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張明睿》中共百年建黨中的台灣經驗
文/張明睿（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研究員、博士）
歷史便是時間，猶如「長河」總是奔騰不息。2021年的七一是中共建黨一百周年的日子，這個日子總是隨著不同的思緒，展現不同的態度，戚嘉林教授以自己史學修為，將中共發展軌跡與當前現狀，搜收集相關文章，編輯了《中共力量來自何方》一書，書中章節涉及1949年以前的「國、共」關係，以及1949年後中共自身發展變化，總的範圍包括了「建黨發展、意識形態、社會減貧、經濟成長、文化科技、台灣學人、軍工軍隊」等諸多議題。
在當前的氛圍下，主編如是體裁，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氣，尤其本書涉及到1949年前的民國歷史，就很難不涉及資料取材，在政治偏好上的決斷，但是在戚教授論述共同抗日一事，中共八路軍與新四軍的編裝入列國民政府部隊，並採用張玉法史料，說出1937年兩個部隊為3萬人與1.2萬人，表示戚教授對於「歷史資料」選擇上的嚴謹態度，並未受到當前無限詮釋歷史的文學異想影響，這是值得被提出敘事的部分。
中國在國家發展步伐上，有三十年時間，受到意識形態禁錮影響，不但對外爭取國際共黨領導而與蘇聯計較，對內也要鞏固權力對抗集團與山頭主義，鬥爭成為政治行為的核心，鄧小平的遭遇便是一本階級鬥爭的歷史教材。
直到鄧小平復出，才逐漸從政治鬥爭路線，轉變成經濟建設路線，但是，中共國家發展已經遲暮30年之久，也就是說，中共取得政權，前三十年的時間，幾乎在「內部鬥爭與外部抗衡」中渡過。最終，中國大陸對這段歷史，用了一份歷史決議文，以「開國有功，治國有過」做出總結評價，結束了這段鬥爭歷史。1978年以前的治國史，在這本論文集中，雖然未被討論，但是主編也為此空白，補以〈台灣經驗與台灣菁英獻策〉論述了這段失落的經驗。
台灣經驗的學習
戚教授在該篇文章中指出，「在大陸經濟困頓的1970年代，台灣經濟欣欣向榮，取得相當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約較大陸領先20年。」
1974年鄧小平復出，他在跟季辛吉談話中，指出「中國落後，需要美國的技術與經濟合作，以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1979年余秋里也直言，「台灣經濟發展，一般人民生活都比各省人民生活高好幾倍。」
中國大陸在1978年以前的年代，是以將化的馬克斯、列寧的意識形態治理國家，經濟發展走的是「計畫經濟」，「重重輕輕」，「集體生產」、「自給自足」經濟模式，資源難以達到最適化，同時也拘束了人自我追逐的動能。
台灣的政治與經濟發展模式，不但與大陸也與其他西方世界，呈現不同模式。在經濟上，台灣走的是的「經濟計劃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體制，既不是極端的計劃經濟，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而且，發展得相當成功，當年，台灣經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便得以證實。
既然中國大陸想以經濟發展成為國家發展戰略首要，台灣的經濟發展經驗，便足堪借鏡。1986-1989年間，鄒至莊、蔣碩傑、顧應昌、費景漢、劉遵義等台灣知名的經濟學人，就開放政策下的經濟問題，包括體制市場運行、價格處理、通貨膨脹、銀行改革、政府人力資源等等諸多層面提供諮詢，1993年朱鎔基還邀請李國鼎至大陸訪問，暢談經濟發展的經驗，譬如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劃分辦法的建議，在台灣是中央與地方角色劃分且行之有效的辦法，大陸的仿效，同時也打破了「諸侯經濟」制約。
魏萼教授的經驗陳述
這裡，我想提一下魏萼教授，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他也提供了自己的見解，而且相當特殊，2009年他出版了一本小書，”China: In Search Wealth and power-Deng Xiao Ping and Sun Yat-Senism”，這本小冊子論及台灣經驗的時間為1949-1988年，也就是經國先生去世的年代。
書中主要談到他與鄧小平見面時，鄧談到「透過市場經濟尋求財富與權力。」並討論到中國傳統「耕者有其田 (Land to the Tillers Systems) 」的經濟思想。也提到鄧小平與經國先生都是在莫斯科孫逸仙大學的同學，魏大膽的說，鄧小平與經國先生同是孫文學說的信徒。事實上，當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的看法，就已經是孫文學說中「民生經濟也是社會主義」的見解。
魏教授主張經濟發展的三個支柱，「市場主力、政府拉力、文化動力」。經濟發展中的「市場決定論」不是萬靈丹，而今天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確實也在這三條軌道上決策運行。美國拜登政府，也越來越朝向大政府模式運行，做法也超越了凱恩斯經濟理論的範疇，政府政策介入經濟事務也越來越深，這表示美國脫離了長久以來「新自由主義」的主張 ─干涉愈少的政府，是愈好的政府─。
魏萼在大陸改革開放的道路上，確實提供了長年的教學與實務經驗，而且他帶有中國傳統思想的經濟學理，也正在被運行著，如今，老師去逝一年多了，就以此簡單的描述，追思他老人家。
大流行與大變局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至今進入43個年頭，如今搖身一變，成為世界工廠與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泉。
2020年全球陷入COVID-19大流行，影響了經濟與社會活動，季辛吉還發表文章稱，大流行之後國際環境無法回到從前。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更大膽預測「這將會是兩個世界，新冠以前的世界與新冠以後的世界。」
國際貨幣基金2020年6月號〈金融與發展〉期刊，專設了COVID-19主題，討論新冠流行之後的國際政治經濟情況，其中一位作者伊恩 • 布雷默（IAN BREMMER）指出COVID-19後的三個趨勢，「去全球化供應鏈轉變」、「民族主義和我國至上成為特徵」、「中國地緣政治的崛起」。
前面兩個趨勢並不難理解，針對第三個趨勢，布雷默解釋道，「儘管中國已經成功轉型為經濟和技術超級大國，但沒有人預計中國會成為軟實力超級大國。如果中國繼續推行危機外交， 並且人們認為，中國政府在應對疫情方面所採取的措施，遠比世界其他國家有效，那麼這場危機就能改變這一狀況。」
布雷默對於趨勢發展有兩個假設，「中國不具備軟實力大國能力；中國推行危機外交是否能轉變情勢，關鍵在COVID-19管理是否能具效能。」中國崛起趨勢，是否猶如布雷默的預期，有待時間的證明。
大陸學者王德培基於新冠疫情轉變為持久性質，認為在經濟發展上，將產生大衰退的現象，這種現象並非在短期經濟發展形成，而是長期以來累積的「產能過剩、金融氾濫、馬太效應(經濟發展太快所形成的經濟不平等)、地球過熱」，新冠促發了過度發展的衰退效應。並且未來影響將產生三大效果，「去意識形態」、「去市場化」、「去物質化」，王德培的預期，是基於經濟管理哲學發聲，預測的表現過度的泛化，具象的說明應是「科學專業的回歸、新自由主義市場的退色、以及資源浪費應受節制。」這與布雷默有部分的重疊判斷。
不論是現實因素分析或是管理哲學的思考，皆有一共同的思維傾向，未來經濟發展，向國家範疇內捲趨勢明顯，全球化發展受到了阻卻。
力量來自何方
本書這個標題，呈現編者焦點思維，彰顯國家發展的力量與治理效能。在這次國際COVID-19流行，各國治理良窳比較，東西方已上升到制度的較量，若說力量來自何方，「制度與治理」是重要的環節。
1970年代美國政治學出現治政系統理論，台灣是美式政治的接受方，理論自然被引進台灣，可惜的是，同時間在美國興起的「政治發展理論」，卻很少人知曉，理論有很大一部分是取材於台灣政治發展的經驗。當然，這個階段的實體政治，離美式民主僅有「政黨與媒體」開放程度上的不足。
其後，經國先生實施完全開放的民主政治，到如今台灣的民主又是如何？陳文茜在一次談話節目說道，台灣還有民主嗎？來賓的對答相當有趣，至少目前民主體制(形式)還在。
台灣民主的發展，讓我回憶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與在野黨鬥爭問題，美國的標準是「兩黨政治」，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獨大，美國眼中是不合格的民主，當時李光耀透過法律方式平息政治危機之後，美國認為「新加坡的道德式民主，將隨著李光耀的去逝而消失。」原來美式的民主不強調道德只有權力與利害算計。
從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獨大性，並且受到人民持久的支持，執政的特色有三，專業管理、有效執法、道德民主必須兼備。確實，不論是一黨獨大或是兩黨、多黨制度，國家治理的力量展現，離不開這三個條件。西方民主離此標準又有多近。
今年6月份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公佈了〈2021年安全指數報告〉，調查原意是想理解「中國崛起」的威脅感知，卻意外發現在12個被調查的國家，中國人在表列30(剔除本國自我調查)個指標中，安全威脅感呈現最低指數。人民對國家治理的反映，這或許才是力量的真正來源。
（作者張明睿/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研究員、博士，本文為國戰會專稿，授權中時新聞網與洞傳媒同步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