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投資協定達成協議 台灣宜更謹慎

文/羅慶生

歷經7年談判，《中歐投資協定》（CAI）終於在歲末年終之際，透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德國總理梅克爾、法國總統馬克宏、歐洲理事會主席蜜雪兒（Charles Michel）、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的視訊會議已經達成協議。

這是中國在11月《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CP）簽署後達成的另一個重大的經貿協議，不僅象徵中國與歐洲經貿關係的強化，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也諭示中國影響力的延伸。

對台灣來說，這或許和RCEP簽署一樣不是個好消息。雖然CAI看似與台灣無關，卻顯示台灣面對的國際形勢不如預期般的樂觀。台灣在「美中競爭」中扮演重要角色，12月中旬，《紐約時報》甚至用「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來形容台灣在「美中新冷戰」中的地位。因此從「美中競爭」的脈絡，才能釐清CAI的簽署，對台灣到底具有何種的戰略意義。

美國領導的國際「抗中」聯盟可能落空

即將上任美國總統的拜登在競選期間曾說過，他領導的政府不會是「歐巴馬的第三任期」，因為面對一個和歐巴馬時期完全不同的世界。這意味著他的政策將回應當前環境，不會盲目追隨歐巴馬的理念。推演到中國政策，各方也多預期拜登將和川普一樣全力遏制中國，只是方法會有所不同。

所謂方法不同，是指拜登將聯合盟國共同「抗中」，不會像川普將矛頭對準中國之外，也用關稅大刀砍向盟邦。日前拜登在與其國安團隊會議後的講話就很明確的表示：當與中國競爭時，要與理念相近的夥伴及盟友建立聯盟，以追求捍衛共享利益與價值的共同目標。

部分評論者因而認為，美國將領導國際組成「抗中」聯盟，並且推論如此對中國將更為不利。相對而言，也就是對台灣有利。

這推論有合理性。如果美國真能與盟邦合作，成功組織對抗中國的民主聯盟，「新冷戰」格局就成立。而相對美國聯手各國，堅持不結盟政策的中國只有幾個鐵桿夥伴，的確相當不利。

但美國曾企圖阻止CAI。在傳出中歐即將達成協議之際，內定擔任拜登國家安全顧問的沙利文（Jake Sullivan）發出一則推文，表示期望和歐洲夥伴磋商，「討論我們對於中國經濟行為的共同擔憂」，這是暗示歐盟應暫緩與中國達成投資協議。因此CAI依舊完成簽署具有特殊意義，表示美國影響力並不如表面上來得強大，美國領導國際「抗中」聯盟的構想也可能落空。如此，原本對中國不利的國際形勢就轉為對中國有利。相同的邏輯，也就是對台灣不利。

然而，美國領導盟邦的理念，在歐洲是引起共鳴的。12月稍早，歐盟執委會提案「歐盟 – 美國因應全球變革新議程」（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即表示希望美國重返全球領導者角色，指出強大的美歐夥伴關係，對於支持民主價值觀，以及全球和地區的穩定、繁榮與解決衝突非常重要。

既然如此，為何歐盟不顧美國異見，仍堅持與中國達成CAI這重要的經貿協定？

國際「抗中」聯盟本質上的挑戰

美國要組織國際「抗中」聯盟，首先須解釋為何要聯合「抗中」。如果只是因為美中競爭，美國希望盟邦幫忙，大家一起努力，那麼將缺乏說服力。各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美國沒有足夠的正當性，要求盟邦犧牲自己利益，成全美國。

因此，主張中共領導與治理的價值觀和民主價值觀不同，就成為組織國際「抗中」聯盟的基礎。然而，這個看似合理以價值觀為基礎的聯盟，卻面臨兩個本質上的挑戰。

第一，這呼應美國對華鷹派「新冷戰」的構想，雖滿足歐洲保守主義者的觀點，卻和自由主義者所期望的美國領導不同。歐洲自由主義者希望的是拜登摒棄川普「美國第一」的理念，領導世界回到以往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也就是透過國際建制的全球治理。

雖然川普當選美國總統鼓舞了歐洲的保守主義者，但歐盟主政者更多是支持自由主義，而不是帶有民粹色彩的保守主義。他們歡迎美國回來領導世界，但認為歐盟應獨立於美、中對抗，爭取自己的利益，並不樂見美國對其政策指指點點。

第二，訴求「價值觀」的差異具有過度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理想主義是歐洲的主流思潮，例如法國總統馬克宏即多次以新疆人權問題批評中國。

然而，正如香港媒體大亨于品海在台北政治大學一場論壇的視訊演講中所指出，國際社會仍將以現實主義為主流。理想主義的馬克宏雖批評中國人權，仍支持中歐達成CAI協議，就是因為理想雖崇高，卻不宜作為實際政治的指導。以人權或民主價值觀差異而拒絕中國市場的商貿利益，將是國家利益的重大損失。

事實上，國際政治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爭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已經分出勝負。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Hans Morgenthau）1948年的名著《國家間政治》即強調，「以權力定義的利益概念」，是在國際政治中找到方向的主要路標。戰前流行以理想主義「價值觀」作為國際政治指導的理念，經過二戰發生的教訓，已被否定。

70多年來，權力、國家利益等概念，早已成為美國在國際政治操作上的指南，此時談「民主價值觀」，難免有時空錯置，或今是昨非的感覺。

二戰後，追隨美國將現實主義奉為圭臬的亞洲國家，或許較歐洲更能體會理想主義的裝飾性。在美國媒體宣布拜登當選總統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即完成簽署，包括與中國關係緊張的澳洲也欣然支持。這表示亞太各國對今年可能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的中國之高度興趣。中國願意開放市場，相較拜登政府表示將延續「美國製造」政策，且無意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的態度，就經貿利益來說更具吸引力。

因此，從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角度思考，建立在價值觀上的國際聯盟，真正落實的可能性不高，多半只能停留在討論層次，或流於形式上的表現。因為無法沖銷經貿利益為主的國家利益。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遭到中國貿易制裁的澳洲。如果民主盟邦真的願意拋棄經貿利益追求人權或民主價值，澳洲就不會那麼無助。表面上看，多位民主國家政客呼籲多買澳洲紅酒，似乎凸顯民主價值，實際上卻是沒有一個國家願意跳出來抵制與中國的貿易。正如雪梨大學歷史系教授柯倫（James Curran）的評論：「美國會幫助澳洲嗎？答案是不會，因為他們也要賣東西給中國。」

拜登上台後的國際政治局勢，或許不會對台灣有利，反而潛藏更多風險。呼應川普，經常站在「親美抗中」第一線的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已被澳洲企業抱怨，其外交戰略是「業餘的」，才會導致貿易陷入困境。政策上同樣是「親美抗中」的蔡政府如果要「超前佈署」，兩岸政策恐怕要更謹慎才行。

（作者羅慶生/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博士，本文為國戰會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