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中共的「歷史征程」與發展道路

文/王崑義

今年7月1日中共建黨一百年紀念日，北京舉行大規模的慶典活動，其中除了「偉大征程」的史詩級演出之外，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天安門廣場的慶祝活動中，所講到的「中國人民絕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欺負、壓迫、奴役我們…」，確實讓10幾億中國人民動容。

為了中共建黨一百週年，國內外認同與批評中共百年征程的文章與書籍不少，但由台灣的「中國統一聯盟黨」主席戚嘉林所主編的《建黨百年、奮鬥百年，中共的力量來自何方》一書，集結了台灣統派人士的文章，分別從歷史、政治、經濟、軍事與兩岸關係等層面論述，提供台灣統派評論中共建黨百年的深層視角，也更清楚的與獨派有完全不同的觀點，兩相比較，在相互主觀之下，台灣應該有更客觀的視野看待中共的百年發展。

當代歷史的開啟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透過工業化的成果，以炮艦方式敲開中國大門，中國進入一場百年「浩劫」。這場國殤與中國朝代交替的權力移轉更加兇險，因為中國根基在於文化的統一，政治的離散總在文化優勢下，維繫一統的傳承，但這次的衝擊，同時也帶來了文化上的打擊，引起了民族自信的危機。

17世紀末，西方國家在經歷了民族國家、民主政治、工業革命、資本發展、社會分化階段，形成城市化「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思想的多樣化進程。在哲學與文化上進入了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科學性、現代性」成了時代特徵，而中國卻仍停滯於農耕社會、手工業發展階段，工農文明的碰撞，不但在軍事上難與西方抗衡，中國淪落到了次殖民地地位。

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面對「戰爭與割地賠款」的羞辱，亟欲奮發圖強，西方的文化與文明，成為學習的對象，對於國家社會的振興，有的主張「全盤西化」、有的主張「中體西用」，但無論如何競爭，「西學」總是在「中學」之前，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政治體制確立，足以說明這個事實。

西方思想與政治活動

政治人物從事政治活動，總是抱有雙重目的，在政治競逐中，透過政治語言，以取得政治地位─即權力，再進行「政策目的」的推展，也就是實踐自己的承諾或是理想。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史東（D. A. Stone）在其《政策弔詭》一書，明確的指出，「公共政策不單是理性的思辨過程，而是不同價值的競逐，充滿模稜兩可的弔詭。」思想的落實，總是在政治活動之後。

西風東漸，知識分子們總是認為自己所學習到的，是最有價值的學問，民國初年內閣制與總統制的思想爭鬥，卻在民主實踐過程，成為權力鬥爭，中國百姓仍處於動盪貧窮與不安的生活環境之中。

這時候，在歐洲工業化、資本化，工人階級受到傷害，馬克思的資本論出現，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烏托邦主義思想誕生，中國留歐的學生正逢思潮，自然將其思潮帶回了中國，工農群眾與菁英貴族形成了對立局面。

國共逐鹿天下

1921年夏天共產黨在上海成立，1923年國父孫中山先生為能統一中國，允許中共以個人身分加入中國國民黨，這就所謂「聯俄容共」政策，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同意，共黨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並非權宜之策，而是在思想上進行考量，認為「共產主義」是可以被他個人的思想所說服，因為，民生主義本身便具有社會主義的思維在內。不幸的是1925年孫中山先生只留下了三民主義講稿便去世。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為了一致抗日，國共展開第二次合作，中共的第八路軍與新四軍，由早期的4.2萬人，至1940年擴增至10萬人。1945年9月9日日本向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投降，結束了「八年抗戰」。此時，中共的八路軍已經發展到90多萬人。

1945年至1949年是國共內戰時期，四年時間，政治權力發生了轉變，國民黨政府失利的原因，有美俄外交、復原失利、民心望治、決策圈窄等因素形成，歷史不可再復，兩岸分裂格局形成。

中共執政的兩個階段

20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從1949年中共取得政治權力，至今也已經72年之久。中共統治中國大陸的初期，對外政策面臨冷戰局勢，蘇共、中共皆屬於國際共黨成員，在美國眼裡都是共產專制體系，與民主政體格格不入，1950年代美國嚇阻戰略與圍堵政策形成，冷戰時代開啟。

中國共產黨治理中國大陸，可以區分兩個階段，一是「階級鬥爭」為綱治理的模式；在這一階段政治運動接連不斷，有針對社會階層、有的針對社會禮教與傳統文化部分，也有針對國家發展路線，及捍衛權力的鬥爭，統稱「戰爭與鬥爭」時期。

1978年鄧小平重新掌握政權，強調「和平與發展」指導方針，軟化意識形態的剛性限制，放棄階級鬥爭，增加市場要素，計畫經濟向經濟計畫調整，改革開放成為治理路線，經濟成為國家發展重心。中共稱這一時期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在初級階段中，以釋放社會生產力為試點起始，從農務生產逐漸向工業釋放，讓人民習慣經濟自主，自負盈虧的市場經濟模式。2001年中國加入WTO經濟體系，透過國際經濟運行的先進性，推動國內管理與規範展向國際接軌，為未來國際化經濟發展進行鋪陳。

和平崛起&戰爭硝煙

中國發展的體量與速度已經引起國際的關注，中國威脅論游離於國際社會之間，胡錦濤接下江澤民的位置之後，請鄧必堅研究「中國和平崛起」的理論與訴求，並提出「和諧世界觀」，以回應國際間對中國崛起的憂慮，2003年博鰲論壇中胡錦濤正式提出中國和平崛起的論述。2003年中共經濟總量排名在世界第七位，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由於中國人口基數大，經濟總量相對龐大，但是個別人均GDP卻是不高，2020年突破一萬美元，而且也初步完成「除貧」工作。但是從總量來分析，西方經濟學者評估，202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有可能超越美國。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單從經濟發展來看，確實有了一翻成就。

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為美國、北約聯軍所炸，中共意識到沒有軍事為後盾的國家發展，容易受到威脅與制約，至此，中國加大國防投資，構建陸海空軍二炮兵種現代化武裝力量發展，2015年解放軍朝向「信息化聯合作戰」方向建軍，其成果在南海地區與美軍對應過程可評量的看出。

2018年美國針對中國提出了「競爭戰略」，軍事戰略也轉向「常規戰爭」發展，美國學者艾利森擔憂的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認為美中在權力競逐中，有可能發生戰爭。但是西方的理論一定會成真嗎？

習近平在71的講話

美國拜登政府上台之後，美中關係並未降低競爭強度，甚至有升溫的現象，這也反映在習近平建黨百周年建黨講話中，他特別提說出了一段話：「中國人民也絕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欺負、壓迫、奴役我們，誰妄想這樣幹，必將…碰得頭破血流！」也是對這三年與美國鬥爭的直白說明。

他也重申立場，「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這種觀念仍然是延伸鄧小平以來的「和平發展道路」，但中共的反應作為，也讓人見到中國的軍事能力，以及以武力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發展」的態度。

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以來，經過了剛性的意識形態對政策的牽引，造成國家發展遲滯，也因為彈性化處理意識形態的羈絆，避左除右，發揮實事求是精神，一步一步走向今天進步的坦途。

（作者王崑義/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洞傳媒與中時新聞網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