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蔡裕明》中共戰略支援部隊的網戰與聯戰思維

文/蔡裕明

前言

中共解放軍於7月5日舉行上將授階，其中「戰略支援部隊」的網絡系統部司令員巨乾生，升任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顯示解放軍已加強重視網路世界的攻防。

解放軍的「戰略支援部隊」之功能與職責，類似美國網戰司令部（United States Cyber Command, USCYBERCOM）或我國的資通電軍指揮部。相較於過去兩任的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高津與李鳳彪）由陸軍系統出身，巨乾生則更擁有電戰的專業背景，是一位具網戰思維及技術專長的將領，可見今後解放軍將進一步強化認知戰的運用，以及完善聯合作戰的指揮鏈。

解放軍的戰略支援部隊

解放軍的戰略支援部隊於2015年12月成立，並作為解放軍的第五軍種。戰略支援部隊結合了原本解放軍網路部門與前參謀部的各種空間、網路與電子戰能力，因此，戰略支援部隊的組建，顯見解放軍已認為，須結合網路、電子與心理戰方能打贏資訊化的戰爭。戰略支援部隊的主要職責即是，對於作戰行動提供支持，讓解放軍在區域衝突或大國競爭的場域當中獲得優勢。

戰略支援部隊也涵蓋解放軍心理與政治戰任務的內容。在2000左右，解放軍提出「三戰」概念。這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戰，要求使用心理戰、輿論戰與法律戰，以建立對於對手的「話語權」。也就是，控制認知與塑造敘事的權力，來促進中國的利益以及破壞對手的認知，讓戰略訊息作戰在未來的衝突甚至戰爭中，具有決定性作用。這也是近來臺灣所強調的認知作戰的內容。

解放軍在近來的軍事改革中，形成「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格局。戰略支援部隊在指揮層級上，接受五個戰區司令部指揮，但在實踐當中，戰略支援部隊直接向中央軍事委員會負責。西方國家的智庫也指出，解放軍的戰略支援部隊可能曾經參與2016年與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輿論操作、印度孟買的停電事件，以及對於臺灣的防疫認知戰等。

專業人才掌管戰略支援部隊

前已言之，新任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巨乾生從網絡系統部升任，顯見解放軍將更為重視電戰技術背景的將領。巨乾生畢業於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該校為朱德與毛澤東所創第一所工程技術學校，著重於資訊與通信工程以及電子科學與技術之教學與研究，一些電信或網路技術的企業領導人多畢業於該校，例如聯想集團創始人柳傳志、騰訊公司創始人之一的曾李青等人。

解放軍此時強調戰略支援部隊的技術專業領導，約略有下述意義：

第一，強調網路作戰在支援衝突或戰爭的重要性，建立電戰與網戰能力抗衡美軍的網站

司令部為目標。

解放軍的網絡系統部強調網絡戰、電子戰、心理戰與技術偵察，並可能強化整合網路刺探與網路攻擊。在戰術層級方面，網路系統部將與各軍種與戰區司令部下屬的情報單位進一步整合，達成聯合作戰的目標。

此外，美軍現任網戰司令部司令仲宗根（Paul Miki Nakasone）於1963年出生，與巨乾生生於1962年相符。惟仲宗根另身兼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局長與中央安全局（Central Security Service, CSS）局長，為情報專業型將領。美軍的網戰司令部之職責為對於國防相關的網路進行動與防衛，確保在網路上的行動自由，而解放軍的戰略支援部隊之職責則更為多樣。

第二，巨乾生將整合情報與作戰機制。戰略支援部隊今後由將著重於電戰與網路情報之蒐集與分析，提供軍種與戰區司令部相關之軍事情報，強化解放軍的兵力投射能力，以及在太空與核子領域之攻擊與防禦戰力。

在作戰層面方面，戰略支援部隊將協調並運用太空、網路與電子戰，力求在衝突階段或在戰爭初始階段，即癱瘓敵人的作戰系統，以及破壞對手的戰爭指揮系統。戰略支援部隊也可能更為深入探究解放軍的心理與政治作戰任務，預示心理戰與認知戰將發揮更多作用。

第三，電戰出身的巨乾生可能揭示解放軍的新時代，強化在聯合作戰當中的支援角色與戰略性角色。

中共中央軍委於2020年11月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作戰綱要（試行）》，戰略支援部隊藉由情報資訊支援戰鬥部隊，解放軍各軍種得以整合不同單位與系統，巨乾生之任務可能在於完善聯合作戰的指揮鏈，使得解放軍能夠擁有戰略資訊優勢。

在戰略支援部隊亦將發揮「戰略」與「支援」性戰力，並結合解放軍的偵蒐打擊能力，讓戰略支援部隊作為未來戰爭的核心力量，協助解放軍得以在戰爭前影響及破壞對手的認知，戰爭時擾亂及摧毀對手的戰鬥網絡，終而擴大在東海與南海海域的監測能力、戰略威嚇能力以及戰時的軍事打擊能力。

逐漸改變兩岸軍事天平

就在巨乾生升任上將並接任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的同時，我國的資通電軍也增加了兩名將官編制，並表示將不斷進行網路對抗演練，來反制中國的網軍威脅，顯見我國已重視認知作戰的問題。

認知作戰被視為心理戰的新型態戰爭領域，旨在利用訊息來影響對手的認知。此一概念來自中國已咸信，美國利用社群媒體煽動如「阿拉伯之春」的反政府運動，以及美軍強調在認知領域在戰爭的決定性作用，因而解放軍近來已多次利用進攻性認知戰，影響對手的輿論。

中國的戰略支援部隊可能運用AI與大數據，生成「似是而非」的訊息，選擇適當的社群媒體工具對特定受眾者發送訊息，例如，臺灣從五月中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即深受假訊息之害。

再者，儘管中國現今已擁有更為強大發展軍事實力之技術基礎，但仍面臨「關鍵核心技術」發展之限制，以致解放軍意識到，仍需要利用學術與商業進步所帶來的技術發展軍事能力，包括網路安全、人工智慧、生物技術與量子技術等。

尤其要指出的是，解放軍諸多國防院校（包括戰略支援部隊的訊息工程大學），以及中國大陸的一般性大學，今年所新增之科系，有3分之1涉及人工智慧與半導體領域。同時，中國的「十四五」規劃也提到，將提高基礎研究的經費，嘗試培養自身半導體與科技人才。台灣雖開放「資通訊外加名額」之申請，但學生恐不耐基礎研究的教學。長此以往，兩岸之間在高科技領域與資通訊軍事技術之運用，恐改變兩岸軍事技術的天平。

而在反制中國的認知戰方面，筆者以為，不妨善用地方語言，削弱中國攻勢。記得2020年蔡英文雙十演説，曾引用台語歌詞「有路，咱沿路唱歌，無路，咱蹽溪過嶺」作為結尾；蘇貞昌院長也說過「咱只有一粒卡臣」。這些語言不是人工智慧所能快速辨識或理解，也非解放軍或大陸網軍所能學習。基此，台灣在部分文宣上若漸進採用一些台語或民間常用語言，或可弱化解放軍不諳這些語言所發動的認知戰威力。

（作者蔡裕明/實踐大學會計暨稅務學系副教授，本文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專稿，授權《優傳媒》與《洞傳媒》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