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不用海歸：從精英到「間諜」，中國留學生是否成了時代的犧牲品？
文/BBC中文網
4月22日，中國格力電器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成功連任董事長的董明珠語出驚人。她穿着黑西裝，坐在台上談到人才標準。她說：「（格力）絕不用一個海歸派，因為海歸派裡面有間諜，我不知道誰是誰不是」。
留學歸國的人在中國被稱為「海歸」。疫情後這個群體人數急增，根據中國科技部的說法，2021年回國的人超過100萬。
這段只屬內部會議的講話後來被傳到網上，24歲的張妮（化名）聽到後感到「非常驚訝」。她剛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畢業回國，成為海歸不到半年，現在在一家外媒工作。
張妮坦白說，「我不在意去不去格力」，讓她詫異的是企業的變化。
中國一直有不少民族品牌，格力是其中一個。它的口號「讓世界愛上中國造」，是張妮從小就聽的廣告詞。「從回力鞋開始，（企業）之前只是強調民族性，但是現在說不喜歡可能跟國際沾邊的東西，」她想不通——雖然近年地緣政治緊張，但格力不是華為，核心技術沒那麼敏感，為何要防範間諜。
一種聲音認為董明珠是在「自保」。網絡上有人整理，格力在2023年經歷兩宗泄密事件，泄密者均有留學背景。
可官方媒體不這麼看：《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斥董明珠「污名化海歸」；《新京報》也指董「背離常識」，是對海歸的「極大冒犯」。另外也有人認為，董只是「捅破了窗戶紙」——近年國企、體制內不招留學生的消息不脛而走。
董的說法如何解讀，各有看法。但崔大偉（David Zweig）覺得重點在後面一句：「最好就是安全、be safe（小心一點）！像董說的：我們不知道他們（海歸）是不是特務，那不知道，最容易就是不用他。」
崔大偉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榮休教授，研究中國海歸有30年。他對BBC中文表示，中國近年不斷強調國安，董能說這樣的話，「肯定代表一部分人的觀點」。
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開放留學。40多年過去，從被稱呼為「精英」，到被懷疑是「間諜」，中國對留學生的態度顯然發生了變化。今年48歲的高鵬，是一名在德國留過學的海歸。他向BBC中文感慨，「可能你往前推十年就不會有這種情況」。在他看來，在地緣政治對立的當下，留學生無奈成為時代的「犧牲品」。
「大家都希望去美國看一看」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根據全球化智庫（CCG）《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23-2024）》數據，留學人員從1978年起為計，累計超過800萬人。
對於歷經文革的中國來說，留學生是一道很重要連接世界的橋。鄧小平曾說，「要成千成萬地派（留學生），不是只派十個八個」——他讓學生走出去，學習西方技術後帶回國。出國的人一開始以公派為主，直到1985年自費留學的大門真正放開。高鵬說，「如果家庭條件允許，或者是有能力的，大家都希望去美國看一看」。
高鵬現在是國內一家民營汽車電子企業的中高層。他1999年在北京大學無線電系畢業，之後到了德國留學。他形容在90年代，學生出國的氣氛非常濃，「國內的整體經濟跟國外還是有着比較大的差距，大家都有一個對未知世界的嚮往」。
他笑說，教育機構「新東方」是其中一個推手。1995年，集中課外培訓的「新東方」開始打進留學市場。「非常非常火的」，高鵬回憶，「很多人實際上在大學就花了兩年的時間（準備），一到假期就参加培訓、考托福考GRE，大三就開始投國外大學。
精英不斷出去，但回來的人卻很少。
根據全球化智庫的統計，與該年出國留學人數相比，2000年回國人員佔38%，到2008年僅佔28%。像高鵬一開始也想留在德國，「學習的東西感覺跟德國當時的應用更契合一些吧。」
但這跟中國政府希望人才回流的設想不一樣了。崔大偉說，「中國一直有這個問題，一直都有很多人不願意或是擔心回來」。
崔大偉在1974年曾經到北京當交換生，之後1990年代初到南京大學當訪問學人。他記得在80年代中期，中國科學領域曾經迅速復甦，原因是上萬名的資深學者留學一兩年後就會回國，建立高水準的國家重點實驗室。但「六四」事件之後，許多科學家感到擔憂，不想回國。
面對人才流失，中國政府做了很多努力，包括給予海歸創業啟動基金、重金禮聘學者，特別在2008年推出「千人計劃」。但崔大偉後來研究發現，回國的科研學者又不適應國內的官僚作風，也厭倦複雜的人事和權力關係，總是留不長。
2012年，崔大偉在一篇論文中寫道，自己仍然對中國吸引人才歸國保持樂觀。其中一個原因，是提出「千人計劃」的中國前國家副主席李源潮。
他形容李源潮是一名「務實的改革者」，推動研究環境改革——他寫下了一個前提：「在即將上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支持下，這項政策在未來五年甚至更長時間內可能會順利實施……」
不過，崔大偉很快就發現，習近平上台之後，隨着國際形勢轉變，中國對留學生的角色和態度開始有所不同。
夾在中間的人
針對留學生，中國從1993年開始一直有一套十二個字的指導思想：「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崔大偉說，習近平上台後補充了四個字：「發揮作用」。發揮作用是什麼意思？崔大偉說，「他沒說出來」。
但人們可以自己領悟。2013年，中國發佈一份「九號文件」，裡面規定有「七不講」：不講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質疑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制度等。有評論認為，這份文件代表一場大型反西方價值運動的展開。
崔大偉確實觀察到，在此之後，中央組織開始調查一些海歸教授，「看他們在課堂的談話，是不是支持西方觀點」。「他（習近平）上台以後一直有這個擔心，不是說不支持回國人員，但是有一點擔心他們的觀點。」
2015年，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上提到，留學人員是「統戰工作新的著力點」，表示中央鼓勵留學人員回國工作，「或者以多種形式為國服務」——過去，中國一直強調留學人員「回國服務」，但在崔大偉看來，習近平現在「無所謂」了。
「（留學人員）長期回來也有一個問題，這些人長期住在國外，受了西方的教育、社會影響，」崔大偉說，「最近幾年，中國更害怕國家安全的問題。」
在董發表言論的數天後，5月1日，美國中情局（CIA）發布兩段宣傳影片，鼓勵對中國政府感到不滿的官員成為間諜，提供機密。影片旁白說，「你的命運掌握在你自己手中。」
過去，留學的人在中西方之間的一條紐帶上走動——現在兩端震動，紐帶變得脆弱，站在上面的人不知逃向哪方。
在美國，2016年川普入主白宮後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2018年，美國司法部啟動「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打擊經濟間諜活動，部份華裔學者被調查逮捕起訴。到了2025年，開展第二任期的川普又以國安考量為由，大規模收緊或取消留學生簽證。
但在中國，或許是嗅到國家的大方向，一些體制內部、企業也作出改變。
2020年初疫情爆發，在美國完成本科的陳劍（化名）因為不想上網課，選擇先回國一年，之後再回美國讀研究生。他進了一家國有銀行實習，曾向內部領導探口風，看看有沒有機會留下來。
領導沒有直說，但陳劍聽懂了弦外之音——「本科一定是要在本土上，像我這種（留學）的，投簡歷也不會有反饋」。陳劍後來發現，「確實整個部門沒有海外本科背景的同事」。
在強調政治素質的體制，也開始排除有留學經歷的他們。2025年，北京和廣東、山東省的「選調生」拒絕留學生報考，僅招國內高校畢業生。「選調生」是未來黨政幹部的後備人選，每年由省黨委組織部門從應屆畢業生中挑選培養。
根據由中國世界青年峰會和招聘平台「獵聘」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2023年有17.73%的留學生打算畢業後考公務員。
「他（地方政府）要做给中央看：他明白國家安全的問題、支持中央的安全，」崔大偉直言，這肯定是政治上對留學生的一個轉變。「這個很可惜，」他說，「因為這兩個國家有矛盾，損失最大的是中國留學生。」
「我們以前認為最有價值的人，是住在兩個地方、了解兩個國家的情況、可以用西方的科技發展、創業，這些人應該是最好的人。」但這個身份正在遭遇挑戰和改變。
針對董明珠的言論，有網友曾在知乎上發問：「她該不該道歉？」一則得到四千多個讚的留言這樣回答：「中美必然完全脫鉤的大勢之下，夾在中間的人必然會被擠壓生存空間。」它形容，「這是你死我活的戰爭。」
自主創新的中國，還需要「海歸」嗎？
崔大偉曾經提出「短缺理論」，指過去的「海歸」被視為「缺門」——一個缺少但需要的東西。
他訪問過20位中國大學校長，不少人正面評價「海歸」，認為他們視野寬闊、接受過更好的培訓，有助改變學院環境。但近年來，中國不斷強調自主創新。有人認為中國的「往內收」、減收國際交流，是在體現中國的自信。
高鵬所在的汽車零部件行業，一直處在戰略競爭及政治動盪前沿。他覺得，中國距離技術自主還有一段距離。他舉例，中國汽車從發展到站在世界前沿花了30年時間，主要依賴和國外車廠合資，「引進的不僅是流水線，還有它的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但汽車主要零件的核心技術還掌握在外企手上，「你想不進入全球化，實際上是很難的」。
高鵬認為，中國之所以發展到現在的程度，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國外的先進產品進來、先進技術進來、先進人才回來」，也有賴中國人「兼容並包」的特性。所以目前的中國，「應該更多吸收別人先進的東西，而不是說是去防著別人」，高鵬輕歎，否則「又回到了多年前中國的那種狀態吧」。
目前大概只有1100名美國大學生在中國留學。「英文有一個說法，cut off your nose to spite your face（跟自己過不去），」崔大偉說，「中美關係沒有這樣的人，我認為是一個不好的事情。」崔大偉是加拿大人，他覺得自己留學生的身份，帶給自己很多跟人交流的機會，而這些機會對國家之間理解彼此很重要。
張妮也是這樣想的。「我的童年都是奧運會、世博會，就是看到外國人，媽媽都會推我上去跟人家講話，訓練口語，」她對於中國與世界的碰撞有很多想象，而留學是一個機會，「它讓我看到了不同的世界、更多國家、文化、政治體之下，人們是怎麼生活和思考的。」
她在2023年到美國留學，那是中國疫情封控全面放開後的第一年。張妮記得出發之前，朋友在飯局上開玩笑，叫她不要當間諜。張妮笑了笑，「我覺得他們不會當真，但是大家就是會這麼說嘛。」
張妮非常喜歡中國的土地和人文。出國後聽到有人說中國不好或「反賊言論」，她都會感到非常難過，但也是因為她看見，才有溝通的機會。「我覺得這個世界總還是需要溝通的。」張妮說。
「海歸」還有什麼優勢？
近年來，中國留學熱潮開始回落，「海歸」大增。根據中國教育部數據，2020年海歸人數為77.7萬，首次超過留學的45.9萬人。而到了2021年，海歸人數更超過104萬。
不斷擴大的還有中國應屆畢業生——隨着大學擴招，2021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已高達909萬人。在就業場域上，海歸要和大量國內精英一同競爭，他們對自身定位有了變化。
一開始聽到國行不招留學生的消息時，陳劍說第一下感覺是被歧視了。但他後來思忖，覺得還是競爭者太激烈，「清華北大的都頂破了頭，就沒有必要為留學生再開這個口子」。
他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讀完兩年研究生後，在2022年回國，目前在百度負責金融體系方面的工作。儘管這家大學QS排名32，陳劍也不覺得海歸的身份帶給他優勢。「MIT（麻省理工學院）的話可能還是有一些閃光點，我的兩個學校大家都沒聽說過，知道也記不住，」他認為，「這是一個劣勢」。
剛改革開放後，學生大多拿着獎學金出國，被視為精英尖子。但出國留學變得容易，學位的含金量變相稀釋。有支持董明珠言論的留言認為，現在的海歸是一群「國內學習成績平平卻有錢的公子小姐」，「不是以前的海歸」。
現在一年制的碩士在中國網絡社群被稱為「水碩」，認受性變低。2024年，中國電動車巨頭比亞迪在校園招聘公告裡，明列了「國外院校不建議、一年制碩士不建議」。
那麼海歸在這個時代還有什麼優勢？
張妮認為如果工作是對外相關的，國際背景、視野還是有它的優勢。但是這個優勢或許在慢慢減少，「國內已經一直在強調『內循環』經濟模式，很多產業減少與國際市場的依賴，自然所在崗位就不那麼需要有國際背景的人。」
高鵬在工作中曾負責技術人員的招聘。作為一個招聘者，他坦言如果面試者有留學背景，「也會非常感興趣」。「他在國外大學上過學的話，語言能力可能不會太差……包括對國外的認知，應該還是有一些加分項吧。」
至於董明珠的言論，高鵬認為這有點「因噎廢食」，「海歸其實也是個中國人，只不過在國外有一段留學經驗、學習了更多的東西、擴張了自己視野，那並沒有什麼問題啊。」
高鵬覺得，警惕間諜是國家面對外部環境的一種防禦行為，但企業還是應該避免營造同一種氛圍。「商業行為是商業行為，可能受政治因素（影響），這個東西你不可避免，」他說，「但是你最好不要去把它放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