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蕭衡鍾》建構主義下的中日關係

文/蕭衡鍾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於卸任首相、擔任眾議員後仍對日本政壇保有高度影響力，卻在7月8日輔選行程中遇刺身亡，此事引起了國際、特別是兩岸各界的高度關注，因為在卸任首相前後，其對中國的態度與政治言論都發生明顯變化。

儘管他在擔任首相期間積極修補與中國的關係，讓兩國關係的正常化為日本帶來切實、特別是經濟方面的利益，但於卸任首相後則因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多次發表「挺台」言論、甚至直言「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引起中國強烈批判，《德國之聲》便給予了「任內修補對中關係，卸任後高調挺台」的評價。

雖然有論者認為，「安倍議員」的身分並不能夠等同於「安倍首相」，但除了安倍晉三與日本政府是否「挺台」或「抗中」的問題外，中國與日本過去也因二戰遺留歷史歧見以及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等議題，使兩國關係十分微妙、呈現忽冷忽熱的循環。

中國與日本作為東北亞地區大國，有著極大的共同利益，雙方關係對於兩國而言都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但目前兩國在政治上的關係冷淡，經濟上雖說聯繫密切但也有「變冷」危險，而在民間關係上，兩國民眾反感情緒不斷高漲、親近感不斷下降，雙方關係有陷入惡性循環困境的可能。因此，有必要從建構主義的視角來檢視當下中國與日本的關係。

日本的身分認同和角色認知

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關係實質就是一種社會關係，推動國際關係發展的驅動因素，主要來自角色之間通過建構而產生出來的「互主性共識」、規範和價值觀，正是這些因素影響和規定著國際政治中國家行為體的具體行為。而角色認知的核心是指國家間的相互作用會導致角色對自身進行再界定，使角色通過認知和學習而變得具有顧他性和合作性。

日本謀求「入常」，企圖擁有世界支配地位，但日本在政治上的表現不足以令人信服，自然會引起民眾的不滿與不安。日本只是在聯合國謀求更多的政治利益來為自身的利益服務，但卻沒有充分考慮其他國家對日本新身分的認同。在軍事上，兩國彼此不信任，甚至充滿敵意，「中國威脅論」在日本影響廣泛，而日本「新軍國主義」的復活在中國也有相當影響。

同時，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國策，是美國難以改變的既定戰略和國際對策之一。由於美國遏制中國的立場觀念沒有改變，遂在此政策基礎上，形成了美日同盟，日本堅定的站在美國一方，這種認同和觀念結構使得其同盟權力不斷增強，其對外干涉和攻擊的傾向進一步凸顯，因此，在國際格局中，中國和日本的對立是不容忽視和必然的。

因此，日本長期把中國視為潛在敵人與競爭對手，這種非朋友的關係正是日本對於兩國集體身分的缺失及角色認知的失誤所導致。而這種非朋友的、不信任的關係，也導致彼此間摩擦增多、互信機制喪失，最終影響兩國的正常關係。

中國與日本觀念建構的三層差異

共有觀念是指行為體在一個特定社會環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由於利益和觀念有構成性關係，在特定的社會環境內，共有觀念就建構了行為體的身分和利益。

首先，高層觀念的建構指的是中國與日本政府首腦以及政府間觀念的認定。從戰略的高度來看，國家領導人的態度與言行對於本國具有十分重要的導向性意義，領導人的觀念認定及其言行在很大程度上會左右本國的輿論走向和國民的態度，兩國輿論和民眾也都十分重視高層的重大政治態度。因此，可以說高層的觀念建構，及互信關係的建立是維繫和發展雙方關係的基礎所在。

中國高層一直以來都是以積極友好的態度和意願來對待兩國關係，以謀求兩國之間的友好、和平、發展，但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卻在其執政時不顧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人民的感情，多次以首相身分參拜靖國神社，對中國採取「不理睬、不理解、不信任」的政策，把歷史問題與日本現實中的國家戰略交織在一起，導致兩國關係大幅度倒退。

高層的不信任政策直接影響到了中層和下層觀念建構的偏差，而在安倍晉三上台之後，把中國作為其首訪國家，大幅度的軟化對中國的姿態以緩解兩國之間的冰點關係，小泉與安倍的兩種態度便導致出兩種結果，表明高層觀念的建構對於國家間關係的發展具有十分關鍵的作用。但安倍晉三於卸任首相後卻多次前往靖國神社參拜的轉變，則使不少中國民眾對其好感度下降、反感上升。

其次，中層觀念的建構指的是兩國知識階層和社會精英階層的觀念建構。中層是高層與下層之間聯繫的一個樞紐，高層的決策往往受到中層的影響，而下層的判斷也會受到中層的意見導向。因此，作為專家身分的學者在告知民眾相關國際態勢與國家關係時，應更加客觀與公正，讓國民能意識到哪些舉動將有益於長遠的國家利益、而哪些做法只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表現。

中層的觀念建構是否客觀與公正，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兩國關係的發展，而兩國的中層之間只有不斷加強溝通和交流，才能使這種建構呈現良性互動。實際上，中國在中層的大多數人對彼此關係看得比較理性，當兩國關係陷入僵局時，許多中國學者都認為應該對反日行為做出正確、理智的界定，要區分愛國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並呼籲中國民眾必須努力保持冷靜，以大局為重。

反觀日本在中層的人，卻是呈現意見分歧的情況，現實中，日本右翼勢力一再修改歷史教科書，歪曲歷史事實，宣揚大東亞的正義戰爭論，極大刺激了東亞民眾的感情。有過軍國主義歷史的日本，在右翼勢力的操弄下不正視歷史，一再為過往的罪行開脫，這種對歷史不夠擔當的行為極度損害了日本的國民政治形象。

同時，雖然不論誰出任日本首相，日本的安保戰略仍將繼續實質性地向「現實主義」轉型，其「聯美抑中」的戰略選擇也不會改變，但如今，甚至還有日本學者與議員配合美國加大炒作「中國威脅論」，並鼓動台灣「抗中保台/獨台」，而台灣似乎也樂於搭上這個「聯美親日」的順風車來「抗中保台/獨台」。

再者，下層觀念的建構指的是雙方民眾的相互信任感。假如兩國民眾都把彼此視為仇敵，那麼在各自的社會網絡中就難以避免地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反日」或「反中」的情緒與行動。這樣不僅會擾亂各自的社會秩序，而且會導致雙方整體敵對狀態的升級，直接影響到國家高層決策的判斷，形成一個下落式漩渦，使兩國關係重新回到「霍布斯狀態」。

中國正面態度有助於兩國關係

霍布斯式國際體系的邏輯就是，在雙方的敵對狀態下，生存、安全高於一切，使得日本動用一切手段增加軍事實力和最大化地追求國家利益的實現，以求獲得相對於他方的軍事優勢、確保安全不被威脅。

例如日本執政黨自民黨的目標便是想要在未來５年內，將國防開支提高一倍左右，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2%或者更多，此外，自民黨還希望修改日本自1947年生效以來從未修改過的「和平憲法」，安倍晉三便是其中敦促日本採取更常規防衛態勢的主要聲音，甚至提出了「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說法。

對於安倍晉三被刺身亡後，中國網民對他身後充滿複雜的觀感與情緒性言論，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均已向其家屬表示哀悼和慰問，兩人均稱安倍晉三前首相曾經為推動兩國關係的改善與發展作出積極貢獻，中國外交部也就安倍晉三於首相任內推動雙方關係發展的貢獻就此定調。

而曾經擔任《環球時報》總編輯、現為中國知名評論人的胡錫進也在微博上發文，呼籲中國網民為了兩國關係著想、也是對於往生者的尊重，此時應把與安倍晉三之間的政治糾葛放到一邊。兩相比較之下，中國在高層觀念與中層觀念的建構上，是更加有助於兩國關係的發展的，但日本則在自民黨主導與右翼勢力操弄下，反而無益於兩國關係的改善。

（作者蕭衡鍾為國立聯合大學助理教授，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研究員，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