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或可稱為世界歷史「東升西降」的第一推動力
田飛龍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理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川普是美國總統的例外，是「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例外，也是西方自由主義聯盟體系的例外。川普的政治信仰是美國的保守主義，是美國的歷史與價值特性，是美國的本土文化與政治傳統，也是美國對一切「非美國」的淩駕與優先。
川普主義是美國文化與政治的一種「返祖」現象，是對美國立國精神中的「反聯邦黨人」傳統的某種精神回歸，是對美國的世界帝國規範體系的道德解構和霸權行動邏輯的重構。川普的「交易藝術」是以傳統帝國的「實力任性」取代世界帝國的「規範汲取」。
這是某種意義上的「原初美國」，但不是我們當代通常理解和見識的「規範美國」。這樣的美國一點也不美，而是國際政治叢林中的一隻「惡虎」。川普2.0版的這種「惡虎」形象初步展現。在基本邏輯上，川普主義需要區分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存在國內政治正義性與國際政治非正義性的共存和交織，由此折射出川普主義的多種複雜面。
在國內政治層面，川普採取的是服務「美國優先」及清理清算民主黨政府遺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以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為主要執行機構，開展大刀闊斧的政治清算和機構精簡工作，以最大限度建立絕對忠誠於川普的政府團隊和高效率的執行體系。這一層面的改革措施在美國民主政治與大眾民意方面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但與美國憲法及具體法治體系存在一定的衝突和矛盾，因此相關的司法糾紛少不了。
但川普對聯邦最高法院的早期「包裝」或可支援其部分改革措施。這一層面的改革與南美阿根廷的米萊主義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協同性，是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和政治哲學的政策化，都帶有右翼保守主義色彩，與海耶克思想路線存在契合點。
在國際政治層面，川普展現出一系列的非正義操作，影響重大而深遠，主要包括：
第一，領土擴張主義，主要包括對格陵蘭島、加拿大、巴拿馬運河、加薩地區的主權與直接控制權的訴求。這些訴求完全不符合《聯合國憲章》及西方各國共同秉持的國際法基本原則，是川普對國際法的蔑視、背離以及對美國早期「西進運動」的想像和模仿，是傳統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邏輯回歸。
第二，新門羅主義，主要體現在對加拿大、墨西哥的關稅戰以及對拉美事務的普遍干預，其主要行動目標是排除所謂的中國威脅和中國勢力。如魯比奧近期的拉美穿梭外交強迫巴拿馬退出「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呼籲整合拉美國家抵制所謂「中國共產黨」的滲透影響。這是對傳統門羅主義的回歸，即絕不允許非美洲國家干預美洲事務。新門羅主義將美洲作為美國的小院高牆，完全不符合全球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及國際法的基本規範。
第三，俄烏戰爭的妥協主義，主要是指川普在俄烏戰爭問題上持有不同於拜登主義的立場和策略，試圖通過施加多方面影響「結束」戰爭。這表面上有助於歐洲和平，但對於北約、歐盟以及烏克蘭如何承受戰爭已有的代價以及媾和的代價？川普和平方案到底是不是歐洲可持續安全架構的穩妥方案？對俄妥協是否會結構性損害烏克蘭主權與領土完整？歐盟是否會為川普方案買單？這些都包含了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甚至會留下未來的戰爭隱患。「頓巴斯妥協」是川普的諾貝爾和平獎墊腳石還是歐洲未來衝突的新導火索，尚不明朗。
第四，巴以戰爭的帝國殖民主義，主要體現在川普一邊倒地站在以色列內塔雅胡的立場上。其提出的「清空接管」加薩的計畫完全是一種踐踏國際法原則與聯合國決議的帝國殖民行為，其強制清理和安置加薩居民的計畫涉嫌「種族滅絕」，遭到聯合國及絕大多數國際社會成員的反對與譴責，甚至其西方盟友也壓倒性地表示反對。川普的「實力任性」外交過度偏離國際法和外交專業性，不僅成為笑話，也不可能具備操作性。
第五，對華貿易戰特別是關稅大戰的冒進主義，主要體現在川普上台之後迅速宣佈了對華加徵10%關稅並保留繼續上調的預期，對中國的正當貿易權益和發展利益進行霸權侵害，以此作為施壓手段，為其後續訪華脅迫做鋪墊。但中國不是1985年廣場協議時的日本，不是1991年的蘇聯，不是容易拿捏的身旁小弟（加拿大、墨西哥），而是在國家體制與國際法上堅定挺立的世界大國，故中國迅速做出了綜合性反制措施，堅決回擊川普的霸淩，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和國際法原則。
第六，以總體上的貿易保護主義、貿易霸淩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及對盟友的普遍勒索主義措施破壞全球化基本制度原則和產業鏈完整性。這是以美國的單純國家利益淩駕於國際法和全球化共同利益之上，不僅破壞撕裂了全球化的基本規則體系，也破壞撕裂了美西方自身的陣營體系，造成了美國與世界及人類社會的對立。
川普主義並不是特別精緻、規範、靈巧和富有文明內涵的政治哲學，而是「本土美國」對「全球美國」的政治文化批判及傳統回歸。
這是一個疲憊而惡劣的美國，是一個僅服務於美國自身利益而與人類利益、盟友利益相對立的美國，是一個內部軟實力與硬實力自我脫鉤的美國。經過「川普-馬斯克」的某種具有「美國中興」性質的內外改革，美國或許會在具體利益與民族國家重建上煥發生機，但將嚴重喪失全球主義的軟實力地位，快速收縮到民族主義和新門羅主義的範疇，同時美國將不擇手段地依靠超強實力攫取一切可見的外部利益，自我塑造為非普遍性的、帶有傳統帝國色彩及一定程度叢林法則底蘊的新帝國。
這是世界歷史的新動態和新進程。美國的「逆全球化」與「非普遍化」不僅標誌著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終結，還標誌著全球化與人類和平發展基本軌道的消解與轉軌，留下的是國際政治的「重新叢林化」、西方體系的結構性瓦解和非西方世界的決定性崛起。川普是舊美國和舊西方的終結者，滿足於美國優先的一切現實主義目標和利益，但他絕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全球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締造者與立法者。
當然，這一進程不會一帆風順和波瀾不驚，川普對「規範美國」、「規範西方」與「規範全球」的價值和政治撕裂，必然會激發各階層群體的波動、反彈和鬥爭，美國自身的精神內戰和「深層政府」的驚恐反擊必然會日益深化和升級，甚至「川普美國」的所謂新政是否能夠持續還需要持續觀察和審慎評估。但無論如何，川普還是打開了美國乃至世界歷史的「潘朵拉之盒」，為美國和世界的大變局提供了契機和可能性。
川普的意義是重大的，但並不偉大，客觀上他或可稱為世界歷史「東升西降」的第一人和第一推動力。他的交易倫理、非正義性以及對美帝國與人類共同命運的特定而偏執的理解與實踐，客觀上為人類探索非西方現代化、全球化路徑及文明新形態開闢了廣闊空間。
川普的世界歷史意義不可低估。同時，中國式現代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將因此更加凸顯其文明、道德、公平與普遍性意義及穩健光明的實踐前景。
