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超前部署」的迷思

文/滕昕雲

從新冠病毒在全世界蔓延以來，台灣的防疫成效舉世矚目，一個名稱大行其道，這就是「超前部署」。何謂「超前部署」？其意指在面對問題時，盡可能「提前想，往前看」，預想可能發生的情境，預做相應的措施，在事態尚未形成前，將情勢控制於現在的等級以下。由於有了「預作防範、先一步到位」的意涵，所以吾人對於「超前部署」，總給予了高度的正面評價，好像此言一出，就意味著為政者「高瞻遠矚，一切盡在掌握之中」，予人一種「眼光遠大，手段傑出」的印象。

然而現今在防疫過程中所稱的「超前部署」，仔細分析似乎並不盡然具備如是的正面意義。由於所面對的敵手是無影無蹤、無色無味的微細病毒，在無從掌握其具體傳播路徑的態勢下，當前我們所看到的「超前部署」，事實上趨向於無分青紅皂白，一律將應對措施提升至比現在的狀況更高的等級，甚至直接以最高的級別來因應。簡單的說，就是在情勢尚輕微的階段，就施以力度更大、更全面的手段與措施來加以抑制，使狀況不致失控或升級。

這種「超前部署」模式，從全面覆蓋單點、以高強力度制壓輕微狀況，固然可起到防微杜漸的效果，惟其同樣存在有潛藏的弊病，那就是有小題大作之嫌，投入了龐大的資源與氣力，去應對一個其實並不存在的狀況，而事態本身並不嚴重，更無即刻惡化、升級的條件。於是，當有關當局以如臨大敵的態度，去因應一個尚且輕微狀態，通常促使其直覺的採取非常措施，提前下重手。在如是的施政原則下，民眾接受到本不該有的嚴格限制與規範，徒然犧牲了更多的權利與自由，去面對一個並不存在的「嚴重局面」。

最顯著的例證，就是當前中國應對疫情發生的辦法。凡只要發現有確診的病例，即便只有一兩例，則整個社區即採取嚴格的封城措施，有時還伴隨著全面檢測。說好聽是防微杜漸，但實質上寧誤殺一百，也不錯放一個的模式，通常是「超前部署」思維扭曲的產物。

檢視自武漢疫情爆發以來，台灣防疫當局所採行的「超前部署」防疫措施，發現似乎也存在相類似的狀況。儘管國內疫情程度輕微，當局就將應對狀況的態度以因應趨近於「全面爆發」的規格來整治，凡事從嚴認定，藉以從全方位、各層次，來圍堵疫情的可能擴散。由於表面上台灣的疫情確實是沒有擴散，也少有本土感染案例的發生，甚至被外媒宣傳為全球防疫的典範，因此在防疫成功的輝煌光照之下，「超前部署」也被放大成了不得的舉措，這個光環也同時分潤於政府當局決策者，以顯示其眼光之精準，以及其決策之卓越。

事實上真是這樣？台灣的疫情被維持在極低的狀態，是台灣社會內部本就沒有爆發蔓延的條件，還是當局「超前部署」的措施確實發揮作用？

客觀的來說，深究台灣之所以在這波嚴重疫情中未深受其害，事實上是得利於以下幾個因素：

• 中國方面為反制小英政府不願承認九二共識，限制甚至關閉了大陸人士來台的管道。而2020年一月初台灣大選，許多旅陸台胞提前返台投票順便過年，避開了武漢疫情爆發的時間點。上述這兩點，客觀上限縮了新冠肺炎自大陸傳入台灣的途徑與機率。
• 由於有了2002年SARS深刻的經驗教訓，無論政府或者一般民眾，都已提高警覺，並有防疫的觀念與自主行為。早在本次疫情發生初期，民眾即已自主「超前部署」，就幾乎全民都戴上口罩了。
• 馬英九政府衛生署詹啟賢署長任內的諸多更張，為國家總體的防疫措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石，現政府只要按著既有框架與路徑去做即可。諸如推動立法院通過防治疫病條例，使當局有法律依據，得以針對防疫需求，推行多從之非常措施；另將全國防疫機構集中，將文書作業單位改組成ETC的執行單位等均是。

由於以上的諸點大環境因素，使得在新冠肺炎在武漢開始大規模蔓延之際，並未能大舉的傳入台灣，進而給予了政府防疫當局充分的餘裕，去進行所謂的「超前部署」。

在國人一片給予「超前部署」正面的評價之際，必須留意，一個思慮不周的「超前部署」，假如實施又欠嚴謹，則可能會發生以下的後遺症：

一、易形成錯覺，以為現在的措施是有效的

由於超前部署係以一種更高等級的應對措施來因應一個較輕微的局面，假設原本狀況就無擴散的主客觀條件，但由於表面上疫情確實沒有蔓延，所以很可能會給主事者錯覺，認為當前的防疫措施都是有效的，而持續採行這些措施；然而很可能若干措施與當下疫情的抑制並無直接的關聯。

二、無法精準找出防疫漏洞與防疫的關鍵點

承接上點，假設防疫當局實施了十項措施，內中可能只有一兩項是真正起到抑制疫情的效果，但防疫當局因「超前部署」而傾向認定所有措施都是有效的，於是即無從發掘出真正讓疫情可能蔓延的關鍵因素。且由於全面且高強度的防疫等級，勢必分散了寶貴的精力與資源，而無法投入在防疫的關鍵環節上，去制壓真正可能導致疫情擴散之點，進而產生了防疫的可能破口。

三、可能習以為常，放鬆了應有的警戒態度

由於一開始即採取高強度的防疫措施與手段，初期能夠提高國人的警覺與危機意識，自主配合政府的諸多防疫措施。然而這種高等級的警戒狀態一旦拖長，反而可能讓民眾習以為常，久而久之放鬆了警戒心，削弱了原本非常措施所應有的效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全民戴口罩。原本是民眾在危機意識下的自主預防舉措，現在有不少人已經是淪為應付，因為政府規定要戴。在防疫的要求下，正確的作法是口罩一天一個，天天更換，現在則是準備一個戴上一個星期。當初戴口罩的立意已經喪失。

以上所述的即是對「超前部署」的種種誤解及其潛藏的弊端。如真要講有效的「超前部署」，則應該強調「超前『精準』部署」。所謂的「超前精準部署」，係指「系統內的，專業的，技術性的」，而不該是涉及到全民生活的公共領域的決策。這種超前部署應是在醫療與公共衛生體系內的預作布置（系統內的），針對疫病傳染的專門範疇內（專業的），採取符合科學的手段與方法（技術性的）。「超前精準部署」應盡可能不擾民，將影響與限制限縮至最小的專業範圍之內。

事實上，國人應做到「相應部署」即可，也就是按照當下的情勢依照情節的輕重，有效準確的針對問題所在，對症下藥，這才是正道。假如這種應對當前狀況做正確反應的「相應部署」都做不到，奢言「超前部署」。「超前部署」的誤解與濫用，正給予了官僚權責單位便宜行事的空間、讓他們有理由採取對官僚階層最有利的辦法，卻將不必要的壓力提前強加至一般平民百姓身上，讓大眾的日常生活增添不必要的負擔，其實並不是正確的決策思維。

（作者滕昕雲/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研究員、博士，本文為國戰會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