍受高通膨與歐盟獨立性,團結在美國領導的北約之下。美國的全球領導力的確回來了。

但正如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任何意識形態化的烏托邦都是危險的。拜登團隊打開了理想主義的「潘朵拉盒子」,美國現在道德感高漲,已經綁架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深遠。80年前卡爾將二次大戰發生的深層原因歸之於理想主義;未來世界會不會因此變得更危險?將是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作者羅慶生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博士,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